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内心是矛盾的。从小到大,我是写过一些文字,但论质量和内涵,我自认为是过于稚拙和浅薄的,用“文学”二字来冠名它们,是否过于自我陶醉或是自我吹捧?这就是我内心常常忐忑不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一直以来,我总自认为是一名忠实的文学爱好者,故就权且将自己的一些习作称为“文学作品”罢。
我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祖父是红军烈士,父亲是抗战老兵,家庭没有什么“黑历史”,所以童年生活相对比较单纯。我从小就热爱写作,这也可说是我与生倶来的一种天性。然而由于十年文革的原因,我们的学业几乎荒废,所学的课本知识少之又少,及至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我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无缘步入被人形象地称之为“象牙塔”的高等学府,去接受正规的系统的文学理论学习,这也是我至今深感痛惜、追悔莫及的一大憾事。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写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要被蔡天宝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老师的鼓励和同学们的赞誉,激发了我对写作的信念和勇气。及至上到初中和高中时,我对文学的挚爱和痴迷程度,几乎达到了忘我的境界。除了潜心写作外,我还四处搜罗各种文学名著,如饥似渴地阅读。
记得上高一时,我刚刚十五岁,我们的语文教师荣德洋老师,是一位慈祥和善的老人,他大约五十来岁,中等身材,留着一副漂亮的平头,眼睛总是闪着柔和的光。
荣老师的讲课深入浅出,饶有风趣,我和同学们都非常爱听,因此,对写作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第一次上作文课,荣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暑假里难忘的一件事》。我是农民的儿子,跟那个时候很多同学一样,放假了,不是跟大人们一起到棉花地里去寻虫,就是到水稻田里去扯草。那时候,农村刚刚实行年产承包责任制,每家每户的水稻田,都是种植的双季稻。暑假时期也正是割早插晚的大忙时节。所以帮父母亲收割早稻,铺场晒粮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手捧着组长发的崭新的作文本,左顾右盼望了几眼班上的其他同学,他们有的拄着胳膊,皱着眉头在沉思;有的俯着头,奋笔疾书一会儿,然后又咬几下笔头。而我,则凝思了几分钟,那天下大雨时,帮父母在禾场上抢收稻子的场景,如放电影一般,历历浮现在眼前。于是我握紧钢笔,头也不抬一下,一口气写下了三页的文字。
等到第二个星期作文课的时候,我高兴地想,我的那篇作文,即使不能打满分,起码打个八九十分是没问题的。可当我从组长手里接到作文本的时候,我傻眼了:作文中间除了改动了几个标点符号外,内容几乎一动未动。文章底部老师用大红笔批示:作文有抄袭之嫌。不过还是给了八十五分。
我一下子感觉到有些灰头土脸,心里既委屈又纳闷:明明这是我自己写的,老师为什么要说我是抄袭的呢?
那时的我,也许是太小不懂事的原因,竟然没有想到去跟老师沟通,解释,以至于后来,因为类似的事件,让我的人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是到了高一期中考试前的一堂作文课,老师布置的作文是,写你自己最熟悉最尊敬的一个人的事,如《我的老师》《我的哥哥》《我的父亲》等等,由同学们自己决定选题。作文是让同学们放学后,自己在家里完成。
我记得当时我二哥在离三伏潭桥头不远的三伏潭木工厂上班。那天晚上,厂里的师傅们都在加班,车间刨床的轰鸣声,木匠师傅们制作木工产品“乒乒乓乓”的敲打声,师徒大声招呼的喧哗声,透过玻璃窗传到二哥的宿舍里。
我坐在长方形的桌子前,摊开作文本,就着有些暗淡的电灯光,沙沙沙沙,洋洋洒洒,挥洒自如地写了起来。那天的我,不知道是怎么了,竟然文思泉涌,越写越有兴趣,越写越激动,一下子写了竟有五页之多,算起来差不多有三千多字吧?这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老师》,完全是我虚构的。写完作文后,我意犹未尽,久久沉浸在文章的情境中,一个晚上兴奋不已,难以入眠。
这篇作文,荣老师给我的竟是一百分,全文没有改动一个字。不过,在文末老师的批示是:能够耐心抄写五页,有提高。我以上所述文字,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没有任何虚假和不真实的描述。
期中考试后,学习成绩好和品德优秀的学生,大都分到三伏潭中学,其他同学,则分到夏市中学。因为夏中那时候学风不是太好,在全区是出了名的。
我的成绩本来在班上是非常不错的,教数学的周大林老师和教化学的邵纪英老师,对我评价都还不错,唯一给我负评的,是我的班主任及语文教师荣德洋老师,理由就是我抄袭成性,思想品德不端正,不思进取,影响不好。这样,我被无辜地分到了人们视为差等生的夏市中学。自此,我的自尊心受到打击,总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高一下学期,学校开始分文理科。我承认,我是有些偏科的。我本来对写作及历史地理课是十分喜好的,对物理和化学课不是很感兴趣。
我的班主任及语文教师高大友老师,也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老师。当时,分科的时候,我父亲正帮我送柴米到学校来,我跟父亲说我想进文科班,父亲就跟高大友老师说了,高老师告诉我父亲说,要进文科班很难,能进文科班的学生,都是有关系的和当官的子女,一般人是进不了的。为此我也跟高大友老师求过情,他直言帮不了我忙,没办法。
分到理科班后,从内心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上课时我有时自学文科课程,有时自己在下面写小说,老师也很少过问。
高考时,学生不允许跨科报考,我依然考的是理科,结果可想而知。除了语文成绩考得较为理想之外,其他科目就自不必说了。就这样,我与大学失之交臂。
高中毕业时,十六岁的我已经写出了三篇中篇小说,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我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投给《上海文学》《芳草》等杂志。虽说这些作品最终未能踏进文学刊物的大门,但却得到了编辑老师的中肯赐教和诤诤教诲,让我受益匪浅,至今难忘。
一九八六年,我开始在各类报刊发表一些小小说和散文作品,虽说只是些“豆腐块”、千字文,但我的劳动成果却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使我对文学创作的前景更加充满了信心。
为了更好地搜集创作素材,我除了广泛阅读文学名著,从中汲取知识宝藏外,还经常外出采风,深入到广西、海南、恩施、巴东等老少边穷地区,到人民群众中去寻经探宝。
一九九二年,我写的散文《致一位山村女孩》《故乡,你好》《我爱冬天》、小说《独家新闻》、诗歌《春天》《希望的田野》、报告文学《独领风骚》《一个支局长的胆略》等作品,相继被《仙桃日报》《鄂州日报》《湖北法制报》《中国棉麻报》等报刊采用,其中还有多篇作品获奖并入选国家级出版物。
正当我为自己在文学事业的征程中,受到一点小小的鼓励而信心满满时,一件令我猝不及防的事,又给我以沉重的一击。
一九九三年,我在广西十万大山体验生活后,写的一篇散文《山妹子》,邮发给《仙桃日报》。当时,《仙桃日报》桃苑副刊编辑荣俊武先生,已经对稿子进行了修改和编审,编辑部主任余斌文也审核通过,最后由总编张忠华先生终审时却卡壳了,不予审核通过,理由是:此文有抄袭之嫌。当我从荣俊武先生手里接过张总编用红色墨笔签下的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时,我心里没有震惊,也没有愤怒。我只是默默地想,难道仙桃市真没有比我有水平的创作者了吗?我是何等水平?我的作品竟然到了被总编认为是抄袭这样的水准了吗?我只觉得有些好笑,总编先生真是太高看我这个只是泥汗子的普通人了。
到了同年九月,我依然“贼心不死”,再次把稿件送到了《仙桃日报》的副总编张传彪先生手上。张先生也很欣赏这篇作品,稍作改动后,便审核通过,结果,在终审时,总编张忠华先生以“此文纯属抄袭”判了死刑。这篇作品在《仙桃日报》的宿命,可谓是难逃一劫。有了这些戏剧性的经历,可想而知,在仙桃市文学界,至少在《仙桃日报》社,我的小名是被人们所“不耻”的,要想翻身谈何容易?
可以说是天不欺人,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我把这篇我一字一句辛苦创作,没有抄袭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字的散文《山妹子》,精心誊写一篇后,送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交给《湖北日报》著名记者、主任编辑胡德民先生。
胡先生没有丁点大牌编辑的派头和居高临下的气势,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当着我的面审核了稿件。然后高兴地对我说,你的作品写的很好,语言清新,灵秀,意蕴深厚,审核通过,安排发表。不久,我的散文作品《山妹子》在《湖北日报》农村版副刊头条发表。
随后不久,我的散文《追忆黄金岁月》《邮递员之歌》,歌词《不再彷徨》,报告文学《失窃的舢板船》等作品,相继在省内外多家报刊发表。
两个孩子长大后,迫于生计,我辗转反侧于南方多地,劳累奔波。曾一度辍笔,将我酷爱的文学事业束之高阁,但一颗不安份的心,却依然放不下对文学的痴迷和挚爱。
二0一五年三月,我有幸与江山文学网轻舞飞扬文学社团的蓝天蓝老师成为网友,在她的力荐下,我注册了江山文学网,开始了网络文学创作,并于同年六月二十三日顺利签约江山文学网,并被评为江山之星。随后又在中国作家网、湖北日报网、盛京文学网等多家大型文学网站注册,发表各类文学作品八十多万字。
其间,我创作的散文《兔唇女孩》《抉择》被《当代工人》杂志刊发;小说《最美的风景》,被盛京文学网评为绝品小说,吉林大学官网予以转载,并评为最美小说;小说《水利局长陆笑天的心灵挣扎》,被沈阳市作协、《诗潮》杂志社、《绿地》杂志社及盛京文学网联合举办的全国网络小说大奖赛评为优秀奖;散文《尿爷爷》《往事,不堪回首》分别被江山文学网、湘韵文学网评为绝品散文;江山文学网文学夜校还组织多名知名作者对拙作《尿爷爷》进行研讨评析。
二0一九年,我先后在《河南经济报》《速读》《仙桃市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近十篇。我的散文《山乡之夜》,小说《山妹的心思》,在中国作家网发表后,被选入《大地上的灯盏——中国作家网精品文选2018》一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的文字,无不流淌着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对青葱岁月的放声讴歌,对人间真情的崇尚眷恋,对我身边那些小人物们生活的再现写实。这些文字里,挥洒过我的泪水,浸润过亲人的血汗,还有那些小人物们点点滴滴的辛酸和期盼。
回首我走过的文学创作之路,有艰辛,有苦涩,但更多的,却是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文学啊!你就是此生中,上苍赐给我甩不脱、挣不掉的精神磨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