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奶奶,其实我原本应该叫她外婆,因为她是我妈妈的妈妈。她矮矮的个子,身体特别消瘦,常常微露笑容的脸上看上去是多么地慈祥,布满皱纹的额头上流露出岁月沧桑的痕迹,炯炯有神的眼睛隐藏着对生活坚定的信心。
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一位年过花甲,两鬓白发的老人,经历了旧社会困苦生活的她一生劳累,致使每逢天气变化就感身体不适,特别是腿脚不利,常常需要拄着拐杖走路。但她不习惯安闲,仍然拖着沉重的双腿风里去,雨里来。在她的骨子里,透发出一种面对困苦生活不屈不挠的精气神。
奶奶出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饥寒交加,不堪想象。从小就为童养媳的她被高祖母苛刻管教,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骂也是家常便饭。
寒冬辞去新春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国成立了,迎来了新社会,人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但建国初期国家仍然贫穷,有很长一段时间,农民在生产队开展大集体劳动,吃大锅饭,当时生产力低下和生产资料缺乏,生活依然非常艰苦。爷爷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大集体劳动,而奶奶则一边做家务,抚育子女,一边还要在大集体劳动挣工分维持十余人的家庭生活。熬了一年又一年,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神州大地,继而砸破了大锅饭,实行了土地承包制,人民生活明显好转。时代变迁,日子比以前好了许多,但奶奶勤劳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每天仍然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如做饭,种小菜,饲养牲畜等。二零零二年春天,我们家修建房屋,年近八旬的奶奶还要拄着拐杖帮妈妈做饭,洗碗,打扫卫生。
二零零三年腊月,远在太原打工的我忽然接到家里电话,说奶奶有病严重,可能会有危险。听到消息我心急如焚,归心似箭。而那时又恰逢春运时期,全国铁路客运都非常紧张,太原站也不例外,我在太原等了两天,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坐上了回家的火车,于腊月十七回到了家里。在回家的途中,我几乎都在想一件事情—回家后是否还能再见到奶奶她老人家一面。
回到家里,只见奶奶被人扶着坐在炕上,已是瘦的皮包骨头,颧骨高高隆起,两眼深深凹陷,极其瘦弱的身躯已不能稳定支撑头部,加之眩晕头不停的在摇动。腹痛难忍地在呻吟。
我轻声地叫了一声奶奶,她慢慢的转过头来,没有答应我,可两眼注视着我,眼睛里含着一触即发的泪水,好像是在对我说,“孙子,总算见到你了”。
由于奶奶腹痛好久都没有明显好转,反而逐天加重,使她失去了信心,对生命产生了绝望,不愿意再用药治疗。可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被病魔折磨,初学中医的我便给她做思想工作,告诉她对自己要有信心,告诉她只要坚持服药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经过我反复开导,并不时说趣话逗她开心,她终于愿意服药了。我给她开了中药捡回来亲自为她煎药,鼓励她,看着她把药喝完。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周口服中药汤剂治疗,腊月二十三以后,奶奶自觉腹痛减轻,眩晕也有所好转,喉间的顽痰也少了许多,病情明显好转。就那样濒临垂危的奶奶从鬼门关里转了回来,艰难地度过了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
二零零四年正月,为了生活我又不得不外出打工,临走时我没敢告诉奶奶我又将走远,只是给她说我有事到亲戚家去了。虽然我身在异乡,但都会挂念着家里的亲人,特别是八旬高龄病重的奶奶,也曾几次打电话回家问奶奶的身体情况。
二零零四年农历二月十八日,因工地停电我没有上班,便三五人凑在一起玩扑克,玩的正高兴时,突然有人告诉我说奶奶去世了。奶奶去世的消息对我来说虽然算不得什么晴天霹雳,但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我慢慢的放下手中的扑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时我还是很镇静,没有让人看出我十分伤痛的内心,也没有掉下一滴眼泪。那天我没有吃中午饭,也没有再去上班,一头扎进了被窝里,希望进入梦乡来逃避令人悲伤而又无奈的现实。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天还没有亮,独自前往工地的我不禁又想起了奶奶,越想越难过,那时我再也无法压抑我内心的悲伤,顿时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许久心情才慢慢地平静下来。那一瞬间刻骨铭心,使我永远都无法忘怀。
奶奶走了,到今天已经是一周年了,但她那慈祥,和蔼的容貌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里,她那勤劳吃苦的精神开始在我们身上传承。
我永远的怀念奶奶!
庞永华作于二零零五年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