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内刊会员
张 孚
刚入夜，天气就开始犯起神经病。大北风一边嘬起嘴唇吹响尖利的口哨，一边挥舞着枯枝败叶，在村巷里横冲直撞。好一个淘气的家伙！它一会儿冲进院落，扬起一把沙子抛向门窗；一会儿又跑到供销社的门前，把一位晚归的颤颤巍巍的老爷子推了个跟头。那老汉也不是吃亏的主儿，从地上爬起身，拍拍腚上的土，便破口大骂：“刮！就会他妈的一个劲儿地穷刮！”
这是1969年的冬天，冰封大地，寒气袭人。我插队的小山村也和许多大都市一样，三天两头地召开批判会，收获了很多革命口号，却未能收获足够的粮食。农闲时节，家家户户都是早晚两顿粥。
此刻，我与同屋住的知青志强蜷缩在土炕上，听着狂风肆意地敲打着窗棂。晚饭吃了一肚子的玉米糁粥。那粥，我们称呼它“电影粥”，原因是：低下头面向粥碗，里面就会映出一个玉米糁味的你。用粥撑鼓肚子也解决不了饿，两泡尿后，肚子变成了一个瘪口袋。过一会儿，里面就发出咕噜噜、咕噜噜的呻吟。
饥饿，也是一种“痛”，虽不是撕肝裂肺，但它让你坐不稳，睡不安，站着发晕，躺着发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难受。我眼睛大睁，望着黑黢黢的房梁，忽然忆起萧红在一篇散文里描写的“饿”的感觉：“坐在小屋，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脑子里想“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当下，志强饿得几乎要发疯，在土炕上骨碌来，骨碌去；末了，将右手的五根手指攥成拳，猛地劈向面前的空气，嘴里恶狠狠地骂了句什么，没听清。
我无法入睡，索性跳下土炕，点亮油灯，趿拉着两只露脚趾的鞋，四处搜寻可吃的东西。瘦成竹竿的一个人，穿着小裤衩，哆里哆嗦赤条条地转着圈在屋里走，那形象该是多么的可笑！油灯晃动着小火苗，将微弱的光线扩散到烟熏火燎的土墙上，同时也复制了忽大忽小的身影。看到这些，心里酸酸的，想哭，却没有眼泪。
经过一番侦察，我向志强汇报：“眼下，屋里只有两种东西可吃，一是咸菜，二是凉水。”
志强说：“咬一口咸菜，喝一口凉水，这个方法行，能解饿。”
“放屁！”我嘲笑他道，“咸菜、凉水吃一宿，等不到天亮，咱俩都得变蝙蝠。”
志强认真地说：“你插队比我早两年，接触的人多。仔细想想，这个村的人眼下谁能给咱几口吃的？”
一句话提醒了我。沉思片刻，猛不丁想起一人，自言自语道：“对，就是他——寅生爷！”
志强问：“寅生爷是谁？”
我答：“说起来话长，当下没功夫摆龙门阵，我先领你去他那里打牙祭，留着那些闲篇，吃饱了再聊。”
他不相信，顶撞我道：“哥们儿，你不是糊弄我吧？你若拿我开涮，可别怪我跟你动真家伙。”
我说：“瞧你那假装能耐梗的德行！废话少说，穿衣服，拿手电，走人！”节气正当“三九”，穿的少，深夜出门，要冻成冰棍的！于是两个人一通儿忙活，凡是能穿的，都把它套在身上：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帽子围脖，手套口罩，武装成两个眨巴着眼睛的大圆球。
“寅生爷住在哪儿呀？”出离院门，志强回头问我。
我说：“他住村外的机井房，那地方离村子不远。”
天黑。风硬。一出村，北风的尖啸声如同火车拉响汽笛。它携带沙子、枯枝向人扑来时，裸露的脸立刻就感到针刺一样的疼痛。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赶紧转过身去。田间小路，曲折回旋。走在黑洞洞的旷野里，一脚高，一脚低，一不留神就会让石头绊倒或葛针撕破裤子。我和志强晃着手电，提心碎步，战战兢兢地走着，简直就是一溜跟头地摔到了目的地。
因为是深夜，敲门声有些震耳。机井房里先是传出一串干咳，随后便是一声壮喝：“谁呀？”
我立刻高声应答：“寅生爷，是我！”
门开了。冻得打颤的志强，第一个冲进屋。
“出事啦？”坐在炕头编筐的寅生爷，见到我俩突然深夜降临，放下手里的东西，嗖地站起身。
“没出事。”我赶紧说，“就是有点儿睡不着，便带着同屋住的伙伴到您这里串个门儿。”马上又找补了一句，“志强，快叫寅生爷。”志强立刻上前鞠了一躬，通报了姓名，算是打了招呼。
“为啥睡不着？挂念谁呢？”寅生爷问。
“谁也没挂念。”我说。
“那就是饿的！”寅生爷了解知青的处境，话说得十分肯定。
我犟嘴说不是，可志强却使劲地点头。寅生爷哈哈大笑起来，爽快地说：“你俩都上炕，炕上暖和。我来烧火烤红薯，这可是你们城里娃的最爱。”嘴里说着，点燃一把柴草麻利地塞进灶膛。转身对我说：“我用一下你的手电筒，去屋外地窖里拿点儿红薯。你也别闲着，帮我添柴烧灶。”
寅生爷提着一个柳条编的簸箕出去了。我蹲在灶前，往灶膛里添柴。志强两条腿骑着炕沿儿和我聊天。
“你怎么跟寅生爷这样熟悉？”他问。
我说：“我来这村插队比你早，那天是寅生爷赶着马车去火车站接的我。我们爷俩聊了一道……”后来我才知道，他16岁入伍，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八路，胸前布满了大大小小的伤口，有子弹打的，有炮弹皮炸的，有刺刀扎的。他一辈子没结过婚；因为没文化，复员后只好回乡当了农民，生产队照顾他，让他看守机井房。他是村里的“红火人”谁家有红白喜事，他都过去帮忙。村人对他很尊敬，年龄和他相仿的，见面都亲切地呼他寅生哥；上学的娃娃们，一律叫他寅生爷。
我一边说话，一边烧灶，接连往里塞了三块大柴，不但火势没有旺起来，反倒给压灭了，弄得满屋子都是浓烟。志强捂着鼻子躲在炕旮旯咳嗽不止，偶尔还间歇地骂两句：“废物！骡子……”
这时，寅生爷端着一簸箕红薯进来了，喊了句：“好大的烟呀！”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把屋门打开半扇。一时间北风呼地涌进门来，屋里的烟雾便逐渐消散。
寅生爷走到灶前看了看，问我:“在家没烧过灶？”
我说：“没有。”
他说：“人要实，火要虚。烧灶紧的添柴不行，要掌握好斤劲儿。”
我问：“斤劲儿这个词，怎么讲？”
寅生爷挠着头，眨巴着眼，琢磨了片刻，一笑，说：“斤劲儿就是斤劲儿，我是大老粗，没上过学，说不好。”
我忽然觉得我错了，不该对寅生爷这样刨根问底，赶紧连说了三句：“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
寅生爷烤红薯真是个手艺！他不让红薯直接接触火焰，而是把一块块红薯全藏进灶灰里，用灶灰的余温将红薯烘熟。这样烤的红薯软糯、香甜，表皮却一点不煳。
我和志强盘腿坐在寅生爷暖烘烘的土炕上，吃着香甜的红薯，听着屋外呼啸的北风。寅生爷坐在炕沿上，笑容可掬地望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爱怜的神情。
寅生爷是1992年农历5月初5过世的。那天雨下得很大，檐挂飞瀑若盆倾。在灵堂，前来悼念的人挤了一屋子。我向闭着眼睛的寅生爷深深地鞠了一躬，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仿佛被一片大哭包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