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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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
人海茫茫。
人的一生，会遇见各色各样的人，三教九流，或富或穷，或贵或贱，或开朗或内敛，或豪爽或各色，或行善或作恶，或笑脸相迎或心怀叵测，或温暖如春或冷若冰霜……等等，不一而足。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近珠者赤，近墨者黑。同样是一面之交，有人会相见恨晚，彼此推心置腹，从此成了朋友。而有的人即使曾经有过交集、甚至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多年，不过也只是漫长人生旅途中的过客，之后便形若陌路，彼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投缘与否，因人而异，全看缘分。
鄙人与这世间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凡夫俗子一枚，不过同样也有一些与自己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朋友。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尚称不上是朋友的朋友，也就人们通常泛指的那种广义上的朋友。要说是朋友，可我与他们向来若即若离，甚至也未曾谋面。要说不是朋友，他们与我之间联系多年，只不过大都只是君子之交，平淡如水。现代社会，发达的通讯成为我们之间联络的便捷纽带，而以文会友的文化传统，又让我们之间有了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默契，在我数十年的编辑和文学生涯中，此类朋友数不胜数。
花开处处，独表一枝。
我要说的这位朋友，姓侯名新民，叫侯新民。论年龄，侯新民长我近二十岁，我当然该称他为老师。之前，我与他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朋友牵线搭桥介绍认识。其时，我在《北京文学》任职，他是这本杂志的忠实读者。某天，我收到一封信函，白色信封，信封正面的左下角有竖排印刷的“红旗渠”手写书法及彩色的红旗渠缩略图，信封正下方是剪贴的纸条地址：“河南省林州市富苑港湾X号楼X单元XX号”。因为职业原因，于我而言，陌生读者来信来稿已成常态，收件人都写着我的名字，我自然会抽时间拆看。如果是来稿，因顾不上一一审读，我一般都是交给编务登记处理、分发给编辑；如果是来信，我会认真阅读，视情况亲自回复。而这封来自红旗渠故乡河南省林州市的信，比较特别。小时候，我跟随当乡村教师的父母生活在粤东农村，文化贫乏的年代，每月或每两月下乡放映的露天电影成了我儿时最丰盛快乐的文化盛宴，虽然那时候放映的电影还都是黑白胶片，可一部《英雄儿女》或《南征北战》，我百看不厌。而记忆中，那部反映河南林县（现为林州市）人民奋发图强、凿山引水的电影《红旗渠》，我也看了不下三四遍，影片所呈现出来的困难时期林县人民战天斗地、顽强不屈，渴望摆脱贫困、改变家乡面貌的民族精神，深深地打动着我，也一直激励着我。如今，这封来自红旗渠故乡的特殊来函，自然引起我的好奇与注意。我很快拆封，发现里面除了一封署名“侯新民”的简短来信，其余是几张《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新一期内容文字和标点符号复校表，每张复校表由上到下，左一行，右一行，都是手写体。左行列出的是杂志原文的文字或标点，右行是他认为有错需要纠正或商榷的文字或标点符号。再一细看，我发现他的复校表中，有个别改得对，也有个别改得不对，更多的是既可这么用、也可那么用的标点或通用字。比方“集”与“辑”、“到”与“至”、“成材”与“成才”、“其时”与“彼时”， 再比如同义词中可以彼此替换的词语，例如“漂亮”与“美丽”，“非常”与“十分”，“忽然”与“突然”……等等，不一而足。而标点符号的使用方式多样，文学作品中尤甚，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语言风格和使用习惯，比方有的作家习惯用短句，时常用句号替代逗号，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让语言趋于简洁。还有个别模仿西方现代派创作风格的作家，喜欢用长句子，几十个字甚至上百个字的句子都不用标点符号断句，让普通的读者读来很不习惯，而这位侯新民先生，大概就属于这一类读者。需要说明的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早有明文规定，无论是图书还是报刊，只要是公开的文字正式出版物，文字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二。如果出版的杂志真有那么多错可供纠正，那我们的杂志早该被列入不合格行列了。不过无论如何，像他这样如此认真细致的读者，从事编辑工作这么多年，我破天荒还是第一次遇到，因而不由得心生感动。
回过头再看他的那封简短来信，开头便称我“杨主编”，自然是写给我的，他自称是《北京文学》的忠实读者，之前从事文字工作，虽已退休，但依然对文字和文学怀有浓厚兴趣，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习惯于顺手将发现的错别字和标点记录下来，“供你们参考”。落款署名是侯新民，信末还留了他的手机号。照着对方提供的号码，我当即打了过去，对他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嘱我社相关编校人员逐一对照复校表中列出的文字及标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无论如何，都会感谢他的认真，因为这也是读者对我刊编校质量的难得监督。作为回报，我告诉侯新民老师自己不要再掏钱订我们杂志了，我安排发行部每期给他寄我社新出版的两本杂志，他很高兴地接受我赠刊的许诺。
不知是我的话鼓励了他，还是他习惯成自然，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乃至自此之后，类似的复校表连续不断，每月一次，每次都如期而至，落在我的案头。信封还是那种白色的、正面左下角有竖排印刷的“红旗渠”手书字体及彩色的红旗渠缩略图，信封正下方是剪贴的纸条地址：“河南省林州市富苑港湾X号楼X单元XX号”。每次我都将他寄来的复校表交给总编室相关的编校人员，嘱他们认真对照检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免辜负这位热心的侯新民读者。
杂志在一期接一期出版，侯新民老师的复校表依然是每月一次，月月不落地如期寄至我的案头。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如此认真的义务复校，且不说他每月需要支付邮资，单说阅读杂志内容并且一一挑列出他认为有错或存疑的文字和标点，就得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如此认真执著的读者，眼下这世界能有几个，尤其是放在当今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简直就是凤毛麟角，我甚至怀疑这位侯新民老师是否真的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再睁眼看看手头每月一次寄来的复校表，白纸黑字，真真切切，又回想第一次接到这样的复校表之后我同他通的电话的情景，所有的一切都确确实实，半点不假。我再次被感动了，以至于感觉到不好意思，觉得必须对这位执著的读者有所表示，否则于心难安。于是，我在数年之后的一期杂志稿费发放单上，给他开了两千元稿费略表心意，以回报他数年来兢兢业业为我社两本杂志文字义务复校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收到我社寄出的稿费，侯新民老师抑制不住意外和欣喜，专门给我来信表达感谢，并表示他阅读《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和《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喜好，并非要获得杂志社的什么回报，让我一定下不为例，以后不要再寄什么劳务费了。而我想：他迄今已付出了好几年时间的劳动，每月审读我社编辑出版的两本杂志，总字数超过45万字，还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一一列出文字复校表，数年过去，总复校量已经是上百期的杂志，总计超过数千万的文字量，他为此付出的心血、精力与劳动，可想而知也是惊人的，而我只给他开了区区的两千元稿费，他却如此态度，这让我不由得再次感动。个人对某种事物的喜好，原来是可以不计较得失的，而对于侯新民老师来说，这可能已是一种境界，一种修行，一种精神的愉悦与超越，它无关金钱与世俗。
之后的许多年，侯新民老师一如既往，雷打不动，每月如期寄来我社最新一期两本杂志的文字复校表，他只求喜好，不求回报。这期间，我与他并未有通信联系，甚至也再未通过电话，新出版的杂志和他每月寄出的复校表，成为我与他联系的唯一纽带，这纽带让我们无形中有着一种天然的默契。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11月我退休之前。除了单位工作上的必要交接，冥冥之中，我觉得似乎还有什么事需要有个了结与交代，于是想起了河南林州市红旗渠那边还有一位多年的文字义务复校员，遂又违背侯新民老师先前的本意，最后一次在新一期杂志的稿费单上，再次开出了两千元的劳务费，以示我退休前对他的最后感谢，不过我也未将自己退休的事告诉他，当然也未让发行部停止给他每月寄赠杂志。
退休之后，我彻底离开了原单位，也不知道侯新民老师是否还每月不落地寄来两本杂志的文字复校表，不过我已经交代过杂志社的编务，除了我列出的几家重点文学期刊需要为我保留、我会不定期去取，其他杂志及来信来稿可以拆封，与工作有关的一律交编辑部统一处理。
时间飞快，转眼间我退休就过去两年。
某日，我外出参加文学会议，顺路到杂志社取邮件，其中有一封是我熟悉的信封：白色，正面左下角有竖排印刷的“红旗渠”手书字体及彩色的红旗渠缩略图，信封正下方是剪贴的纸条地址：“河南省林州市富苑港湾X号楼X单元XX号”。所不同的是，信封上手书的收信地址和我的名字，字体陌生，并非我之前所熟悉的侯新民老师的字体，红旗渠缩略图案上还紧紧地贴着长条形的黑色条码，一看便知道这是挂号信，何况我名字的右边还特意附了我之前用的手机号（其实这号码我早已停用），可见寄信人对这封信是多么郑重其事，显然是希望这封信能寄到我手里。我拆开一看，与信封上的字体一样，很陌生，一看落款，署的名字是李兰英。我好生诧异，遂迫不及待阅读来信——
杨主编：
你好！
我是侯新民的老伴李兰英，感谢你这20年来对老侯的
支持与信任！2023年1—12月的《北京文学》都收到了。老
侯去年年初阳后身体一直欠佳，不能对两月刊拜读复校。
上半年断断续续住院，5月27日以后基本是在医院度过
的。每期月刊来后我都告诉他，他都点头微笑：“等我回到家
给杨写信说明情况。”这一等就是12月2日走完他的一生，
81岁。
我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打通，本应该早点给你写信，但我
没有走出失去他的阴影。
今天又收到寄来的《北京文学》，迫使我不能再拖下去了，
深表歉意，再次谢谢你！以后别再寄《北京文学》了。
礼！
李兰英
2024年1月12日
看完信，我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目光久久地定格在那封信上，一种斯人远逝、一去不复返的震惊与悲哀感瞬间从胸间涌起，很快弥漫全身。侯新民老师，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他二十年如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丝不苟地每期坚持义务为我们复校杂志文字和标点，这需要多么认真的态度、执著的精神、顽强的毅力和高尚的情操啊！苍天有眼，大地作证，这人世间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金子般的真善美，在这物欲横流的滚滚红尘之中，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熠熠生辉！
我当即拿起手机，从通讯录中调出以前保存的侯新民老师的手机号码，拨了过去，不料手机传来清晰的语音提示：“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我一时愣了，瞬间束手无策，进而意识到：斯人已逝，手机当然也会停机。如今人人都有手机，即便逝者的亲属，也绝无可能再启用逝者的手机号码。这么想着，我又翻来覆去检查起信封和信函，试图找到写信者李兰英是否留有电话号码，可一切都徒劳无功，除了信封正下方贴着的纸条明白无误地显示着对方通讯地址：“河南省林州市富苑港湾X号楼X单元XX号”，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联系方式。本打算立即给李兰英老人复信，然后快递寄出，可由于没有对方电话号码，快递也无法寄出。寄平信或挂号信吗？如今北京大街小巷上的邮箱早已绝迹，而随着手机、微信和快递业的普及，已经很少人会为寄一封信亲自去跑一趟邮局。何况我刚刚调换房子、入住在北京西三环路边上的一个居民新区，邮局在哪里我一无所知。本来就每天忙碌的我，为寄一封信亲自跑一趟邮局，似乎也成了一桩难事。于是，这事也暂时搁置下来。只是心里依然念念不忘，内心惦记着迟早一定要给李兰英老人复信。
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一天我忙中偷闲，终于决定静下心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给侯新民老师的夫人李兰英老人复信——
尊敬的李兰英大姐：
您好！我因退休两年了，一般情况不会再去原单位，
以至于您今年1月12日的信近日才收悉，迟复为歉！
惊悉侯新民老师已不幸仙逝，令我震惊与悲痛！一直以
来，侯老师义务为每期的《北京文学》两刊复校文字，一丝
不苟，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一直让我们感动、感怀和感激。
侯老师是一位品行高尚、具有较高汉语言文字修养的长者，
他的仙逝不仅是你们一家、也是《北京文学》的一大损失，
我们为此深感悲痛并深切怀念，愿侯新民老师千古！也希望
您节哀顺变、健康平安，万事顺遂！
收到您的来信，本想给您打电话，却发现您来信时未留
下电话号码，而侯老师原先的手机也已停机，只好写信，而
我家附近又无邮局，所以这封信寄到您手里时肯定也很迟了，
实在抱歉。我原来的手机也已经停机，现将我现在的手机号
码告诉您，收到这封信务请您回复电话告知。
顺祝春天安好！
原《北京文学》社长 杨晓升
2024年3月8日
写完复信，我依然为这封信该怎么寄出去发愁，向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及保安打听附近到底有没有邮局，均一无所获。细想也觉得很正常，如今通讯如此发达便利，放眼全中国，人人都有手机，除非迫不得已，不然谁还会光顾邮局？也因此，一般也不大可能知道附近哪里有邮局。
情急之下，我忽然意识到何不借用手机导航？我调出导航软件，输入附近邮局搜索，一排邮局选项瞬间蹦出界面、争先恐后列队向我报到——得来全不费工夫呀！我不禁窃喜，网络时代原来就是如此便利。我打开那排邮局列表一一查看，发现距离我家小区最近的邮局也有近两公里的路程。即使如此，我已经心满意足，也决心去跑一趟了。那天上午，兼顾健身锻炼的目的，我走出小区大门，步行近两公里，到邮局郑重其事地将信挂号寄给了李兰英大姐。
2024年3月11日下午，一个来自河南林州市的手机号码忽然拨响了我的手机，我当即意识到一定是侯新民老师的夫人李兰英大姐打来的，遂毫不犹豫地接通了电话，果然是她！
李兰英大姐的声音稍微有点混浊、沙哑，不过说话清楚、流畅，底气也还比较足。她告知收到我的复信了，我高兴地同她聊了起来，当然是首先忘不了对侯新民老师的称赞，感谢他二十年来无私奉献、义务复校我们的杂志文字，对侯老师的不幸仙逝表示婉惜与哀悼，同时再次劝慰她节哀顺变，她也对我表示感谢。电话之中，我还了解到她目前的一些情况。李兰英大姐今年也已经八十岁了，不过身体和精神状态尚好。侯新民老师去世之后，她一直独居。退休前她是林州市盐业公司（现已倒闭）的职工，目前每月有三四千元的退休金，两个儿子都是林州市自来水公司的工人，平时都忙着上班，偶尔会来看她，但平时三天两头会打来电话问候。我还了解到，侯新民老师退休前是林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室主任，正处级，与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去世后，留给李兰英老人大约有几十万元的积蓄和养老金，她将这几十万元用于自己养老并雇请保姆。显然，这一是个普通家庭，普通得像眼下全国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一样，他们一家人脚踏实地地工作、生活，平平淡淡，却也安居乐业；他们不富有，却也衣食无忧。侯新民老师一生从事文字工作，以文字为生，也以文字为荣、为乐，他长达二十年义务为《北京文学》两刊复校文字及标点符号，不图回报，只因为热爱。可惜随着他生命的终结，他像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凡夫俗子一样，悄无声息，难以幸免地永远消失在眼前这喧嚣的世界和滚滚的红尘之中。
纵然如此，也纵然他生前我无缘与他见面，但我对侯新民老师却无法忘记、也不应该忘记，毕竟他曾经出现在我生命的旅程和《北京文学》的编辑生涯之中。他所做的一切，即便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但他在我的心目却已经足够执著、高尚甚至伟岸，诚如古今中外一些名人所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鲁迅），“生命在闪耀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伯克），“只有平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实际上只有远离矫饰或特异的地方，才真实”（费狄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人生的意义在于助人为乐”（孟子）。而印度更是有一句至理名言：“伟大的灵魂，常寓于平凡的躯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侯新民老师长达二十年为《北京文学》所做的一切，已经像一道在我内心的天穹中划过的生命之光，永远闪烁在我个人的记忆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