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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季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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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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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 杆

在悠久的中国文化史中,有着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原本只是一种抽象、固态的物体,因为文人士大夫的关注,浸润,被泽上了一种人文情怀,开始有了意象,使得固化的事物蕴含了精神的元素,具有了生命形态,久而久之,便被赋与了独特的文化气质。

就像栏杆。

从中国古代开始,文人志士便有了登高的习俗。这一风气可以追溯到孔子。孔子在游历景山时,曾经对子路、颜渊说:“君子登高必赋”。《诗经》中也有记载“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到了汉代,登高能赋成为士大夫的一种人格要求。代代传承,成为文人学士的一种精神诉求,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人们登高,又有着登山,登台,登楼之分,而登楼倚栏则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所以,身倚栏杆,有着独特的历史情境,包含着鲜明的时代背景,蕴含着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意蕴。

从此,栏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符号,成为中国文人抒发情感,寄寓情怀的一个物象。

我们无法推测谁是第一个登高,第一个接触栏杆的人,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登高成为一种传统,演化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个精神气象。栏杆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一种载体,进而演绎为一种文化的呈现。来到这里的人们有着多重的心境,他们也不再是单一的倚栏,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是多重,还有凭栏,拍栏。当然,登临者也不乏闲情逸致的人们。但是更多的还是在国家民族遇到危难之时,各个朝代的文人学士、仁人志士们借栏杆表达自己的家国情怀。他们都是怀着大的愁绪和悲情,如乡愁,情愁,国殇。无论是哪一种,都是需要境界的,都是有着大的担当。他们往这里一站,少许的一个肢体动作,甚至不需要任何的表白,栏杆也会生发出浓烈的历史气韵。

栏杆,中国古称阑干,也称勾阑,早在周朝时期就有设置,最早使用的是木栏杆,石栏杆出现的晚一些。目前所见最早的是隋朝建的安济桥和五代建造的南京栖霞寺舍利塔上的石栏杆,是仿木形式。其建造本意是一种安全设施。

在物体上,栏杆是有高度的,但那是一种相对的高度,在精神层面上,栏杆的高度却是绝对的。同时,伴随着栏杆精神物象的展示,美便出现了。这种美含有多重含义,激越,豪迈,雄浑。于是,崇高也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文人志士的这种情怀,使得物质的栏杆赋予了生命力,如同一个个流动的音符,构建成了一个个瑰丽缤纷的意向组合。

栏杆成为他们精神的家园,心灵的磁场,同时有了塑造作用和定位功能。

栏杆成为其心中的小宇宙。不论朝代,姓氏,年龄,栏杆成为他们心灵的契约,他们在这里进行精神的相约,思想交流,进行着跨越时空的文化传递。

和栏杆亲密接触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使他们成为思想者,因为思想者大多是孤独的,是特立于世之人。

栏杆成为待响的鼙鼓。文人志士一个个的走来,击发出一声声的鸣响,营造出一个个的意象。他们或浅吟低唱,或者豪迈放歌,或者慷慨激越。栏杆,羽化为他们绵绵不绝的“心经”,定格为他们心中的一个母题,那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古人每一次的登临,每一次的凭栏,倚栏,拍栏,都是一次火山般情感的喷发,都是一次文学史上的绝响,这些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凭栏者,心膺浩茫,思接千载。

倚栏者,心绪繁郁,情思切切。

拍栏者, 心潮激荡,激情满怀。

随着一次次的登临,我仿佛听到一阵阵历史的涛声在这里回旋,一个个意向在这里定格,一组组雕像在这里完成。

栏杆,在这里所回荡的是一种天籁,是一种天人感应。只有与历史的脉搏同拍共振,才得以与历史同行。

看,从历史的深处——

李煜走来了,

李商隐走来了,

辛弃疾走来了……

凭栏,这里有李煜国破家亡的咏叹:

浪淘沙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倚栏,这里有李商隐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北楼》

春物岂相干,人生只强欢。
花犹曾敛夕,酒竟不知寒。
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
此楼堪北望,轻命倚危栏。
 

拍栏,这里有辛弃疾的激愤沉郁: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无论是李煜的咏叹,还是李商隐的抒情,亦或是辛弃疾的沉郁,栏杆已经成为他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情结,一个“磁场”,这个磁场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成为他们思想上的宇宙。

从古人的诗词作品来看,和栏杆相关的大多是词章,而且宋代尤甚。这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宋代是一个积弱的朝代,这也就决定了文风的特点。无论是婉约还是奔放,都能恰到好处的表现出人们当时的境遇和心情。

每一个栏杆都有具体的历史意象,都有特定的历史元素。这些元素聚集成了历史酵体。而那些仁人志士们紧扣时代的脉搏,和历史同步,与时代共鸣,成为思想的发酵者。

在一系列关于栏杆的意象中,拍栏是最富有亮色的。

辛弃疾在登高拍栏时,面对的不仅是茫茫旷野,山水景致,而是整个的宇宙,民族,人生。在手和栏杆的触点上,蕴含着他的理想、情怀、抱负,他的压抑与磨难。

这一拍,宛如虎啸龙吟,好像英雄长啸;这一拍,郁闷顿失,神清气爽;这一拍,气势如虹,血脉喷张;这一拍,成为一个定格,一种坐标。

今天,科学技术空前发达,文明程度也是今非昔比。各种传播途径应有尽有。早在19世纪末期,无线电报的发明,使得文字讯息瞬间传递到世界各地。更别说今天的手机、互联网技术,在倏忽间,任何信息可以穿越千里万里,到达地球的任何一个位置。纵然如此,这些技术却无法使人类的精神和思想能够完成历史的穿越,时空的跨越,更不能从一个时代传递到另一个时代。

文化与精神层面的传递仅仅依靠敲打键盘是枉然的,还须依靠文化的意象和心灵感应。而栏杆已经超越了它应有的范围,成为一种思想的“传感器”,对于历史文化有着遥感和跨越时空的传递功能。

 

21世纪的今天,没有谁再在寒风中、在秋意里凭栏,倚栏,更没有人再去拍栏。人们不再凭栏远望,不再壮怀激烈。既没有了婉约,也失去了豪放。在人们意识里,俱往矣。好像那一切已然远去,那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浪漫、情怀。今天没有了那种语境,没有了那些境界。今天的社会是商品社会,今天的时代已经不需要那种昂然之气,不需要那种家国情怀。再者,凭栏能够等来金钱吗,倚栏能够得到别墅吗,拍栏能够拍来财富吗。在他们的思维中,那一切都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是内忧外患的结果。而现在是和平年代,没有外来侵略,人们齐心协力构建和谐社会,全国一起奔小康。当然,这是一种误区。这是责任的缺失,是情感的枯竭,是理想的迷惘。

在今天的新常态下,并非一切风平浪静,并非没有内忧外患。无论是世界局势,还是内部矛盾,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居安思危。不少的人都在登高,他们不是为了望远,不是为了抒怀,更失却了辛弃疾在《声声慢》中的词句“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的那种浩大的家国情怀。他们都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只是这种愁绪都是个人的,他们既不是凭栏,也不是倚栏,而是跨越了那道本来是当作安全防线的栏杆,纵深从高处跳下,结束生命。本来是抒发情怀的栏杆,在今天,却成为一个个不能承受之重的生命之殇。说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着很多的无奈,沉重,挫折。这样的悲剧时常上演。是真正的高处不胜寒。      如果我们的心灵不设防,物质的防线,再高,再密,也是枉然。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心中永远都要存“内忧外患”之念。特别是今天,每一个公民,更需要家国情怀,更需要责任担当。需要有人仰天长啸,需要有人独上高楼,需要有人望尽天涯路,需要有人慷慨悲歌。需要有着大籁的情愫,忧国忧民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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