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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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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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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飘四溢老油坊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香飘四溢老油坊

褚广崇

此生,我曾遇到一些人,想起他们,心里就是温暖;也曾去过一个地方,想起它,面前就扑满清香。

时间侵蚀着岩石、树木和记忆,有些风化成土,有些随水而逝,有些却清晰为永恒。

老家门前不远,一条小河逶迤而过,河畔边一条黄土路向西,下坡道,右拐朝北,在一段崖坎下面延伸,一直抵达老油坊门口。

油坊在村子的西北角,三孔窑挖在一个崖坎上,坐东朝西,门前有个水渠,是从上游河道引过来的。在油坊北边几十步远,有个磨坊,旁边安了个大水车,水车能带动磨坊里的石磨。炒好的净子(亚麻籽)和元元(胡麻籽),搭在石磨上,磨成香喷喷的油油(油料碎瓣),用架子车拉到油坊里榨油。

那年,我上小学,放学快到家了,看到古城嘴上插着一杆杏黄旗,兴奋极了,紧跑几步进家门,把书包扔到西房炕上,哒哒跑出门,奔向老油坊。

“你今儿放学咋这么早?”

陶叔笑着问我,停下了揪在麻袋上的两只大手。他正从马车上卸油料,往油坊侧窑里摞。泛蓝色的中山装上,蹭着五马六道的脏土。人也是灰头土脸,额头上涔涔的汗水,在脸上划出了道道沟壑,好似他撞上了一个蜘蛛网,尘封已久的那种,显然,也还来不及伸手擦去。

我只是笑笑,并不回答。从小,我是个不太爱说话,也不怎么会说话的孩子。对此,陶叔习以为常。

“陶叔,还拉一趟吗?”

“你想坐马车了吧?”陶叔狡黠地侧眼看我。我脸一热,算是回答了。

“等我卸完了,咱们就走!”他“嘿”地一声,扛起一个沉甸甸地麻袋,小跑着往窑掌里走,背影像电影里冲锋上阵的战士。

陶叔是外乡人,在村里是独户,是从东山根招来的女婿,不知为啥,最后却离了婚,妇人带着个男娃另嫁了。他却没走,一直住在村西崖坎下的那孔土窑里,靠近河道,离窑上东边的我家也不远。由于他家离油坊最近,没有拖家带口,油坊大门的钥匙就归他管,他经常在那里上夜值班,大约有十几年了。

我俩是忘年交。那个杏黄旗是我们的约定:旗子插着,他就在油坊。古城嘴是他家北边崖坎上的一处高地,是他从家到油坊的必经之地。

“长娃,上车了!”我回头一看,陶叔已经把马车调转了头,人坐在车辕上,手里拿着一根长鞭子,驾辕的那匹枣红骒马突突地打着响鼻,黑色的大眼睛看着我。

陶叔赶着马车,穿过村子居民点,朝大场旁边的饲养场走。小伙伴们看到了,大呼小叫地涌过来想上车,陶叔轰赶了他们。我冲他们扮鬼脸,哈哈大笑,得意极了。

油料麻袋摞在饲养场旁边的一间平房里,下面垫着两层青砖。净子麻袋靠南,元元的靠北,高高的两大溜。陶叔装车的时候,顺娃和贵娃兄弟俩过来帮他。陶叔说,油料要随拉随榨,今天拉的这几车够榨三四天。

“明儿榨油,你上着学呢,怕来不了?”在返回的路上,陶叔扽着缰绳,侧脸问我。我知道,他这是故意激我,省怕我不来。

“我礼拜天过来。”

在期盼中,礼拜天到了,天一放亮,我就醒来了,一轱辘从炕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揉几把眼睛,脸都不洗,就放趟子往油坊跑。

初秋的清晨,路边草叶上还顶着露水,随着我哒哒地跑过,它们惊慌失措,做了一个晚上的好梦,被我惊醒,纷纷坠落,重归大地,听不到半声叹息。

老远,我看到了油坊崖背烟囱里冒出的白烟,缓缓向上升起,最后消散在苍茫的天空。

快到油坊,我闻到了炒净子的味道,走到窑门口,一阵清油的香味,朝我扑来,几乎让我一个趔趄。

“长娃来了?赶紧过来添点柴!”陶叔眼尖,我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我坐在灶门前的木墩上,往灶膛里添了几把柴,看到火苗呼呼地扯着,像在冲我笑。

陶叔和刘汉南在锅台上,他俩面对面站着,手里各拿一把大铁铲,在用力翻炒着大铁锅里的净子,油坊里弥漫着炒净子和清油混合的味道。

锅台旁边三个硕大的长吊笸篮,两个里面已盛满了熟净子,等到第三个满了,他俩就能歇一会了。三个笸篮摞在一起,正好装满一架子车,就拉到磨坊上磨。

“你吃了吗?我布袋袋里头有馍馍呢,你吃一块。我多拿哈着呢。”陶叔大声对我说。那些年,他一个人过,茶饭练出来了,做馍馍喜欢多放香豆子,我尝过几回,好吃的很。那时候,谁家的日子都艰难,我不去拿,也不说话,只往灶膛里添柴火。

“腾!”陶叔从锅台上跳下来,从挂在油坊窑墙上的布袋里取出两角馍馍,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我急了,赶紧站起来说:“我吃了,我不饿。”他把馍馍立在灶膛口,转身“嗖”地又跳上了锅台。

“这个娃那懂事腾姆,他良哥家的娃娃都是这!”刘汉南停下手里的铁铲,笑着对陶叔说。

“不吃了,就回去,少来!”陶叔的生气挂在脸上,我有点怕,就掰了一小块,把剩下的馍馍立在灶膛口,给他烤着,等会儿让他热热地吃。

三项叔,张标仁,姚姑父,高爸,柱子叔,在我慢慢吃馍馍的时候,都陆陆续续来了。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手表,但掐时间个个都是高手。

“这个娃娃咋来了?过来让我揣一哈牛把子!”张标仁见我在,笑嘻嘻地大声说着,卷着袖子,走过来就要动手。他和我平辈,见了面就逗闹,其他几人都是我的长辈,有着在小辈面前的尊严和分寸,很少跟我开玩笑。

“长娃,你给他掐个牛牛吃,把那个老遭瘟的给涨死去。”陶叔笑着给我出主意。我赶紧在裤裆那里揪了一下,往张标仁嘴里喂去,大人们都让我的举动惹得哈哈大笑,油坊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三项叔,高爸和张标仁从套窑里抱出一些席芨胡草,一股一股地捋着,开始打草底子;姚姑父和柱子叔整理着吊担绳,掀开了油缸和油溜子上的草盖子,把木楔子码放整齐,从窑掌那里提过来两个大铁锤。陶叔和刘汉南俩人的炒净子最后一锅马上就好了。

这时候,透过油坊门口向外看,阳光已经洒在远处的河崖与西河滩的糜谷地上,金黄一片。七队的瓦窑顶上,几缕青烟袅袅升起。旁边,担水饮窑的人,上下行走,小如蚂蚁。

“装净子,上磨喽!”陶叔吼了一嗓子。随着这一声,他把大铁铲往锅台脑脑里一扔,腾地跳了下来,身轻如燕,犹如练过家传功夫。

姚姑父和柱子叔齐声答应,走过来抬起一个大笸篮就往外走,在门口的架子车上搁稳,我帮着踩住车辕,以防翻倒。

“陶叔,你吃烤热的馍馍,我去磨坊看磨油油了。”我冲着油坊里面喊了一声。

“小心别掉水渠!”陶叔在我身后喊着。

柱子叔拉着架子车,我和姚姑父在后面扽着,布鞋踢起很多塘土。几十步的下坡路,很快就到了。

水渠里的水很大,扑哗扑哗地自南向北涌动着。身形庞大的水车,静悄悄地等着我们的到来,阳光照到它的身上,沧桑而温暖,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磨坊就建在水渠上面,坊内有一副石磨,石磨的下盘连着一个曲轴,它和水车的转动轴相连,打开水车后,磨盘转动很快,比人力推搡的石磨不知快多少倍。

柱子叔和姚姑父抬笸篮进了磨坊,在青石台上搁好,柱子叔用小簸箕往石磨眼里灌净子,倒了个高堆堆,他接通了水车和水磨,不一会儿,下磨盘就刺棱刺棱地转动起来了。

我眼见着净子堆堆往下降,磨眼就像个贪吃蛇,把净子一口一口吞下肚。

磨眼没有饥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没有饥饱。

像地雀雀眼珠一样明亮的净子,褪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了褐色的油油,呈粉末状的碎瓣,从上下磨盘的沟缝中挤脱出来,扑簌簌地落到了光滑的磨台上。

磨坊内每个角落,顿时充满了油油的香味。

柱子叔继续给磨眼里灌净子,饥肠辘辘的我,羡慕着磨眼和石磨,这么香的东西,让它们先吃了。

姚姑父左手握着簸箕,右手拿着油乎乎的老笤帚,绕着磨台走,踩起微扬的尘土,往簸箕里收油油,满了,就倒进笸篮里。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省怕惊动了刺棱刺棱进食的石磨,或是外面哗啦哗啦转动的水车。水车转了几百转,油油的香味在我的鼻腔内也转了几百转。

等到熟净子上完磨,油油装满了大笸篮,姚姑父和柱子叔再把它们抬到架子车上,拉回油坊,他俩的这一趟任务就算完成了。

油坊窑背上的冰草和蒿草,青绿油绿,并不茂盛,草尖上顶着阳光的晕圈,绿里透着金黄。油坊拱形的窑门,像张开的嘴巴,油腻腻、黑乎乎的,静默地对着西山洼和尖山墩。

我们回来的时候,陶叔已经吃完了馍馍,他和刘汉南早就在另一个大铁锅里烧开了水,白色的蒸汽从锅盖的边缘咕嘟嘟地往外冒。

他们和姚姑父几个一起,用簸箕往四五个大笼屉上装油油,满到和笼屉上沿齐平,给大锅沿上衬一个胳膊粗的草圈,把笼屉抬到大锅上,一个摞一个,对好茬口,最后盖上笼盖,烧大火,开始蒸油油。

“陶叔,油油咋不磨完了就榨,一定还要蒸一哈呢?”

“油油蒸透咧,才肯榨出油。”在我心里,陶叔就是个问不倒的人。

“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油?”我又问。

他呲牙笑了,眼睛很亮,大手摸了一下我的脑袋瓜,说:“你问的是出油率!饱净子一百斤能榨三十八九斤,差点的能出个三十三四斤。元元能出个二十三四斤。”

我那时候知道啥是个出油率呢,就想知道一麻袋净子和元元能榨多少清油。

油坊的地面,黑几溜光油汪汪的,一脚踩上去,几乎能踩出油。甚至窑墙和窑顶上的泥皮,窑门和它上面的那片崖面子里面熏的油,似乎都比很多人家炒菜锅里的油还要汪。

三项叔,高叔和张标仁已编好了十几个草底子,套在了轮圈上,就等油油蒸透出锅。刘汉南坐在木墩上,给灶膛里添着柴,灶火映红了他黝黑的脸,帽沿上也渗出了汗。

陶叔从侧窑里扛出一包净子,搁在锅台上,解开袋口的细麻绳,净子“唰”的一声,跳进了大铁锅里。第二拨净子又要开炒了。

这时候,我才发觉,这七个大人,在忙着手里活的时候,都很少吼喊说话,而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他们不用任何演练,就能相互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哪里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多少年的默契,才不会有半点差池。

油油在蒸笼里加热,深褐色的笼缝里突突地冒着白色的蒸气,汇聚到笼顶上端,消散得不见影踪,它们也携裹着诱人的香味,在油坊窑内弥漫,让我垂涎不已。

“长娃,你站过来,别挡路。等揭笼咧,我给你捏个油窝窝。”陶叔喊着我,用大铁铲翻炒着净子,手并没有停,汗水扑打着他的额头和脸膛。

我知道,马上要包油油、制油坨了。这是整个榨油过程中最紧张、最好看的一个环节。三项叔和张标仁都是有名的包油油大师傅。他俩因为有这个手艺,在油坊里说话就很有权威。

“掀笼盖!”听到这句话,柱子叔一个箭步,跳上了锅台,一把揭开了笼盖,一团蒸汽腾地蹿到了窑顶,像个蘑菇云。这时候,刘汉南也跳上了锅台,他俩拽起笼屉绳,依次取下每个笼屉,姚姑父和高叔接过笼屉,向包坨台快速走去。那里已经摆好了六七个大轮圈,衬好了草底子,就等着热油油的到来。

“倒!”三项叔和张标仁早已挽起了裤管,光着脚,等在包坨台旁边。“噗噗!”热腾腾的油油倒进了轮圈。三项叔和张立仁抬脚上轮圈,脚底板边踩油油,边收压着席芨胡草,草叶压在油油里,成为油坨的筋骨,这样油油才能成为一个瓷实的圆饼。

很快,一个饱肚子刺猬一样的油坨就制好了。油坨大约有一拃厚,筛子那么大。高叔挽起袖子,抱起一个油坨,快步走到油担下面,把油坨放到油溜子的中心位置,起身后退两三步,左右偏着脑袋,瞅瞅油坨放的是否端正,然后转身返回,等着抱另外一个。

一个鸡蛋大的油窝窝,悄无声息地塞到了我的手里,热乎乎的。我转身感激地看了一眼陶叔。“不能吃太多,吃多了把不住后门。”他说完,坏笑一下,转身紧走几步,跳上了锅台,继续翻炒净子去了。

大概不到一个课间的时长,六七个油坨就制好了,整整齐齐地摞在油溜子上,油坨还冒着丝丝热气。而姚姑父用粗麻绳从下到上螺旋捆绑轮圈的步骤也紧跟着完成,并和高叔一起,往轮圈顶上压了个厚厚的木盖。

劳动的节奏和快乐,最早给我美的启蒙,是小时候在村里的两大手工作坊内完成的:村北的瓦窑和村西北的油坊。

“下油担!”张标仁高喊一声。

柱子叔解开了绑在天辘轳架下横档上的吊担绳,和高叔、姚姑父一起拽着,辘轳徐徐转动,吊担绳缓缓下降,油担像一头巨兽,扭摆着油腻腻的身子,“嘎吱吱——”叫唤着朝下探头,似乎要咬人吃人。

油担长而粗壮,得有一人合抱,两头稍细,一头套在方木架中,上下有移动的空间。一头穿在空旷的天辘轳架子里,上面系着吊担绳,绳子穿过架顶的辘轳,长长地垂到地面。油担的这头还搭着一根粗绳,下面连着一个大碌碡。

“咣当”一声响,油担落到在了油坨顶端的厚木盖上,油坨受到了油担的挤压,开始缓缓向下变薄,浊黄的净子油开始从轮圈四周的缝隙中点点渗出,继而涓涓成流,顺着麻绳壁,缓慢流进石质油溜子四周的凹槽内,汇入油嘴,形成一小股溪流,浓郁诱人,叮叮当当地落入深嵌在地面下的油缸里。

“挂碌碡!”高叔、柱子叔和姚姑父一起,拉拽碌碡绳,陶叔和刘汉南也扔了铁铲,过来帮一把手,最终把碌碡拉起,空悬在油担一端,离地面有炕沿那么高,仍微微晃动着身形。

“夹楔子!”张标仁拿起一个头戴铁箍的长木楔子,塞入油担下两块木方之间,高叔和三项叔各轮一把大铁锤,交替出手,三下五下,就把木楔子砸进方木缝隙里面。

“再夹!”又有好几个木楔子咯吱吱地挤进了方木内,方木一寸一寸地抬起,顶着油担这头,和挂碌碡的那头形成合力,压榨着油坨里的净子油。

挥舞的铁锤,变形的木楔,沉重的油担,悬空的碌碡,额头的汗水,让尘世间的烟火多了几丝醇香,添了几许厚重。

此刻,轮圈四壁的油,流量已然加大,有壮麻绳那么粗一股油,咕咚咕咚地流入了油缸。站在缸边,新榨净子油的浓香,扑鼻而来。

在夹满木楔子之后,三项叔和张标仁时刻观察着油坨上的出油量,在看到出油少了,就开始卸掉木楔,降下油担这头的方木,喊一嗓子:“降碌碡!升油担!”柱子叔、高叔和姚姑父一起用力,降下碌碡,拽起吊担绳,把油担一头升起,把绳子重新栓在天辘轳架下面的横档上。

三项叔和张立仁把厚木盖抬下来,拆掉麻绳,把每一块轮圈依次取下,从轮圈里倒出油坨,大榔头轮开,砸成细末,装入笼屉上锅蒸,重新包一次油坨,再榨一次。直到再也没有清油流出,油坨就成了油渣坨,码摞在油坊的墙根,或作饲料喂牲口,或当肥料撒入土地。

嵌在地下的油缸满了,就用木提大勺舀到桶里,倒进窑墙根的大油缸里,缸口压上草盖子,让渣滓沉淀几天,舀出来的清油,醇香四溢,亮黄如琥珀,才能成为家家户户饭桌上的美味。

在大榔头挥舞着砸油坨的时候,柱子叔和姚姑父已经拉着炒熟的净子又去磨坊了。陶叔炒完净子,汗流浃背,此刻,坐在油坊门槛上,抽着旱烟棒子,望着远方的河岸和糜谷地,也抬头凝望一阵天空。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也不看我,好长时间都不说话。我也不说。或许他在想儿子呢。他也累了,需要安静地歇着。门槛和旱烟也许能给他许多安慰。

“长娃,你说,咱们农村人干的这些活,苦吗?”过了许久,他才扭过脸来,问了我这么一句。他的眉毛上还挂着两粒灰渣渣。

“不苦,我喜欢呢。”我这么说着,伸手给他擦去了眉上的灰渣。那时候的我,知道什么是劳动的累和生活的苦。在我眼中的农活,都跟戏台上的秦腔一样,美的很。耕地磨地,摆篓间苗,放水收割,拉麦寻草,做瓦烧窑,榨油推磨,赶羊放驴,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美妙无比。

“这娃超着呢!你们家可是书香门第,你要考上大学,将来当公家人,吃口轻巧饭,别像我。”陶叔喃喃地说。我当时并不全懂他的话,只晓得他盼我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等到陶叔帮着大家,把第二拨熟净子榨完两遍的时候,时间已到了中午,该回家吃饭了。他们每个人都累得筋疲力尽,衣衫湿透,脸上少有笑容,看起来都油麻苦楚地。张标仁也累得不和我逗笑了。

他们肩头披着上衣,走出了油坊,陶叔转身拽门扇,套上铁扣子,“咔嗒”一声锁了门。这一声,把清油的浓香也锁在了油坊里。

陶叔背着手,脚步沉重,犹如戴了无形的镣铐。我和他一起,沿着那条黄土路往回走,我们很少说话。在古城嘴那里,我们分手,各自回家。他回去做饭,吃了就得马上返回油坊,下午还得继续干活,而我却能找伙伴们疯玩疯耍。

陶叔在油坊上夜值班,有个周末晚上,我征得父母的同意,去陪着陶叔,在油坊的大炕上睡过一晚。

我到油坊说明来意,他高兴地不知道怎么招待我。昏黄的油灯下,他的眼中闪动着喜悦的泪光。他从大油缸里舀了小半勺清油,走过来,马勺里的油扑闪扑闪地。他把油倒进锅,放火热油,把他带来的一角馍馍掰成了核桃大的小块,炸得金黄酥软,捞出来给我吃。我多久没吃过炸馍馍了,那是我从小到大吃的最香的一次!

躺在大炕上,陶叔和我各盖一条被子,大炕热乎乎的,舒服极了。他不愿说他的身世和儿子,我也不再多问。他吹灭了油灯,给我讲村里油坊的往事。

“十多年前,咱村周家出了一个县长,一个队长,你知道吗?”陶叔就像个说书人,说的有板有眼。他比我大三十多岁,对于油坊的过往,知道的肯定比我多。

“县长是我五舅爷,队长是我四舅爷,周家是我奶奶认的娘家。”这个我知道,奶奶和爷爷经常说起的。

他接着说:“对着呢。有一天,他们弟兄两个坐在一起喝酒,合计着建了这个油坊,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那时候还没养哈呢,怎么会知道!”他哈哈笑着,翻转身,爬在枕头上,“刺啦”划着一根火柴,点着了早已卷好的旱烟棒子,继续跟我说话。

“咱们这个油坊好着呢。除了给咱队里榨油,别的队的也把净子和元元拉来榨,咱们收加工费,或者用油料抵加工费,有时候用油渣都抵换呢。”

“要油渣干啥呢?”

“油渣是个宝啊,除了当饲料、肥料,还能卖钱呢。这个油坊就是咱队的小工厂,一年下来,毛利润好着呢。”陶叔的烟头一明一灭,在油坊巨大的暗室里,充满着神秘的气息,似乎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烟头里跑出来的。他说话的口气像个厂长,可他明明是个在油坊里干活上夜的伙计。

油坊里,旱烟的味道,混合着清油的香味,闻起来熟悉而美好。陶叔继续说着当年他们怎么挖窑,怎么往来引水、架水车、安石磨……我开始还听得饶有兴趣,随着瞌睡不时袭来,听得就有一搭没一搭地,最后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听他说这些。

过了几年,队里的土地和牲口分给了各家,据说油坊争议较大,不好公平分配,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那时候,故乡农村已经有了电,人们用架子车拉着净子或元元去黑城用榨油机榨油,非常方便,油坊也逐渐没人用了。村里几个胆大心活的人,把油坊里的油担、大油缸等偷偷地卖给了外村人,自己落了钱。

我最后一次去油坊窑里面,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去的,那时我们都已上了初中,但对油坊却留存着一份持久的感情。

到了油坊,我们发现木门不见了,大炕塌了,油担、油缸、大铁锅也没了,天辘轳和方木架子倒了。油溜子和嵌在地下的油缸还在,恐怕是因为难以搬走,才残留在那里,上面却落满了厚厚一层黄土,鸟屎斑驳,蹄爪印痕散乱……

油坊门前的水渠早已干涸,水车歪斜残损,磨坊顶壁塌毁,磨盘还在,只是再也不能转动,它和水车失去了联系,便意味着让整个世界抛弃。泥渣塞满了磨眼,我看不到它的眼神,只希望,里面不会是幽怨。

我不知道在油坊干过活的人,像陶叔、三项叔、张标仁、刘汉南他们等,看到这个景象心里会怎样想。或许他们都已来过,就再也不愿踏入油坊半步。他们的心上肯定在滴血。

村里跟我同龄的孩子,或比我大些的,几乎都来过油坊,在这里看着大人们的忙碌和流汗,闻着清油的香味,口水盈动。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油坊带给我们的,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奔到陶叔家门口,想去找他坐一阵,却见他家柴门紧锁,门前罕有人迹。

等我腊月放假归来,母亲说,你陶叔在外面打工,给村里人捎话说:过年不回来了。我怅然若失,想起了很多老油坊的事。我也想着,陶叔在外面是逛野了,连年都不回来过。可是,一个人的年,在哪里不是过?

我转到了老油坊那里,发现油坊窑顶都坍塌了,黄土掩埋了嵌在地下的油缸和油溜子,还有那曾经黑几溜光的地面和包坨台,它们上面熏染着清油的精魂,它们的营养让这片黄土上的野草疯长,干枯后都是鹤立鸡群,比窑外面的草高出一大截。

老油坊的窑顶塌了,随之一起坍塌的还有传承了千年的手工文明和朴素的生活方式,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味觉记忆,也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生活智慧。老油坊的清香味道,是否会从这块黄土地的缝隙中流逸而出,在塌陷的窑顶上空,氤氲缭绕千年?

这些年来,我每次返乡,都要和村里人打听陶叔和另外几人的情况。

陶叔在固原一个工地上看门,前几年让儿子接去了内蒙呼市,在那里颐养天年。据说,儿子和儿媳对他很好。原配妻和她老伴均已亡故。

高叔、刘汉南和姚姑父已相继去世,埋在离老油坊不远的的坡洼上。

三项叔和柱子叔都已年逾八旬,身体尚好,餐饭可加,住在村里。

张标仁,去年暑假我在路上碰见,他拄杖而行,眼花耳背地已认不得我了。我伏在他耳边大声说我的乳名,他激动得泪花闪闪,紧紧抓着我的手,沙哑地说:“长娃,你是长娃,你从北京回来咧!”

我心头一酸,揽他入怀……抱着他,我也就抱到了陶叔他们几人,就能回到童年,再坐一次马车;回到老油坊,再闻一次清香;回到他们身边,再享一次人世间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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