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红色大地（外一章）

龙仁青

粉红色大地

早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题目叫《水晶晶花》，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后被当年的花城版《中国短篇小说年选》选载。在这篇小说的开头，我描述了一种被青海当地人称之为“水晶晶花”的野花，我是这样写的：

“一个月前吧，在央珍（女主人公）家帐篷门前的那片沼泽地里，水晶晶花开成了片，把整个沼泽地包容在了一片粉红色之中，远远看去，好似一片朦胧的粉红色云雾铺泻在沼泽地上，吞噬了大片的绿色。走向那完全篡改了草原本色的粉红色云雾，让人会有一种眩晕感。央珍喜欢这种眩晕感。每天，她把牛羊群赶到查美河边的的草滩上，当羊们此起彼伏的咩叫声渐渐平息，开始专心致志地享用带着露珠的青草的时候，她就向那片沼泽地走去。她放轻脚步，向那片粉红色的云雾慢慢靠近，似是害怕会惊扰了它们一样。但水晶晶花们还是会在她向它们试图靠近的第一时间发现她，即刻以一种汹涌的态势向她逼近，除了她停下脚步。而央珍也会每走几步就停下来的，这时候，她就会发现水晶晶花们也会惊悚地停下来，迅速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轻盈地随风抖动着，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央珍有意不捅破它们这小儿科样的伎俩，假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继续迈开步子往前走去，水晶晶花们即刻收起它们若无其事的表情，即刻与央珍相向而行。央珍就这样沉醉在这种与水晶晶花之间的默契的游戏之中，沉醉在不断向自己涌来的眩晕中，直到她走进花丛，把自己淹没在这粉红色的云雾中，再从花丛里一步步走出去，让粉红色的云雾在她的身后翻卷起伏。”

我用这样一整段的篇幅，写下了春夏之交在草原上汹涌盛开的水晶晶花们的样子，这种看上去显得有些羸弱的粉红色小花，总是大片大片地盛开着，每每看到它们，我就会想起在草原上一种集群生活的鸟儿——高山岭雀，到了秋冬季节，它们便成群结队地飞翔、觅食，形成浩荡之势，每一群都有成百上千只。藏族把这种鸟儿叫做“玛喜”，意思是兵鸟——像士兵一样集结、行动的鸟。水晶晶花也是这样，小时候，我就认为它们是野花里的“玛喜”。在这段文字里，那个忽走忽停与水晶晶花嬉戏玩耍的女主人公央珍，其实就是我儿时的样子，那时候，我经常和水晶晶花们玩儿这个游戏。

我的家乡铁卜加，是青海湖西岸的一片广袤草原，海拔在3000—3500米，高寒，没有明显的四季，在儿时的记忆里，冗长的冬日总是统领着这片土地，而短暂的夏天，则显得那样珍贵，几乎每一天都成为了内心深处的记忆。

 那时候，我大概不到10岁的样子，几乎每天每天都在寻觅着夏天。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夏天什么时候到来，但我却知道，在那些向阳背风的地方，还有那些阳光充足的河岸，只要看到率先冒出的稚嫩的草芽，就证明草原的夏天就要来了。走在去往放牧的路上，我会特别留意这样的地方，每每走近一处墙角，或者是一片低处的洼地，我便会特意走过去看看，看有没有草芽冒出来。有时候我还会蹲下身来，用手拔去地面上的浮土，仔细地寻找哪怕是针尖儿大小的一点点浅绿。而多半时候，我总是失望地站起身来的——浮土之下，是被寒冰板结了的土地，指尖触到它们的瞬间，甚至会有一种触电一样微微的疼痛。现在想来，我多半是弄错了季节，弄错了时间，也许，时间正在走向深冬，而我却南辕北辙，在执拗地寻找着夏天的踪迹。

我说，夏季的每一天都是记忆，许多人会认为这是有意夸大了的说法，其实不单单是我，对那些野生花卉，对那些鸟儿来说，夏季的每一天同样是它们的记忆——恰是因为夏天的短暂，它们需要抓紧每一天的时间，让自己完成之所以为之生物的一次旅程——那些野花，当它们稚嫩的花叶开始舒展，便惦记着自己要在夏季结束之前让自己的花籽成熟、散落。于是，它便数着夏季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天里的每一个时辰，因为，从花叶初展到花籽成熟，它还需要走完许多环节，它只有抓紧时间，用好夏天的每一刻时光，才有可能让自己完成一次之所以来到这个世上的生命价值。而那些鸟儿，它们在生命演化过程中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里的气候，从谈情说爱、建立家庭、发情、筑巢、产卵、孵化……每一个过程需要几天、几个时辰都是精确计算好了的，些微的错过或疏忽都意味着它们不能哺育出自己的后代。它们往往从夏天临近的时候便提前进入状态，然后把高原短暂的夏天切割成一个个精准的时间片段，让哺育下一代的每一天都变得忙碌而美好。

每年的五月，是母牦牛刚刚产下小牛犊的季节，被誉为人参果的蕨麻已经让自己的块根饱满、成熟，单等着尚未完全消融的草地再复苏一些，便将自己的柔嫩的枝叶窜出土地，没过几天，就长出几片锯齿状的叶片，紧接着，那几片叶片便会托举起一二朵金黄色的小花。在它们要急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时候，我们便像是与它们比赛一样开始采挖它们的块根，因为随着蕨麻叶子露出地面，它的块根把它所有的营养提供给枝叶，让自己慢慢萎缩下去，只剩下瘦瘦的皮囊。草原上的角百灵、蒙古百灵、凤头百灵，小云雀等似乎便是从母牦牛抑或是从委陵菜属的蕨麻那里得到了启示，把它们产卵的季节也安排在了这个时间。

在这个季节，我的任务便是放牧小牛犊——它们刚刚学会吃草，但母牦牛妈妈的牛奶才是它们最为需要和惦记的。然而，人类要它们做出牺牲，把更多的牛奶提供给人类吃，它们被迫与自己的母亲分开，独立成为一个畜群，尽早学会它生为牛的生活方式，以刚刚冒出地表的青草充饥。作为牧童，我乐意着这样的劳作，因为，我每天盼望的的夏天已经到来，我每天都能看到野花的绽放，在那些花草茂盛的地方，偶尔还能找到鸟儿们的巢穴。

在这个季节，最早盛开的，除了蒲公英，就是水晶晶花。

草原上的蒲公英，虽然敢在春夏之交料峭的风里抢先开放，但它又是乖巧的，它让它的花叶贴地生长，完全淹没在逐渐茂密起来的草丛之中，待到积蓄了一定的力量，而春寒也慢慢退去之时，便从莲花状的花叶正中升出一支细细的花茎，悄然托举起一枚恰似菊花的金黄色花冠，使得原本因为浅淡而缺少生气的春草一下子变得活泼起来。

蒲公英似乎喜欢“单打独斗”，它们总是独立地站在一片刚刚泛绿的草原上，就像一盏盏小小的酥油灯，远远地闪耀着。它们开得早，成熟得也早，就在水晶晶花以浩荡的粉红色一片片地吞噬起青草们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一片片绿色的时候，蒲公英，那一盏盏酥油灯就像是燃尽了生命一样，金黄的花瓣一瓣瓣凋谢，眼看着就要枯萎了一样，而此时，它们其实开始了它们的二次生命。不几天，失却了花瓣的花萼慢慢鼓胀起来，像变魔术一样，一只圆圆白白的绒球从花萼上蓬松开来——这才是它们的追求，这时候它们不再怕风，反而渴望着风向它们吹来。那只绒球其实是簇拥在一起的一个个袖珍的降落伞，每一个降落伞上都挂着一粒小小的种子，也像一个个袖珍的伞兵，只要风吹来，这一个个降落伞就会带着它们的“伞兵”飞向任何一个地方。它们甚至渴望一张嘴唇，噘起来，把一口气吹响它们，那一个个降落伞也会乘势起飞，去寻找一个可以降落的地方，让那小小的嘴唇也颇有成就感。这个吹绒球的行为成为了草原上许多人孩提时代一种乐此不疲的游戏。

蒲公英因为有了二次生命，所以它们显得坦然，三三两两散落在草原上，先是一朵金黄的花，继而是一个洁白的绒球，如果不熟悉它们的生长规律，似乎想不到二者之间微妙的关联。而水晶晶花不同于蒲公英的，便是它们的集群行为。或许，所有羸弱的群体都懂得“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因为团结，它们反而成了一种强势，在乍暖还寒的草原春夏季节，敢于迎接这个季节的美好的，不是其它野生花卉，反而便是它们。青海人口中的水晶晶花，学名粉报春，在青藏高原有好几种：西藏粉报春、雅江粉报春、束花粉报春、苞芽粉报春、薄叶粉报春等等。在我的家乡常见的，则是束花粉报春。束花粉报春在藏语里的名字是野摩塘，而这一名字，曾经是广大安多藏区的古地名，以一种花儿的名字，命名一片广大的土地，可以想象，历史上的安多大地，这片以环青海湖草原为中心，辐射到甘肃甘南、四川阿坝以远的广大山水，曾经被这种喜欢密集生长的粉红色野花所侵吞，把整个大地渲染成了一片粉红色。水晶晶花就是以高山岭雀一样集群的力量和势头，拥有了这片春天的大地。

一朵格桑

巧合的是，就在发表了我的小说《水晶晶花》的同期《中国作家》杂志上，也发表了我非常敬重的阿来老师的一篇散文，题目叫《西藏的“张大人花”》，文中还提到了我。

在写下这片文字之前，阿来老师首先看到了一种叫波斯菊的花儿在西藏四处盛开的浩荡之势：“最引人注目的是差不多有人烟处就必可见到的波斯菊，不仅开在拉萨罗布林卡，开在江孜白居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就是车行路上，路边出现一丛丛艳丽的波斯菊时，就知道，又一个村庄要出现了。”

这样的现象让他感到意外又新奇，他想厘清这种花卉的来龙去脉，便带着一种求真解惑的执着，开始了他的寻访，并循着不断问询和查阅资料，他一步步逼近真相，并一点点打开了真相。

他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百多年前，英国人仗着他们的洋枪洋炮，入侵西藏，当时担任驻藏大臣的有泰一味主张委屈投降，使得西藏时局险恶。这时候，清廷委派一位叫张荫棠的人物以驻藏帮办大臣的身份来到了西藏。

张荫棠就像是一把利剑，犀利又尖锐。他到了拉萨。经过一番查访，便向朝廷明奏，历数驻藏大臣有泰“媚外乞怜、鱼肉藏民、颟顸误国”等种种罪行，并告知藏族群众“西藏百姓与中国血脉一线，如同胞兄弟一样”，朝廷依据张荫棠所奏，严惩驻藏大臣及其余汉藏官员，张荫棠随之在西藏推行改革，推行他的治藏方略。阿来老师在他的文字中描述了这段历史：“张荫棠提出一系列重要主张，包括革除神权政治，收回西藏治权；广设学堂，推广教育，创办汉藏文白话报；训练汉藏新军，加强武备；修好打箭炉、江孜、亚东牛车路；开设银行，振兴农工商业，开发矿产资源等。此外，张荫棠还建议在西藏成立隶属于外务部的交涉局，专门负责西藏地方的对外交涉，以此阻止英国与西藏的直接交涉”。

从文字的描述看，张荫棠是一个大胆耿直，行事干练、雷厉风行的人，其实他也是一个热爱自然、钟情花草的人。波斯菊在西藏的最早出现，就是由他怀揣花籽，把它带到拉萨，并在西藏广为种植，使得这种外来的花卉在西藏随处绽放。当地藏人也因此把这种花亲地称之为“张大人花”。

如此，波斯菊在西藏便有了这样一个意味深浓的名字。

张荫棠张大人1906年10月来到拉萨。随之却是世局突变，大清王朝气数将近，1907年7月他便仓促离开拉萨，时间不足一年。阿来老师在他的这篇文字里这样感叹道，“还不够看到此花一个轮次的出芽长叶，抽茎展枝，开花结籽”。这位受到西藏藏人拥戴的“张大人”却已经不在西藏了，以他的名号命名的波斯菊，依然在这片高地上盛开着，并且也从西藏拉萨传播到了青海各地。

波斯菊到了青海，并没有把它之前的历史以及“张大人花”这个名字携带而来，在这里，它又有了新的名字。在青海东部农业区，人们把波斯菊叫做“八瓣梅”，是因为它的花冠有八个花瓣，也有人把它叫做“芫荽梅”，是因为它的叶子像极了比它更早进入青藏高原的芫荽，亦即香菜。这些明显带有民间地域色彩的名字并没有广泛影响，只有“张大人花”迄今留在了西藏藏人的口头，这个汉语的称谓经常被他们夹杂在藏语中说出来。

而如今，这个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名称，却被人们渐渐遗忘，人们给波斯菊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格桑花。

它们是同一种花吗？阿来老师先见性地预感到这是个错误。

有一次，阿来老师来青海，我们见面时，他便向我问及此事。那时的我自恃过高，无知又无畏，便自信满满地告诉阿来老师，格桑花之“格桑”，是藏语好运、幸福之意，所以，所有带来幸福感的美丽花朵都可以叫做格桑花，因此，格桑花并不是一种确指的花卉。

阿来老师据此把我说的话写入了他的这篇文字里。

然而，所有没有经过实证而信口开河的言辞，终有一天会被赤裸裸地剥离出来示众，让它不能掩去谎言的实质。时隔不久，我去了青海果洛，与在此地工作的藏族著名母语诗人居·格桑先生聊及格桑花的事，居·格桑的一席言说，让我立刻意识到，我对阿来老师所说的话，多么缺乏严谨性。居·格桑先生说，格桑花，藏语叫格桑梅朵，此名并非无所确指，而是出之有据。他说，第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亦即近年来在汉地广受追捧，被讹为“情僧”的六世达赖仓央嘉措之转世，转世出生在四川理塘，他从他的故乡把一种花籽带到了西藏，在西藏广泛种植，人们便以他的名号中的“格桑”命名了这种花儿，所以叫“格桑花”——显然，张荫棠与波斯菊的故事与结果，恰是这个故事与结果的翻版。藏民族总是心存感恩，把点滴的美好，用这样一种方式铭记在心，并让这样的记忆以一种命名传承下去，让后世去纪念。居·格桑先生还说，以“格桑”命名的，迄今人们依然传叫的物品，不单单是格桑花，一种形似簸箕，专为僧侣所戴的凉帽，藏语叫做“格桑夏茂”，意即格桑凉帽，还有一种乘凉用的伞幢，称作“格桑斯雅”，皆是因为格桑嘉措从他的家乡理塘带到西藏，并在西藏盛行开来，所以便冠以“格桑”称之，格桑嘉措作为达赖喇嘛的显赫身份，以及“格桑”在藏语中的的美好寓意，使的格桑花以及这些物品都被广大藏人所爱。

听了居·格桑先生所言，想起我对阿来老师的胡言乱语，我顷刻间恐慌起来，急忙问居·格桑先生，可有白纸黑字的依据可以证明。居·格桑先生说，他也是听西藏一位信得过的学者所言，并未见到有据可查的文字。回到西宁，我又向多人求证，皆无结果。一次，偶尔查阅《藏英大辞典》及《藏汉大辞典》，赫然发现有“格桑梅朵”词条，但注释极为简单：秋季盛开的一种黄色花朵，汉语的注释是七月菊、延年菊。我继而又查相关汉语资料，但所指含混，至今也没有确认这种黄色花朵到底是哪一种花儿。

多次向西藏的朋友问询，其结果亦如阿来老师所经历的一样，开放在青藏高原的各种野生花卉，都被指为格桑花，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上。

可以肯定的是，波斯菊并不是格桑花。波斯菊的原产地是墨西哥及美洲一些地区，后来经由波斯传入中国，波斯菊之名也是如此而来。它完全是一种外来植物，在西藏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并无分布记录。一百年前他跟随张荫棠张大人进入西藏，所以它在西藏有了“张大人花”的名字。格桑花早于波斯菊进入了西藏，把后来来到西藏的波斯菊称之为格桑花，显然是张冠李戴了。

阿来老师一直沉迷于高原花卉的寻访、拍摄、研究和书写，想来他早已觉知我的随口之言并不可信，但愿他能谅解我的无知无畏。

近年来，波斯菊在西藏、青海及川西北许多地区被广泛种植，单单在我的家乡青海，一些农牧地区为了发展旅游业的需要，把许多原本种植青稞小麦的土地开发成了“花海”，这些花海并无各自不同的特色可言，皆是复制粘贴，千篇一律，种植最多的便是波斯菊，这种发展态势已经引起相关人士的警惕，波斯菊已经成为一种入侵物种，这样肆意的种植如若失控，很可能会使这种艳丽的花儿成为下一个“飞机草”。抑制本土植物的生长，成为生态灾害。

如今，曾经的牧童已经是城市中的一员，每天穿行于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背负着工作与生活的压力，忙碌，紧张，患上了焦虑症，对所有的事情都无动于衷。但是，迄今，我依然没有改变寻找夏天的习惯，每每到了季节从春末走向夏天的时候，我心里依然会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我希望某一天走在路上时，忽然在某个墙角处看到几株草芽窜出了地面，柔柔弱弱地举着针尖儿大小的一点点浅绿。然而，城市的夏天漫长而燥热，这种燥热占据着城市所有的空间，却把它原本的美好减损了，让人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就像是波斯菊，当它的美丽开始无节制地膨胀开来，这种蛮狠的行为，反而遮蔽了它们曾经的鲜艳和芬芳。

但愿波斯菊不要成为“飞机草”，被人们厌恶和唾弃。

我忽然意识到，我所企盼的夏天，是我故乡才有的夏天，而那样的夏天却已经离我远去。也许就是从明白了夏天与故乡的这种辩证关系开始，每年到了夏天，我渴望能有几天的闲暇，去一趟曾经的老家，去挖一次蕨麻，抑或去放牧一次小牛犊，寻找几处可爱的鸟巢。“每逢春天来临，我几乎都有着一种无法抵制的、企盼上路的欲望。这种久违了的游牧者的本能在我的心中激起。”当我读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写下的这几句话，感觉这些话就像是出自我的嘴，是的，这是一个自认为已经完全城市化了的牧童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改变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