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从一张老照片说起 

               ——我与《北斗》

                            侯永刚 

我的办公桌上有一张装了框子的老照片，没事的时候，总爱端详上好一阵儿，若有所思：我在感叹光阴荏苒，白驹过隙，时移事易的同时，也想起了自己年青时的一些事儿，一些与《北斗》有关的事儿。

      照片是我年前翻箱底时才发现的，照片受了潮，已经有点发黄了，明显有了些时日了。一看是张老照片，我颇感兴趣。不知为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过去的一些事物会无端地发生兴趣，总爱回忆过去的一些人或事，在回忆中品尝飞离的过去，在飞离的过去中过滤记忆的亮点，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一种怀旧情绪吧。显然，我是想从这张照片中发现点什么或回忆点什么。我赶紧拣起来，一瞧，才发觉这是一张甘肃省作家协会庆阳笔会、庆阳地区1986年文学年会全体同志的合影。不知怎么了，这张照片竟一下激活了我久已麻木了的文学细胞。我赶快拿到亮处一看，上面有省作协的何岳（已故）、曹杰（已故）、王柏原等著名作家，也有原庆阳地区文联、文化局领导张希圭（已故）、高明轩、杨志明、路笛、刘贵荣等。还有贾治龙（已故）、陈默、彭金山、余振东、乔孝堂文学前辈老师等，更有当时活跃于庆阳文坛的文学青年高凯、马步升、杨永康、第广龙、李致博、袁晓岩、郭晓霞、李文华、杨一、孙婧、贺立峰、苟永刚、周富元、韩楚歌等。照片背景是庆阳地区第一招待所青砖瓦房的会议室门前，门前有前人植的古松柏，已参天蔽日。我的血液有些偾张，因偾张情绪就有些激动。那些人那些事儿历历在目，仿佛让我回到了那个文学激情燃烧的年代，哦，原来我们也曾年青过，也曾有过梦，也曾去做过，尽管多年过去了，有的人因文学带来了名利而改变了命运，有的人因为文学而远离了文学另辟蹊径，有的人因文学穷困潦倒、落魄叹息，有的人因文学认死理儿而被视为另类……但我们毕竟梦幻过、追求过，甚至火过一把，如此，在人生的暮年，回忆起年青时的热血青年的自己，兴许是吾人生的一个亮点呢。

     几年前，在与80后青年诗人的对话中，我在发言中说，看到了这些文学小将，我就想起了年青时的自己。1986年，我们也是20多岁呀。只是，我有时候想，这些80后的文学青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会对自己年青时所做的文学梦是一种什么感想呢？想归想，文学这玩意儿毕竟还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粘上它，既让你爱又让你恨，它会是什么呢？只有你慢慢参悟了。不管怎么说，那天，那个早晨，这张老照片一下让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了年青岁月，我一下对这张照片珍惜起来。我拿上照片，到了我居住的小城——北部商城，找了一个做像框子的工匠，把照片装了框子，镶了金边，带回了办公室，郑重地蹲在办公桌上，没事的时候，会无端地端详上一阵儿。我是因为青春已逝而留恋过去的年青时光呢？还是重温自己已经丢失的文学梦呢？这个我说不清，总之，我爱看看这张照片。

     恰好，近日李安平先生说《北斗》创刊25周年，发行108期，让我写一篇与《北斗》有关的文章，我再次看到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确实与《北斗》有关，与我有关，就从这张照片说起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文学爆炸的年代，也是中国人对知识渴望的年代，是中国人爱读书的年代，也是文学青年激情澎湃的年代，文学，似乎是他们体现人生价值的年代。记得那时的文学青年兜里只要有几块钱，宁不吃一顿饭，也要用来购买自己心仪的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因此，各种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适时而生。先不说国家级大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发行量居高不下，就是当时的《飞天》每期发行量都在一、二十万册以上，这是当今的娱乐通俗刊物都难以企及的。那是一个全民狂热追求精神生活的年代，就像今天的人们狂热追求物质生活一样。恰逢其时，庆阳地区的一本纯文学刊物《北斗》就诞生了。记得创刊号及第二期刊载了贾治龙、陈默、杨永康、刘鸿儒等人的诗。有《黄土高原吟》、《我那乡间的老婆》、《淡蓝色的炊烟》、《战士故乡情》等，这些诗至今还耳熟能详，我认为是名作。因为作品质量的过硬，《北斗》一面世，就吸引了文学青年的目光。我那时还是个稚嫩的文学青年，但对文学确实有一种圣坛般的膜拜，整天昏昏噩噩、蒙蒙沌沌，做的尽是文学梦。不知道过日子，不知道挣钱，不知道替父母分担家庭的重担，整天钻在中外文学名著的字堆里，想有一天能成为普希金、托尔斯泰式的人物而忘乎所以。而一到现实中间才知道这梦这几乎是天方夜谭，难以成真。我那时写了很多不成诗的诗，也屡屡投稿，但也被屡屡退回。只有到了1985年，《甘肃交通安全报》才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诗《红绿灯释》，那诗虽只有100字左右，确也让我兴奋了一阵。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也是一个崇拜作家的年代，因为人们崇尚精神，也就崇拜作家。记得那个时候，张一弓、古华、路遥、张贤亮、张承志、鲁彦周、叶蔚林、高晓声、王蒙等人，竟让我崇拜到了迷恋的地步。也许他们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芙蓉镇》、《人生》、《绿化树》、《黑骏马》、《天云山传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陈奂生进城》、《蝴蝶》是让我喜欢他们的原因。那会儿，我时常会经常念叨着《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结尾的一句：“一辆红色的班车过来了，我挥了挥手，向前走去”。仿佛，我也怀着梦想要出门远行似的。可见，文学年代，文学青年是怎样的痴迷。

    我也崇拜舒婷、北岛、顾城、叶文福、付天琳等。

      那时，一部好作品面世了，我们一帮青年人会聚集到一块讨论多时，譬如，《人生》，我们就议论了好长时间。也和文友们经常交流，一次，我骑着自行车到了邻县的焦村乡半个城村，找到了一个叫孙露（据说，他参加工作是在宁县党校，可惜四十出头，却患了肝癌，英年早逝。）的文学青年，和他畅谈了一夜的文学话题，第二天又骑自行车返回了小城西峰。还有一次，我乘班车，到设在原庆阳县（现在的庆城县）的长庆石油设计院，找到了石油文学青年陈建华，与他关于《人生》的话题探讨了半夜。第二天，我返回时，他送了我十几本书，还一再叮咛我有空就来。

     话说回来，到了今天，一部再优秀的作品，怎么也难唤起读者的膜拜了，我不知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国人的悲哀？尽管铁凝无数次的呼吁：一个民族怎能没有文学？雷达也说：只要人类感情不灭，文学就不会消亡。只要我们需要语言的艺术，文学就不会消亡。但人们对文学的漠视还是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那个时候，我也崇拜本土作家，像贾治龙、陈默、杨永康等，这主要还是源于他们的诗在当时确实写的好。像杨永康后来写的《人类》、关于舌头的系列组诗，我觉得那时他就具有先锋意识了，在就今天看来，比起所谓的后现代派们，也不落伍。

    外面的刊物发不了东西，我就把目光转向了《北斗》，这缘于《北斗》创刊后，所发的作品确实不错。一时以来，在《北斗》发表作品倒成了我的梦想，那个时候，庆阳地区文联在大十字一条巷子里的二层高的单面楼上办公，《北斗》编辑部就在二楼上。有一天，我找了过去。来到了二楼，推开一间办公室的门，见有一老头（后来才知道他是地区文联主席张希圭），问：这是《北斗》编辑部吗？那老头胖胖的，大脸盘大背头，鼻梁上架副老光镜，让人感觉那眼镜随时要从鼻梁上滑下来掉下去。他将眼镜向上扶了扶，头略微杨了扬，透过眼镜片，将我瞄了瞄，说：“你找谁？”我说找贾老师。他说：“在隔壁办公”。（后来知道，那老头是张希圭）我来到了办公室，见里面有三、四个人在办公，其中两位是女的（后来知道一是高立红，一是武丽），我问：贾老师在吗？一个小个子寸头墩墩实实的中年人闻声说，我就是。一看我崇拜的人就在眼前，但不知这人怎这么矮小？与我对他的联想有较大出入。我一时诚惶诚恐，迟疑了半天才说：贾老师，我写了几首诗，请您看看。贾老师接过了我写在方格纸上的十几首诗说：你坐下吧。他问了我的一些情况，又鼓励我一番，就对我讲，你先回去吧，诗先放下，回头我看。离开了《北斗》编辑部，我不知这些诗的命运怎样，忐忑不安，但我想，如果贾老师能看一看，或改一改，也能给我带来一份安慰。转眼几个月过去，我把诗的事倒忘记了。一天，《北斗》编辑部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取杂志。我敏感地猜测，是不是《北斗》发了我的诗？我欣喜地赶了过去。贾老师给了我两本86年第一期的《北斗》说，本期发了你的一首诗。我翻开一看，在短诗辑里，有我的一首诗叫《山峁》，我仔细读了一遍，诗经过了较大的改动，我想，这一定是贾老师的斧力了。但我还是很兴奋，因为《北斗》毕竞发表了我的诗作。回去后，我把《北斗》给同事们看，同事们都露出了羡慕的目光，记得《山峁》中有一句：“山峁，像泥孩子的秃葫芦头”，有些同事就整天喊我，秃葫芦头了。之后，《北斗》又发了我一首《桥》。打那以后，我和文联的诸位老师熟了，《北斗》也极大的鼓起了我的写作信心。我大胆地向外投稿，《平凉报》、《长庆石油报》、山西《阳泉报》、四川《精工报》陆续发了我的作品。八七年《甘肃交通安全报》一年发了我三篇散文，三篇短篇小说。不久，《北斗》编刊分工比较具体了，窦世荣编报告文学、评论，贾治龙编小说，陈默编诗歌。为此，我和陈老师联系的多了。八八年，《北斗》全国短文大奖赛，限小说，散文不超过300字，诗不超过30行。这次大赛吸引了全国及本地作者的眼光，共收到参赛作品880件。评委们进行了认真公正的评选。那次，我的散文《月光·晒场》获得了散文组一等奖，我得到了一个获奖证书和五十元奖金。可以说，那次获奖是我一生中有限的高兴事儿中的一件。我至今对那个获奖证书还很珍爱。《北斗》颁给我的这个奖，我觉得比我今天获得的所谓全国性的奖项都有份量，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对文学是神圣的，评奖不掺杂任何人为因素和金钱因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斗》是诗歌的圣坛，不时有佳作闪耀，吸引着读者的目光。我一直认为那时庆阳的诗歌要比小说好，当时，在《北斗》聚集了一大批诗人：高凯、杨永康、第广龙、袁晓岩、第未垦、李致博、马野、李仲旭、李剑云、杨一、王天宁、苟永刚、付兴奎、申万仓、北浪、古凌云、窦万儒（已故）、高自刚、高自珍等（时间久远，有些诗人未提及，见谅。）。

     当时庆阳地区文联与《北斗》每年也要举办年会和笔会，把作者们的心凝聚在了一起，《北斗》成了文学青年的梦想家园。《北斗》曾先后邀请了陈忠实、贾平凹、叶延滨、周所同等作家诗人讲课，极大地提升了文学青年的文学素养，开阔了文学青年的文学视野。这种不定期文学交流活动的举办，使庆阳的文学空间形成了活力，凝聚了文学力量。

     《北斗》也是一份注重推出文学新人的刊物，只要有才华有潜力的作者，《北斗》会不惜篇幅刊载他们的作品。像甘肃省作协名誉主席马步升，《北斗》发现了他的文学天赋后，贾治龙老师接连发了他的小说《脱孽》、《半碗碗豆豆半碗碗米》等几部中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最终，他从《北斗》走向了全国。还有高凯，喜晓岩、李文华、李兴义（已故）等人也得到过《北斗》的扶持。

     那阵儿，我也得到了《北斗》的关爱和鼓励。陈默老师先后发了我的组诗《麦子》、《麦客》、《泥土家园》等。组诗《麦子》1991年还在《驼铃》上发了诗歌头条。因为《北斗》的扶持，之后，我也在省外多家报刊上发了作品。

      那个时候以《北斗》为轴心，幅射出了多个文学支点，宁县师范成立了《黄河象》文学社，庆阳师范成立了《原上草》文学社，武国荣主持了《庆阳师专报》文学版，李致博办了《中文报》，我和郭默等人创办了《读者之友报》，我与郭默、李致博、马步升等人成立了《黑骏马》文学社，各县也成立了多个民间文学社团。在《北斗》的引领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斗》，团结了一大批文学工作者，为庆阳地区的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北斗》也是一份具有开拓与创新型的刊物，只要是好作品，是顶住压力会发出来的，像《半碗碗豆豆半碗碗米》、《知了鸣时》、《风流沟渠里的大奶子妈》等，都引起了争议争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些作品是优秀的，是经得住时间的沉淀的。

    以上就是我看到了这张老照片，想起了年青时那个文学激情的岁月里的那些事儿。琐事碎碎的说了这么多，这不是为了炫耀、娇情，目的只有一个：我曾经年青过，激情过，有过文学梦，有过《北斗》，虽然最终没能修成正果，但激情毕竟是热烈的，梦是美妙的，《北斗》是迷人的，这就够了。

      每当我端详这张老照片时，就想起了我、想起了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年的《北斗》，我也就心里有了些许的慰籍。现在，《北斗》走过了25个年头办了100期，《北斗》的创办者们退的退了，老的老了，病的病了，而《北斗》正当年华，衷心希望《北斗》立起来，沿着创办者的精神走下去，文学青年需要《北斗》，庆阳的260万人民需要《北斗》，因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魂，《北斗》是庆阳文学追随者们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