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怯者

诗人雷平阳在《亲人》里说：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猝不及防，仿佛沾了蜂蜜的针尖瞬间刺中了我的某个穴位，突然有了一丝莫名的紧张。父母从大龙坪搬到三房坪已经六年了。两地相隔一百多公里，算不得遥远，但要跨越这个距离，难免会经受背井离乡的痛楚，还有对异乡粼光闪现的抵触。我以为他们会很快习惯把他乡当作故乡。毕竟告别缠斗了大半辈子的田野，摆脱农具的束缚，不再把自己活成一茬庄稼，去开启崭新的悠闲生活更符合世俗社会对幸福的判断。他乡，故乡，不过是诗人们抬头或低头的那一片月光，父母们应该不会矫情到留恋这种薄如蝉翼的诗意。这也许只是我观念上的偏狭。其实在每个人心中，故乡永远都是一处阔大的存在，再怎么倔强而绝望的努力也难以摆脱故乡虹吸般的引力。

记得刚动议从大龙坪搬迁的时候，父母一度闪烁其辞，态度犹疑。他们大约是担忧进退失据，又怀着进入城镇生活的渴望，焦虑的内心才如此盘根错节。离乡情更怯。经过两年的准备，我们在渔关新城的三房坪谋得了一处宅基地。父母亲赶在搬迁前给逝去多年的祖父母也打好了墓碑，重新修葺了坟茔。一花一世界，一碑一天堂，八千里路云和月，被几座五厢碑就微缩成了另一个世界。用规整的石块榫卯相间，仿佛也在给先人们搭建新房。这不仅是父母对另一个宇宙秩序的浪漫构想，也是对先人们的缅怀和凭吊。在充满神性的乡村哲学里，祖坟历来为后人们的根脉和血缘所系。他们相信墓碑下面隐藏着某种未知的力量，强大到足以庇佑后人们在不同的土壤里茂盛繁衍。这样的离别充满仪式感，神秘庄重，让祈祷以墓碑的形式立起来，带飞檐的五厢碑上刻满了我们这些后人的名字。这都是先人们要庇佑的对象。当鞭炮响起来的时候，父母亲抑住内心的波澜，长吁了一口气，一并隐在了空气长久的震颤里。他们甚至不敢在寂静的时候大声出气，惟恐彼此脆弱。几只黑色的老鸦，从远处飞过，速度极慢，仿佛随时会跌落下来。但它们越飞越远，像一句凌乱的元曲消散在了苍茫的天空。枯藤老树昏鸦，巨大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诗文化境，更是加剧了这种荒凉的离愁。没有比离别故土和祖居更虔诚的伤感。过了许久，父母亲才用一种自我救赎的语气给乡邻们说，给老人们立个碑，我们也要搬走了。但母亲给大家打招呼作别的手势分明有些恍惚。

待冬雪化时，他们终于搬到了渔关新城。大半辈子春燕筑巢一样衔泥吐沫打造的老家，其实除了房子，农具，牲畜，真正能搬走的寥寥无几。他们最后只带走了些日常用品，还有一把祖上传下来的铜炊壶。这个炊壶用了三代人。太祖父、祖父烧水煨茶的日子都藏在了黑色的巨大沉默里，袅袅绕绕上百年的烟火在铜壶表层堆叠成了黑痂，厚实如岁月的壳。父亲开始擦拭打磨裹在上面的黑色扬尘，他的手上沾满了旧日时光的烟火味道，扬尘发出瓷器开裂般的脆响，簌簌落了一地。铜炊壶渐渐露出了金灿灿的胴体，眩目得耀眼。一个滚烫的想法早已在他的胸中泛动，就让铜炊壶和他们一起迎接敞亮的新生活吧。来不及等楠河的风吹开春天的大门，父亲赶紧在青岗岭上开了一块荒地，翻土，施肥，种菜，种子都是从大龙坪带过来的。新芽出土，嫩叶上犹带朝露，妩媚可喜，仿佛一畦菜地也能相思成故乡。他用了那么多的绿色来打扮这个异乡的季节。虽然，百苗欢腾，绿意盈眼——它们似乎又集体回到了大龙坪的春光里。其实，在这个春天，父亲只不过把大龙坪的农事和回忆，在这里又重新捂热了一遍。贾平凹有篇文章叫《记住乡愁，就是记住春天》。他是在纸上构建春天，让远离故土的读者在字里行间寻觅乡愁。而父亲种在青岗岭上的庄稼，比作家桃花灼灼的华美文字更加动人心魄。微风轻拂，每一片张开的绿叶都翩然欲飞，气韵生动。在这巨大尘世间，有着多么细微的乡愁，比扬尘还要细，比文字还要饱满。

新居隐在一片粉墙黛瓦的建筑群里，山环水绕。出门右拐就是酒店，左转过桥则是新迁建过来的县委政府办公区。里面除了鳞次栉比的局委机关大楼，还有一个休闲广场。时间是一个生长根须的过程，比枝繁叶茂的呈现更加有劲道。当初他们总是担心自己像两株作物被移植到一片新的泥土里，万一不适应该怎么办？这可能是一个农民最朴实最具生活常识的考虑。但很快他们就像两滴水融入另一潭水，如夜阑清梦，渐了无痕。几年时间过去了，母亲成了一个内力精进、参透小镇休闲生活秘籍的人。每天晚上她准时去参加广场舞，两只脚变成了一对欢快的翅膀，踩着音乐的节奏扑腾扑腾拍打地面。父亲白天看书、下棋，偶尔也去青岗岭上的荒地里伺弄蔬菜，晚上就沿河堤散散步。岁月静好，以为小镇里质地绵密的休闲生活会慢慢肢解他们心中对故土的念想。其实乡愁的力量是缓释的。在情感溶解时空的胶囊之后，它所释放的药力之强，依然长久滞留在他们在心中。每年清明节，父母都会回大龙坪给祖上插青。虽然匆匆数日，但东家接西家请，都不是装样子，拉衣服扯袖子都是真感情的动静。正值春播，他们不忍心让乡邻们从忙月里抽身来陪伴。每次逃兵一样返回的时候，大包小包被塞满了各种山货。他们像两个知错的孩子，充满歉意地说下次回来一定宽住几天。等真到了渔关，心里又隐隐后悔还是应该在老家多呆几天。清明成了他们返乡的时间驿站，年年如是，每次都不能自圆其说。他们像章回体小说里的人物，仿佛瞬间相聚又将别离。突然有一天，母亲打电话说，邻家那个胖婶得了癌症，隔壁的大明哥也半身不遂了。还有谁得了肺气肿走路像扯风箱，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能背得起整副石磨。表面上在感慨乡邻们的悲苦，心里却多了几分惆怅难言的牵挂。他们和老家的通话开始有了无比清晰的指向性，以温和的诱骗劝说身体有恙的乡邻们到渔关来玩。然后由父亲陪着去县医院看医生，他乐此不疲地帮助乡亲挂号、缴费、检查、取药，慢慢他对这些繁琐的流程了如指掌。新居有了点地下交通站的意思，他们像两个来自故乡的卧底，隐秘而兴奋地释放着对乡邻的爱。离开故乡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桩表达热爱的未尽事宜。用余温去温暖别人，也让他们的精神变得轻盈，由此得到幸福。父亲用抒情的语气告诉我，我们感觉又和在大龙坪一样了！他说这话的神情，就像一个蹩脚诗人在朗诵自己写出来的某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