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诗可鉴

           曹晓宏

《彝诗鉴》的诞生已有五年了，五年间发行了五辑，刊诗近千首，传文数十篇，并引起了时下新诗界、少数民族文学界、民俗文化学界尤其是彝族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这一书刊的出世及其影响的产生，首先要感谢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和我们所站立的这片彝族人民伟大精神文化的沃土，要感谢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彝族诗人讴歌时代、抒写心灵的凝聚的心力和未息的宏声。当然也要感谢一大批对彝族诗歌实践及理论予以关注的研究者和叙述者，尤其要感谢本刊的执行副主编、为本刊编务奋战在第一线而夙兴夜寐、费尽心力的荣昌贤弟，也要感谢出版社的编审和广大热心的读者。五年来《彝诗鉴》得到的关爱和呵护说明，我们做了一件应该做也值得做的事情。创立这一文学平台，也并非如一些朋友所夸的目光独到，它只说明了一点，即彝诗可鉴。

彝诗，是彝族文化中最绚烂的色系和最精彩的篇章。这里我且不说彝族先民创世史诗那深邃的历史时空，那宏大的民俗叙事。我只针对彝族汉语诗歌所呈现出的民族精神特质及其文学艺术张力略加议论，以求教于同好而已。

彝人汉语诗歌，据陶学良先生梳理，可追溯至唐德宗至宪宗间的寻阁观（梦凑），其于南诏元和三年曾居王位，可惜元和四年十一月英年早逝，仅享三十二年。陶学良先生久经考索，称其为“第一个有案可查的彝族诗人”，而史籍有载署名骠信的《星回节》五古诗，即为寻阁劝所作，这首五古诗还被后晋刘煦“录自案典”，诗中“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句，袁嘉谷先生曾赞其“卓然唐音”。袁嘉谷还进一步指出：“南诏能诗者，当以阁劝为著烟月之篇。”并认为“蒙氏诗学基于此。”而《星回节》创作本事，《旧唐书·南诏传》载曰：“异牟寻使其子阁劝及清平官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后晋刘煦则叙诗事为“寻遣佐时归，仍刻金夷以献，阁劝赋诗以饯之。”这当是距唐时最为靠近的叙述了。

继阁劝以下，彝族汉语诗歌名家还有姚州（今姚安）高乃裕、高奣映、高厚德，蒙化（今巍山）左正、左文彖、左文臣父子以及左世瑞、左嘉谟父子，滇南禄厚、禄洪父子，禄劝鲁大宗、张仕敬等，皆可谓篇什盈匣，蔚然大观。在上述古代名家中，成就最高而又长期未被文学评论界给予足够重视的，则是禄洪、高奣映、鲁大宗几位大家。

禄洪曾袭云南南宁（今华宁）土官职，崇祯庚午间（1630年）曾率三千兵卒北上守卫北京。其《北征集》正为此时所作，而董其昌、陈继儒曾分别为之作序。董序称之“冠军土目世胄，夙谙韬铃，乃武乃文，忠愤勃发。间者奴夷小丑，犯我颜行，烽火接于甘泉，笳声彻于长乐。然镜中鱼鸟未合八门，笛里梅花徒劳三弄，不闻诸将有赫声灵，恒使至尊独忧社稷，铜鱼四出，穷徼征兵。霄宾怒发冲冠，裂眥斫案，刑白马而为誓，简如虎以长征，……兵兴以来十六年中所创见也，于戏！壮哉忠矣。”

而此役兴兵，乃武乃文的禄洪留下了许多经典吟唱。如“千山迷故国，万里赴都城。夜夜闻鸡舞，朝朝祭马行。鸟啼乡思动，花佛剑光生。一说腥膻净，齐歌奏凯声。”（《春日北征途次有怀》五律）“嵯峨万里山，中有一流见。轰轰若雷霆，溅溅飞雨霰。”（《过黔中叠水河》五古）可谓律者音韵和谐，风者气韵流走，又兼具李贺秦王骁虎，剑光照空之势。他如“山中寂寞无人到，云里柴门为鹤开。”（《登陇题画》）“春光原不度边城，楼上空余夜月明。”（《边城无杜宇》）“醉杀芙蓉今夜酒，归来载得满湖秋。”（《秋夜泛舟》）“离亭丝管催弓马，不斩单于誓不归。”（《师行》）“刀头磨血删书草，寄问安危到草堂。”（《塞上寄怀眉公先生》）“廖廖雁过思乡信，落落马嘶伤客心。”（《塞上重阳和王仍葛韵》）“闲花开满地，野草漫成川。”（《过望夫石》）等等，则如董其昌所评：“霄宾于所过名山大川有纪游之什，所见战场古迹有凭吊之意，皆音中宫商，声出金石。”“夫四郊多垒，工月露而非时；大漠无庭，赋子虚而雅称。”（《北征集序》）又陈继儒序北征集有言：“霄宾具文武才，博综群籍，……凡海内艺苑当行家，皆愧叹以为不可及。其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三河豪杰，五陵后人，庶几足以当之。”对《北征集》中所展现出的英雄气慨，陈继儒则谓之“南征北讨，恨不枭可汗之头，饮匈奴之血，故具枞枞铮铮，如天马骤空，而宝刀出匣者。”幕府纪功云：“黔借滇为外护，滇借禄公为长城，可谓实录，而未悉霄宾之翰墨文采也。读其北征诗，万卷填胸，六辔在手，轻裘绶带，羽扇纶巾，皆在其中矣。”

若姚州高奣映者，乃滇中学界大家，张文勋先生曾誉之为“古代彝族汉学家”。他的父亲高（泰翟）于明永历逃滇后曾亲迎护卫，并与夫人沐氏拥其南走腾越，永历感其忠心，升其为光禄少卿并再转太仆正卿。滇兵入滇，仍许其世袭土官，但他义不事清，授印奣映，托病归昙华山为僧。而高奣映少年接印，袭任了土知府，虽世称至忠至孝，但其内心情感却十分复杂。这样的情感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荡山赤日照人憩，圣藻初开思不休。拜罢香烟疑似昔，读来玉轴感同秋。当年白马嘶何处，此日丹茶放小丘。为忆临轩重慰问，殊方今已负皇猷。”（《感通寺恭读明太祖御墨》）诚如作者在题释中所言：“不知涕泗之何从浇颐，而伤焉之河由兴感也。”高氏固为彝人，而这种今昔之感则与汉家气脉久通声息矣。这就形成了他的诗歌中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气韵。如：“峰峰濯雪暗麾城，石马桥边洱水清。千古鹰扬怀峙凤，一朝虎贲奋屠鲸。玲玱乍起惊河决，旂旐初飞讶岭横。秋思欲将天际想，只今霜老白波平。”（《武侯水南战处》）又如“龙天一指将空凿，耸特如经万劫霜。鹤立那分高处白，雁行应共迥中苍。合尖误许隋文帝，拾级终思阿育王。总属年来太孤峙，紫城风雨见微茫。”（《阿育王塔》）他如“紫城明月真廓廖，十九峰传水一方。”（《崇圣寺钟》）“翠烟哪解时通塞，直到如今溪畔流。”（《绳桥》）“况后百年寻废址，宁堪一日赋新诗。”（《金相寺废址》）“文物已开今日事，武功谁更觅崖摩。”（《铁柱》）“立雪峰峰如可念，榆中心老不知还。”（《昭文祠》）“人心正想当时汉，匣剑帏灯惜吐光。”（《张叔盛览》）这些诗句中所包含的或明或暗的内心情绪，实际上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中家国情怀与时光感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认同，几千年来并未间断过。

高奣映自幼饱读诗书，博览经史，学贯古今，著述等身，其学问涵盖经史子集。他的著作多已散佚，仅今日犹可见者，则哲学如《太极明辩》《金刚慧解》，史志如《滇鉴》《鸡足山志》，诗文如《妙香国草》《迪孙》，皆鉴之在心，不啻瑰宝。张文勋师称其对儒道释各家多有慧解，而诗文造诣尤高。仅《妙香诗草》一卷，即可窥之全豹矣。高氏五七言律皆擅，读之深觉其属对稳切，韵律谐美，故实平易，信手拈来。如“不谓依禅定，还能碎太虚。”（《罗刹洞》）“射波金涌色，濯雪玉沉光。”（《鸳鸯浦》）“八月珊瑚丽，三春荇藻鲜。”（《分水岩》）“风动移鳌背，人居泛斗槎。”（《大鹳曲》）“积雪白连三塔寺，浮云清荡万波船。”（《游三塔寺寻程本立诗》）“碧叶满溪花未见，暗香入寺草难删。”（《汝南王碑》）“割麦不嫌溪上雨，插禾偏接岭头烟。”（《北冈》）“飘忽林皋梁苑雪，周流井邑洞庭霜。”（《崇圣寺钟》）“落叶常衔飞鸟舌，晴花时啖野猿腮。”（《黄黑二龙潭》）这些诗句或景或情，或古或今，联属自然，运凿无痕，即是如歌之诗，又是绝妙佳联，而意象的创立与意境的构造，即承以古法，又启迪着未来。总之，其所用之典，所摹之物，所造之景，所抒之情，端端可牵动今人心弦。观其“独有登峰人卖雪，偏从热处赠琼杯。”（《观音市》）“古柏烟消清昼永，是非不到白云间。”（《大姚昙华寺碑题诗》）“忽想高椿难拱寿，鹃声啼作泪中花。”（《圣峰寺道傍古树》）“列列李鹰君子众，森森和峤栋梁多。”（《松》）“侬在山中花在山，花开与侬一般闲。”（《牡丹词》）“摩崖字斑剥，指点问渔家。”（《大鹳曲》）“要君相国虚传捷，谀世词人滥颂扬。”（《唐天宝战士合冢》）则意象与境界，情思与意绪，又莫不具有现代思维和现代品格。所以我过去曾有言曰：高奣映的诗歌之所以美，就在于它有着不少属于未来的东西。高奣映虽为封建世袭土官，但他热爱乡土，心系黎民，耿耿于“荒田甚多，活水无多。”又兢兢于“教以种植，可济百世，”毕竟难能可贵。尤其是他后来毅然一掷世袭之位，去结璘山开馆讲学，奋笔著书，是十分值得后人尊仰的。他出入拈香，把手黄菊，所谓“瑞光驹里白，蚤已笑桑麻。”“天亲与无着，如意指间花。”其恬淡之风，亦可濡染今人也。

有清滇中彝族诗人中，禄劝的鲁大宗是又一位大家。鲁氏虽获同治间癸酉科的拔贡并“即选州牧”，但其一生未及出仕，过去诸多学者提到他也每每语焉不详，只是他留下的《听涛轩诗钞》足可大观。《听涛轩诗钞》及其作者的点滴情况，我是在卜其明公的一篇文章中看到的。鲁氏童年，父母即亡，但这并未使其沉沦，他在写给他老师的和诗中说：“几阵春风刚拂面，一轮红日正当头。拈花把盏题佳句，诗酒能消万古愁。”（《㳟步倪凤冈师游幸邱山原韵》）“旧愁解罢解新愁，携手逍遥到上头。岭竹鸣来秋思爽，风泉泻处道心幽。”（《倒步前韵二首》其一）“到此愁人亦不愁，振衣千仞早昂头。……何当结舍高峰上，且傍南阳卧一邱。”（《倒步前韵二首》其二）此等年少之语中体现出来的放旷超迈之风，堪比诗仙李白。虽然鲁大宗生平资料极有限，但在前年，雁山好友朱和双博士还是用功考索了一些史料，理出了一些头绪。在和双提供的史料中，我看到了有学者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复印的《同治癸酉科十八省拔贡同年全录》之《同治癸酉科云南拔贡同年录》和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复印的《同治癸酉科选拔明经通谱》，在《通谱》中，有两行文字是鲁大宗的简介：“鲁大宗，字翰臣，号少垣、行一。道光戊申年二月初六日吉时生。武定直隶州禄劝县廪生，民籍。”之所以要说这则史料，是为了证实鲁氏参加同治癸酉科考的真实性，并以此为出发点，去从他的诗篇中印证其名落孙山后的开朗自信之气。试看：“同来院内又三秋，战罢群雄力尚遒。矮屋居然如福地，重闱宛尔是瀛洲。笙歌断续诗怀爽，灯烛辉煌夜色幽。料得今宵明月下，朱衣照点暗中头。”（《丙子中秋闱内》）时光已进入光绪二年（1876），29岁的诗人已屡试屡败，想起了三年前的癸酉大考，（同治癸酉应为1873年）虽然连副榜都没上，但他仍然充满乐观和自信。值得注意的是，他且败且试，辛勤备考，说明他的确已把选举视为读书人不可不做的大事，然而在整理《听涛轩诗钞》和《听涛轩试帖偶存》时，同治癸酉乡试诗题（《赋得兵气销为日月光》）、光绪丙子乡试诗题（《赋得山路秋晴松柏香》）和光绪己卯乡试诗题（《赋得万壑度尽松风声》）下他自已写的作品，他一件也没有收入集中。我想，这一定是有着不可不问的原因的。当然，这显然已不是这篇小文所要讨论的话题了。

鲁大宗爱登高放歌，一方面是由他生活的地域场景所决定，另一方面，又是其民族文化个性的彰显。请看其诗：“欲上天台种碧桃，重阳未至早登高。……人生有兴须当咏，莫负诗情一世豪。”（《春日游幸邱山》）这是春日登高，就盘算着尚远的重阳。又如“高峰直上隔尘埃，聊采苵萸染旧醅。道左青松宜作友，枝头好鸟亦相陪。东来风雨催诗兴，北向心怀寄酒怀。”（《九日登高》）这是重阳登高，似又有秋日春心。除此，连读书人通常抒写的寒窗苦楚，在他的笔下却一变而为轻松惬意：“腊残冬尽始离家，客里悠游度岁华。莫谓寒斋殊寂寞，兴来却赏笔头花。”“寒窗兀坐四更时，入耳钟声较更迟。人景灯光相伴处，旧书读罢且敲诗。”（《壬申岁暮住五华书院杂咏二首》）这两首七绝真是写得妙趣横生，能视寒窗苦坐为“悠游岁华”，能在深更晨钟的局促中欣赏着妙笔之花，这是何等开朗的澄澈文心呢。

然而这位开朗乐观、潇洒自信的彝族诗人，内心并非一无牵念。他也有着青云之志，他也有着不平之心，寄居五华书院，昆明城里的一街一景、一草一木常会引发他的联想和感悟。如“福照滇南百万家，长春花接富春花。书声月朗东西院，太傅恩波在五华。”“咸阳忠爱溢南滇，绿水流通臭水前。况复龙泉金汁涌，沾濡奚止一坵田。”“五福庭前锁永日，三棵树下憩闲身。尽忠报国心常切，平政临民志未伸。”“铜牛常镇水，金马每嘶风。筇竹连天碧，莲花近日红。”（《集滇会街坊山水楼阁寺庙名》十首）这组诗作，从鄂尔泰开办书院，到赛典赤兴修水利；从圆通山螺峰叠翠，到金牛寺镇怪降妖，虽有藏名之戏，而无刻板之风，可谓集名之上上之作。然而字里行间，小草恋山之情，书生报国之志，又无不跳跃其中。他如“忽报烽烟起，齐屯古寨场。戈矛方整肃，旐旆又飞扬。出戍男丁苦，居炊妇子忙。小民无匕鬯，犹自守边疆。”（《发逆窜扰屯营于幸邱山口占以识时艰》）这首出口成章的五言律，如诗题所说，写的就是兵乱的“时艰”和痛苦的“小民”。而“一幅云笺展未收，横斜雁字写三秋。书天鸟篆痕无著，映水鸿文影乍流。”（《雁字》）“旧谱无弦翻古调，新腔有意写秋心。悠扬曲弄悠扬韵，断续声连断续音。”（《蝉琴》）“月明烧烛夜，云卷试灯风。旅舍三更侯，乡心一梦中。”（《元夜》）诸什，则属对工稳，声韵悠扬，歌咏愁绪，而境界空灵，非一般文士所能及也。

我对古代彝族诗人的认识，眼界较为狭窄，仅限于云南的一些诗人。但就是云南古代的一些彝族诗人及其作品，今人若不是治史者，则极少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遗憾。彝诗之可鉴者，盖肇于前世之文脉也。当然，为时代放歌，彝人之声已响彻九霄，彝人之作已昭示繁荣，我们的目光，毫无疑问应更多地放在当下。

当代彝族汉语诗作，我一向十分欣赏，也结交了不少的诗人朋友。然而真正触发我想到用《彝诗鉴》这一以书代刊的稳定的平台形式，来发表、宣扬并研究彝诗的，却是四川凉山的几位朋友通过杨荣昌君赐给的一套由阿索拉毅主编的尚未公开出版的《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在这之前，虽然我也读到过很多彝族诗人的汉语诗歌，但仅有读一般新诗的感觉，从未意识到这“诗作”的前面是否该加上“彝族”的限定。也就是说，之前我读诗，只有新诗旧诗、中国诗外国诗、汉语诗外语诗的概念，并无汉语诗歌的兄弟民族族属概念。正是“饱读”了大凉山朋友所辑的这套四卷本的“诗书”，改变了我的习惯。我忽然觉得，这一样的汉语音节中，似乎敲击着不一样的行板：这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某种气质，某种性格，某种触角，某种生活方式和某种生命观念。在进一步阅读过川、黔两省的一些作品专辑以后，这种感觉就越发强烈了。

要探寻彝族诗人在现代汉语表达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气韵，吉狄马加自然是不可回避的一位绝对意义上的代表。吉狄马加的诗歌中所鲜明地体现出的那种文化追寻和生命态度，我以为流沙河先生读出的感受最为真切，即“吉狄马加的诗使我惊奇，使我看见了魂在跳舞。”（《初恋的歌》序言）我最初读到吉狄马加《自画像》的《题记》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是两句精彩得让人窒息的话语，这两句话里，浓缩着一种扣人心弦的生命观和价值观。我曾经说过，吉狄马加用汉语唱出的歌声中，深埋着一段用彝文写下的历史。请看这诗句：“我传统的父亲／是男人中的男人／人们都叫他支呷阿鲁／我不老的母亲／是土地上的歌手／一条深沉的河流／我永恒的情人／是美人中的美人／人们都叫她呷玛阿妞／……其实我是千百年来／正义和邪恶的抗争／其实我是千百年来／爱情和梦幻的儿孙／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次没有完的婚礼／其实我是千百年来／一切背叛／一切忠诚／一切生／一切死／啊，世界，请听我回答／我——是——彝——人”（《自画像》）“阿，从大小凉山／到金沙江畔／从乌蒙山脉／到红河两岸／妈妈的乳汁像蜂蜜一样甘甜／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彝人之歌》）这些诗句，将汉语排比与铺陈的修辞方法运用得娴熟流利，将汉语叶韵与复沓的一唱三叹表现得婉转缠绵，而其中分明又鲜明地舞动着彝族文化心灵的魂魄。正如阿库乌雾所说：“吉狄马加的诗歌，是极具敏锐地抓住时代的机缘，站在中国当代新诗创作的前沿，努力挣脱旧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束缚、差异与局限，直接运用汉语文进行艺术创造，以全新的艺术观念触摸古老的民族文化土壤，……以此树立起新时期彝族汉语新诗史上的一面大旗。”（《论吉狄马加诗歌的文化品格》）又如这样的诗句：“我不是一段经文／刚开始的那个部分／我的声音是群山／战胜时间的沉默／我不属于语言在天空／悬垂着的文字／我仅仅是一道光／留下闪闪发亮的纹路／我忠诚诺言／不会被背叛的词语书写／我永远活在／虚无编织的界线之外／我不会选择离开／即使雪山已经死亡”（《我，雪豹……》）这是作者“献给乔治·夏勒”（美国动物学家，世界著名雪豹研究专家）的一组组诗，共17节。这组诗可谓意象独特，情采跳跃，如“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坚硬的波浪”“穿行于生命意识中的另一个边缘”“眼睛底部绽放着呼吸的星光”“失重的灵魂”“光明和黑暗的缓冲地带”“静止的速度”“柔软的时间”“光铸造的酋长”“离心力”“欲望的弓”“坠落的倦意”“边缘的颤抖”“伤口的声音”等等，正是在这种蒙太奇的组合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奇而瑰丽的世界，展示了幸福与灾难的诡奇幻化，展示了人类的种种虚伪和残忍，并意味深长地告诉人间了一个秘密：“我没有看见过地狱完整的模样／但我却找到了通往天堂的入口。”看看吧，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体验和价值选择呢。当死亡正向亲人走来的时候，诗人咏叹道：“所有的诅咒都失去了意义，死神用母语喊了她的名字：尼子·果各卓史，接你的白马，已经到了门外。早亡的姐妹在涕泣，她们穿着盛装，肃立在故乡的高地。”（《献给妈妈的十四行诗》）诗人以十四行诗的句式，用汉语的声腔，唱出了一段无比真实的彝家仪轨。难怪他又说道：“只有风连接着生和死的门户，谁也无法预知它的方向和未来。妈妈说，如果你能听懂风的语言，你就会知道，我们彝人的竖笛，为什么会发出那样单纯神秘的声音。”（同上）我十分赞同阿库乌雾对吉狄马加诗歌文化品格所作的四个方面的归纳，即文化内视、文化溯源、文化批判、文化救赎。吉狄马加曾这样放歌：“望着太阳，我便想／从它的光线里／去发现和惊醒我的祖先”（《太阳》）我们有理由相信，吉狄马加和像他这样的一大批彝族诗人，正在用汉语唱的歌声，发现和惊醒着他们共同的伟大祖先。

当下活跃在汉语诗歌领域的卓有成就的彝族诗人还有普驰达岭、倮伍拉且、阿库乌雾、李骞、阿索拉毅、发星、沙马、阿苏越尔、鲁弘阿立、纳张元、阿卓务林、米切若张、刘存荣、李智红、李天永、柏叶、鲁娟、赵振王等等，仅《彝诗鉴》五年来所载作品的作者，就已在百人以上，还有我未及拜读作品的，就更是不可胜数。再加上一批专力研究彝诗的专家学者和评论家，阵容就更是可观了。彝族汉语诗歌的类编别集，云、贵、川都有专家编辑过，郑千山兄尝专文叙述过当代彝族汉诗的兴起，并提出了寻找共相的转述、栖居诗意的融合和凤凰涅槃的重生三个演变环节，颇多独见。邱婧博士则提出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三个发展阶段，即1949年到1980年的建构期，1980年到1995年间国家宏大叙事与民族意识萌芽的交互期，1995年以来的集结性、杂糅性多声部共振期。（《论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的三个分期》）也比较符合当代彝族汉语诗歌发展的基本面貌。比较全面地审视彝族现代汉语诗歌创作面貌的，是发星继2002年出版《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1980—2000）》后的一系列史事梳理。发星认为，“彝族现代汉诗”这一概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吉狄马加“我是彝人”的呼唤而诞生的。此后30年来，“彝族现代汉诗群体”一直保持着写作的活力，一直保持着对主流诗坛的强烈冲击，并出现过三波较为集中的诗歌潮流：第一波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波是20世纪90年代，第三波是21世纪以来，尤其是阿索拉毅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彝族当代诗歌大系》的正式出版，将彝族现代汉诗推向了一个全面崛起的空间，成为中国诗坛必须正视的一个真实的现代诗歌存在。（《21世纪，全面崛起的“彝族现代汉诗群体”》）

在彝族现代汉诗创作群体中，普驰达岭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诗人。他的汉语诗歌代表作集中地收入了《临水的翅膀》《石头的翅膀》和《神灵的翅膀》三部诗集，我且将它们称作“普驰三翼”，并戏以“身无彩凤三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来形容普氏诗歌的灵动悠扬以及他的诗歌每能引发的读者心灵的共鸣。如“在天地之间／混沌是你的影子”“羊皮书上的文字如同春天的花草／在我们眼前次第开放”“霞光漫过南高原／苦荞花开灿烂一片”（《祖灵之舞》）“一眼清泉／总淌着他们幸福的眼神／那个年月／夷龙河肥肥胖 奶水充足／人们快乐着／躺倒在水的深处／即使在梦中都能起身／用幸福的手掌／把星星一样的鱼群／赶回瓦板房／用残损的鱼刺／刻出动听的歌谣／传唱着夷龙河的悠远”（《夷龙河上的歌谣》）正如人们所赞赏的那样，普驰达岭的创作，源于他对故土南高原深深的眷恋，他把他的故乡情怀和民族根性通过笔端，通过歌喉，投射到大自然那生气盎然的镜象之中，让人在至美的感染下，不由得随他一道，系念悠悠。

倮伍拉且的诗歌则牵依着永不停歇的江河血脉和永不熄灭的彝家火塘。如：“冰山之水／雪山之水／不停动荡的湖泊之水／不息翻滚的山泉之水／……金沙江之水雅砻江之水／大渡河之水／江河之水不停地奔流在莽莽群山之间／挽着我的故乡大凉山”“流过我的心灵／流过我的眼睛和耳朵／流向传说中的大海”（《江河之水是我故乡的血液》）又如：“永不熄灭的火塘里的红红的火／染红了我的血液我的心肝脾脏／照亮我的眼睛／照亮我的黑暗／白昼里的黑暗黑夜里的黑暗／我生命中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必然金碧辉煌／必然流光溢彩”（《永不熄灭的红红的火》）这样的诗句，属于他们的民族，烛照着他们的灵魂，也承载着他们的生命记忆。

李骞亦文亦诗，可谓是云南彝族诗人的代表，其教学科研之余，写下了不少汉语诗歌。他的诗最具代表性的显然是长诗《彝王》，这首诗的“引子”实际上写出了诗人的性格：“一个远古传说的偶像 彝王／你的脚下 跪着一个桃花灿烂的春天”。在《彝王》中，诗人创造了一系列感人的形象，有“穿着草鞋的大脚母亲”，有“猎取雄狮与女神的父亲”，有“生下来就是一个爱爬大树的男人”，有“情深意切的女子”，有“紧跟着年轻的兄弟”。诗人写道：“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重重叠叠印满彝王的足迹／在那本后人写的大书上／彝王用生命写成一个巨大的‘人’”。总之，无论是《彝王》还是《圣母》，作者都写得汪洋恣肆，都写出了彝人心中的千古风流。

卡罗和米切若张，则是楚雄彝州彝族汉语诗人的典型代表。卡罗的《大百草岭传奇》组诗，写出了作者对帽台山的向往，写出了对小院农家的祝福，写出了插花女的幸福，写出了杜鹃花的美艳，处处都是家山，句句都有民族的情味。米切也有一组组诗《液体的火焰》，他抒发的是彝人传统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酒。他说故乡的酒香，乃是飘荡的灵魂。“故乡的土陶海碗中／盛满祖先灵魂／土法酿造的美酒／醉倒的／何止是故乡的日月”“是苦 一口吞下／是乐 慢慢品尝／……酒魂是火／一把烧尽过去的苦难／一把照亮未来的幸福”。这些诗句，莫不是楚雄彝族同胞活生生的日常写照。

有人说，彝族诗人普遍怀有一种恐慌，这是面对本民族渐次模糊的历史背影和面对大一统日渐消亡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深沉的恐慌。我倒觉得，这恐慌大概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通病。我国新时代文化发展的要义之一，不就是要通过激活休眠已久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来达到构建现代文化、救赎现世人心的目的吗？离开了这种激活和唤回，还谈得上什么文化自信呢？彝人的文化回望和根脉追溯，不正是这种激活么。我以为，文化的根性追溯，是为了一种有意味的唤回，而唤回则又是为了一种有意味的救赎，说到底，这一份文化的救赎，本质上是为了更加自信的前行。正因为如此，当我每一次读到吉狄马加的《让我们回去吧》和鲁弘阿立的《回去》时，便会有一种充塞于内心的激动。我们为什么要久久地回望“阿细的先基”？我们为什么要殷殷地呼唤“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想起奢香”？“在那火把节的夜晚”里，“阿妹”为什么会要心事重重？这一切，实际上无一不体现了彝族同胞的现代诗性以及他们对现代适应性的追逐和呐喊。那一声声的“让我们回去吧！”其实正是一个民族向着明天奔跑的鼓点和节拍。而《彝诗鉴》这一平台，也正好是这一鼓点和节拍下的产物。

当我在2013年读到阿索拉毅君那四卷尚未公开出版的《大系》时，我是带着一份难以抑制的冲动找到我的小友荣昌君，让他牺牲掉一些个人的精力和时光，跟着我办一份期刊性质的出版物，全面展开对彝族汉语诗歌的推介、传扬与讨论。谁知当我说出“彝诗鉴”这个腹稿中的书名时，杨荣昌这个后生兄弟竟比我还要激动。我和他真算是瞌睡遇上了枕头，我于是立即邀请了当时已年近九旬的恩师张文勋先生出任顾问，并与来访的青海社科院教授赵宗福兄相议，由他回青海后呈请时在青海的吉狄马加先生与文勋师同任顾问。同时我又逐一致函或当面邀请了一些知名的专家或诗人屈尊兼任编辑委员会成员，帮助我们从艺术品质上把住关口。就这样，这一具有“大型彝族文学辑刊”性质的小生命于是乎诞生了。当然，我同时也对荣昌唱起了一段二黄原板的《让徐州》：“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千斤重任我就要你担承。……老朽年迈我也不能够担承，望使君放开怀慨然应允，救生灵积阴功也免得我坐卧不宁。”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荣昌一直辛勤奔跑在《彝诗鉴》编辑的第一线。而云贵川及分布于各地的彝族诗人们，则一直真心实意地对这一新生儿给予了全力的撑持和呵护。《彝诗鉴》出版后，《云南日报》《彝族文学报》《凉山日报》《楚雄日报》等媒体纷纷刊文宣传，《彝诗馆》将其列为“2016年中国彝族诗歌重大事件”。更让我感动的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宋家宏教授不以我卑鄙，命我就《彝诗鉴》和彝族汉语诗歌写一篇专文，我于是奉命写下了这篇不成体统的文字，以期引出时贤方家的玉振金声。我盼望着《彝诗鉴》在中国文学界的关怀下能够茁壮成长，我盼望着彝族汉语诗歌这支鲜艳的花朵能够永放异彩。“让我们回去吧！”让我们回到真正属于我们的家园里，收拾好行装，收拾起精神，向着更加灿烂的明天，奋力奔跑吧。

——本文发表于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边疆文学·文艺评论》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