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烟炉

渭北高原的老村庄在寂静的黑夜里，有时歌唱，有时低吟。

我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村里人口总数不足2000余人，村貌有着古朴之美。我们村子有两个大队，分一队和二队，有两个村长，一个负责一队，一个负责二队。一队和二队的分界线说不明显，其实也明显。仔细想，分界线算是位于一队和二队结合处的涝池。涝池是渭北高原的特色，主要用作储存雨水，防止洪水对村庄的破坏。涝池是村民集体修的，可以说，这个水利设施是除每家的水井外负责排洪的主渠道。沿着这个涝池边往下走40米远，建着村里的唯一一所完全小学，小学设有学前班和一到四年级，学生不足百人。抬头看，一棵歪脖子树上斜挂着一个大喇叭，供村里发布重要信息使用。再往下走，有一条不窄不宽的胡同，胡同里住的人有打铁的、修鞋的、做家俱的、纺线的、唱戏的、做豆腐的、养牛羊的，村小，足以称得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不少能人。

能人在渭北高原上是对那些会办事、有能力等人的尊重性的称呼。我们村的能人太多，一一列举过来，能写一部史。写点熟悉的，应数我的爷爷。爷爷是个庄稼汉，但学问高。我的爷爷算是个能人，这是别人闲谈时讲的，他自己从不说自己是能人。改革开放后，儿女们大多成家立业。家里人口多，要吃饭，自然要想个挣钱活。种地是庄稼汉的主要工作，面对着土地，种什么？种小麦、种高粱、种豆子还是栽果树，凡是在渭北高原土地上能长活的，能卖钱的都一一作了比较。根据政府政策，家庭条件情况，种了烤烟。种烤烟是了费事活，从种子撒下去育苗，育苗工作完成好还要移苗，将生命力旺盛的苗子种在土地上，浇水，铺地膜。待苗子长大后，开花，组织人去剪上面的花，以防苗子继续朝上生长。除了这些，苗子长大后，还要专人喷农药。烤烟成熟后，还要将烟叶掰下来，拴好后拴在一米长的杆子上，送进烤烟炉。烤烟炉在村里加起来不足20处，建设时间大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烟叶送进烤烟炉后，有经验的师傅负责观察烤烟炉内烤烟的颜色调整火候。烟叶颜色变黄，符合烟站要求后，专人从烤烟炉里将烤烟取出。妇女们和男人们等待着烤烟炉的火灭，排着队领取烤烟，整理好后等烟站的人来收。有时，烟站的人不来，还要用拖拉机送烤烟。烟站的价格不固定，根据烤烟的成色和烟草市场的动态做出价格调整。有时，烟叶产量大，烟草市场价格低，无奈之举，有人专门将烟叶送人。

种烤烟、烧烤烟、收烤烟、卖烤烟这是基本流程，多了送烤烟这个流程自然多了些无奈。无奈之中多少有点人情味，原因是送烤烟这个行为促进了熟人间的交流。

顺着胡同继续走，路过二大队的涝池，这就另外一个村的头部了。沿着这个村子继续走，来到一个泾河边的村子。泾河边的山村人家，靠着河，洗衣服最方便。种地嘛，是旱地梯田，在泾河边的山上井然有序地排开，仿佛一个整装待发的军队待将领检阅。冬天，河水结冰，两河的人们往来，在没有桥的时候踩着冰面过。有时候，冰面不厚，有时传来消息说，有人从冰面上掉下去，差点淹死。为了生计，冒险过河是无奈之举。

冒险过河，河面上的人推着自行车，带着厚帽子，耳套，把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这天，村西头的老刘，他是爷爷的玩伴，来到了河边。由于烟草市场饱和卖不上高价，他想到把烟叶送河那边的老兄弟。老兄弟是务农出身，他们两个相识是在一次赶集买猪崽还价时认识的，议价谈的开心，喝了茶，问了对方年纪才知年龄相差不多，决定以兄弟相称。

这次，他去送烟叶，没有提前给老兄弟说。

一个推着自行车驮着箱子卖板板糖的师傅问老刘：“天冷，你去寻谁？”

   “我去见老兄弟，他在河那边住。”老刘说。

卖板板糖的师傅看老刘年龄大，担心他过河出事，故意放慢脚步，陪着老刘到了老兄弟家。这时，老兄弟正在家门口端着凳子晒太阳，老远处看到老哥来了，说时迟，那时快，他起身招手欢迎老哥的到来。卖板板糖的师傅看着两位老人进了屋，他推着车子在自己熟悉的村里叫卖。有几个娃娃听到他的叫卖声，拿着几毛钱或几块钱围了上来买板板糖。

屋里的老刘与老兄弟两人叙旧，谈天说地，相互送祝福。

太阳将落山，河边的风吹过来打在脸上，让人疼。老刘与老弟互相告别，期待来年聚。来年能不能聚呢？既要看两人的儿女应允，还要看烟叶的价格。赶着时间，老刘回到了村。

烤烟是个经济作物，当年出生的孩子大多会背着家长卷烟，抽烟。这些年，城市化的步伐加快，村里当年建的烤烟炉高大，气派。现在，有的被拆了，有的还保留着，留着做纪念。我的爷爷和老刘早早去世了，剩下的父辈他们提起烤烟炉记忆不是太深。

冬天，我出去散步时，喜欢远望神龙山，低头观吃水沟，银装素裹，格外美丽。我放慢脚步，想着，想着那座高大气派的烤烟炉和老刘与弟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