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喜马拉雅

张炜先生有《我在高原》名世，而我说自己在喜马拉雅，不知道的会以为我要和他比个高低，知道的会知道我说的不过是一个听书app。我在喜马拉雅注册，起初是为了打发两个小时的上班途中的无聊，订阅了一些唐诗宋词、人物传记或者历史类的有声读物，都是听别人讲或者朗诵。

注册喜马拉雅也纯属“盲选”，因为我知道的听书app有限，随便下载来的。喜马拉雅上的各色声音陪着我走过了葱茏之春也走过了冰雪严冬，投身大山，回归城市，日复一日，窗外的景象和听到的心象相呼应，让人在骚动的世界里沿着一条漫长的道路独行，忽然花开，忽然雨落，直到行到水穷处。

这当然是一种文艺化的描述了。听书比阅读容易，好的声音可以将好的作品重新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尽管读和听这两者带来的愉悦不能同比，但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来充实自己的功用却是一致的。道路颠簸，听书自然比阅读便捷，至于说行到水穷处，自然是指现实中的困顿以及内心中的茫然。

从中楼回到岚山，调整身心的这段时间，唯有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又啃了一遍四书五经。稍微安定，开始参加一些文化活动，比如《夜读日照》，在采访夏立君先生的现场，朋友的女儿朗诵了关于陶渊明的片段，然后说自己在喜马拉雅有读《时间的压力》的连载。我当时觉得朗诵的不错，于是第二天就打开长了蜘蛛网的喜马拉雅，听了她的一些声音，接着突发奇想，也申请了主播。

这个突发奇想，不是为了当主播赚钱，我知道自己这个二甲的“日普”是没有“听点”的，只是因为想到，文学作品一样是语言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得通过读出来才能体现它的魅力，能够读得流畅的作品肯定是好作品，而只有形式感的文字则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夏立君先生的作品能够朗诵传播，我为什么不试试自己的拙作呢？特别是2017年应黄海晨刊约稿，我曾写了一个中篇的方言小说，小说由十五个小故事组成，通过一个少年的出走和回归，拼成了一百年内四代人的不同经历，发表后，我又整理在自己的公众号“东夷野语”里，不出所料，因为语言的生涩，点击阅读量也就维持在一百以内（我估计这里边还包括我自己点击的几十次）。

我们日照方言的“土”不言而喻。当年我到临沂上学，临沂人就听不懂我说的土话，更何况将语音写出来，阅读的艰难可想而知。可是我在写这个系列的时候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方言写作是大有可为的，这就像是在记录一个地域的精神图谱一样，但是，必须凸显出语言的张力。所以，那次夜读给了我一个启发，为什么不原汁原味的用日照话来“说”出这部作品呢？

于是我就这么干了。没有录音棚，呆在办公室里趁中午下班的时候偷偷摸摸用手机录上一段，建了个专辑，起了个名字叫做《东夷昊日照方言小说》，为了听众方便，把小说原文张贴在简介里，然后随随便便上传，根本不考虑什么音质音量等问题，所以导致念出来的作品几乎都声音小、有破音，甚至多次笑场。我没想到会有听众，可是当我传到第五个声音片段的时候，我发现点击率居然三千多了，这说明即使我自己点了一千次，起码还有两千次是听众点击的，而且完播率也比较客观，我这声音版的“东夷野语”居然比文字版的受欢迎，的确令人小小得意。我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专辑点击在七千余次，在喜马拉雅人文榜暂时排名20位。

我不觉得这是文学的魅力。点击最多的是《挡》，这个小说我用了土味魔幻主义的基调来写的，将一些民间传说糅合了进去，我想，听众的“听点”是在新鲜感、陌生感之外，听到了自己童年熟悉的故事模型，以及那种乡野的原生态、以及，对生活无力感的补偿。我让土地老爷掏走了恶霸李仁的心，这只能说是一种想象的补偿。如此而已。不过，没有这种想象，我们的生活将光彩黯淡。如此而已。

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学并不应该只局限在纸媒，也不止应该限制在阅读上，网络提供了诸多可能的突围方式，譬如听，譬如可视化，这不是为了宣扬流量为王，而是找到一种合适的传播方式。尤其是方言这种非物质文化，也得有一种保存方式，成为文学未尝不可，甚至大有可为。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没有互联网，就不会有如此的个性化和多元化。

　    我是东夷昊，我在喜马拉雅。我在用声音检验自己的作品。

2019.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