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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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么长久的，长久的回忆着，回忆你我初识的那场宴会，回忆你为我买的那盒西域香饼，回忆你总是佩戴在身上的那柄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的长剑。每一次回忆我都会流泪，但是每一次回忆又都是甜蜜的。
我那么长久的，长久的守望着，守望每一个你曾经等我的街角，守望每一个你带着不听话的我走过的路口，守望那次你黯然离开我的那个灰色的长亭。每一次守望我都是失望的，但是每一次守望又都是幸福的。
我那么一次次的抚摸着这把已经好久没再使用了的梳子，一次次的抚摸着枕头上那对戏水的鸳鸯图案，一次次抚摸着你为我填制的曲子词《鹤冲天》手稿。每一次抚摸我都无比悔恨，悔恨自己当初没有珍视你，悔恨我为你制造了那么多不眠之夜。
如今，我还在这里，还在这间屋子里，哦，亲爱的，你却在哪里！
你不是喜欢听我唱歌吗？虽然我有拒绝过你。但是，今天，让我在这间屋子里唱给你听吧。身在远方的你，身在千重春山之外的你，请仔细听：
闲窗漏永，月冷霜华堕。悄悄下帘幕，残灯火。再三追往事，离魂乱、愁肠锁。无语沉吟坐。好天好景，未省展眉则个。
从前早是多成破。何况经岁月，相抛躲。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么？悔恨无计那。迢迢良夜，自家只恁摧挫！
这就是北宋词人柳永年轻时所填的词《鹤冲天》。“鹤冲天”这个词牌也是首次见于柳永词集，应该是柳永的自度曲，而这首词是柳永用“鹤冲天”词牌填制的第一首。这首词是柳永以自己的一个红颜知己的口吻写的，写这个风尘女子对一个远方男子的回忆。他们好多日子不再联系了，女子觉得是自己当时轻视了男子，女子觉得男子的心再也不会回来了，她忏悔不已。当然，无论怎么回忆，无论怎么忏悔，女子如今的现状是孤独无依。
柳永传世的大约130首词中，有20多首是写爱情的，而且多半写的是他跟风尘女子的感情。这首《鹤冲天》站在对方的角度，为风尘女子代言，这是柳永不同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文人士大夫的可贵之处；而这首词描写的又是风尘女子的纯洁爱情，与那些污蔑风尘女子的汗牛充栋的垃圾诗文相比，就显得更加珍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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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风尘女子是哪个地方的呢？由于史载柳永的冶游时期主要有两段，青年时期在杭州，中年时期在汴京。由于杭州那一段的“故事”多的多，因此，自古人们都认为与《鹤冲天》相关的这个风尘女子是杭州的。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未必。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柳永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
柳永（原名柳三变）大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柳永的父亲柳宜曾是南唐监察御史，入宋后官至工部侍郎，青少年时代的柳永具备成为纨绔子弟的物质条件。不过，我相信，柳永弱冠之后，家道应该已经开始衰落，为什么这样说呢？柳宜的生卒年已经不可考，但是，南唐早在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就已经灭亡，累官到成为南唐后主李煜近臣的柳宜那时候应该已经四十岁上下了，到柳永二十岁的时候，柳宜已是古稀之年，古人活到七十岁非常罕见。好在柳宜一生做官，家里的积蓄不会很少，但是即便如此，年轻的柳永也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了，于是，宋真宗咸平五年（1003），柳永带着丰厚的盘缠进京赶考。
二十岁的柳永还是玩心太重，他没有直接进京，而是先改道去杭州逛逛。柳永之前一直随母亲生活在家乡费县（今山东费县），大城市杭州灯红酒绿的生活令柳永迷醉不已，他终日在歌楼妓馆里听歌买笑，竟昏醉不知日月以至于耽误了进京考试。柳永爽性在杭州一直呆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才起身北上汴京，可见柳永的父亲早已去世，没人管教这个浪荡孩子。
柳永在杭州生活了三年多时间。我们无法确定《鹤冲天》是不是写于杭州。如果词写于汴京，或者就是怀念杭州的红颜知己：杭州的某个风尘女子在柳永北上赶考后，担心柳永取得功名未必会被朝廷安排到杭州做官，故而思念他，当然，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杭州女子得到柳永的下落，她是有勇气也有能力去寻找柳永的。但是如果柳永在杭州期间怀念家乡费县的某个红颜知己也未必不可，毕竟柳永的浪荡习气不是在杭州养成的，而是在费县养成的。带着丰厚的盘缠离开了费县，那就是意味着功名不成誓不还，不仅如此，即便柳永得了功名回费县搬取家人，费县的某个费县风尘女子还能指望柳进士带着土里土气的她去做官吗？何况，费县女子知道柳永的浪荡本色，大都市里还少了烟花女子？从《鹤冲天》所表现出来的自卑、绝望的心情来看，词倒更像是柳永为少年时期的费县某个红颜知己所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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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柳永思念杭州女子还是费县女子，古往今来，人们都把这首《鹤冲天》作为柳永为一个风尘女子的代言，这确实符合柳永早年的烟花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柳永一生都尊重风尘女子，他与她们有真情实意，不然的话，柳永死后也不会有那么多风尘女子每年从不同地方云集到他的墓前为他扫墓，以至于“吊柳会”竟成为北方的风俗，这个风俗直到宋室南渡才消失。柳永跟风尘女子的真情交往，完全可以有这样的一首为女子代言的《鹤冲天》的出现。然而，重新梳理柳永的经历，我们会发现，这首词又不像是为风尘女子代言的，而是柳永自己苦闷和悔恨之情的宣泄。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柳永辗转来到汴京，于年底信心满满的参加礼部考试，不料次年初春发榜，柳永却因自己所写的文章有淫词浪调之嫌而落榜了。落榜对柳永的打击很大。因为早在杭州期间，柳永的词就已经以手抄的方式传遍天下，来自天下的赞誉声柳永不是没听到。
但是不管柳永的名气有多大，他到底还是落榜了，心情郁闷的柳永去找主考官之一、时任太常礼院通判的年仅十八岁的文豪晏殊（991-1055）询问原因。晏殊问他：“大才子最近又填词了吗？”柳永答道：“跟相公一样，没事就填词。”晏殊讽刺他道：“我可没写过‘针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很明显，晏殊是说柳永的词用语太粗俗。
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柳永的词用语不是粗俗，而是他善于化用民间口语，这是诗词的最高艺术境界。十四岁就进士及第的晏殊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他早就试图学习柳永的词艺以达到这种境界，但是他没能达到。晏殊词的用语，整体上像做诗一样，文言色彩很重，但是他也有“人间好月长圆”，“人貌老于前岁”，“忆得去年今日”，“开却好花无限了”这样的口语化句子，而晏殊的口语词句完全不能达到辞和境都和谐统一在淳朴的民俗氛围中的柳永词的高度。
既然晏殊并不否定柳永的词，那为什么没能录取他呢？原来，这与柳永拍宋真宗的马屁有关。
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接受屈辱的条件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这让宋真宗在国人面前失去了天子的尊严。为了挽回尊严，宋真宗于景德四年（1007）向大臣们谎称自己梦见神仙授他天书《大中祥符》三篇，遂决定举办一系列祭天活动，并于第二年改元大中祥符。“大中祥符”不过是愚弄人民的把戏而已，当时包括宰相王旦在内的大部分大臣都反对这种装神弄鬼堪比东汉时代的荒谬行为。反对归反对，在参知政事王钦若的张罗下，庆祝天降《大中祥符》三篇给宋真宗的活动还是如期举办了。大中祥符二年（1009）早春，柳永在科举考试等候放榜期间，听人说宋真宗也喜欢读他的词，便填了五首《玉楼春》进献给宋真宗，其实他这也就是想跟宋真宗套近乎以保证考试被录取。《玉楼春》写的是什么呢？柳永初入京都时，亲耳听到“大中祥符”的事，也亲眼见到京师里的相关庆祝活动，他信以为真，于是《玉楼春》便大力渲染京都的庆祝活动，这让做贼心虚的宋真宗很不高兴，——宋真宗以为柳永是在讽刺他。于是，宋真宗责成晏殊等人不得录取柳永。
柳永当然不知道宋真宗的授意，晏殊既不敢不执行宋真宗的旨意，又不敢把实情告诉柳永，只能以作词用语粗俗为由搪塞柳永。而柳永想不到是皇帝的意思，自然就会认为是晏殊确实不喜欢他的文章，于是他就会想到两个人，他们名叫孙何（961-1004）、孙仅（969-1017），是一对亲兄弟。孙氏兄弟或许是柳永写这首《鹤冲天》的动因。
早在咸平六年（1003）杭州冶游期间，柳永就认识了时任杭州知府的孙何。柳永带着自己新作的词《望海潮（东南形胜）》求见孙何，孙何非常赞赏那首词，词迅速流传开来。第二年，孙何调到朝廷任太常礼院通判。太常礼院是从礼部中划出来的一个机构，级别虽然低于礼部，但是同礼部一样直属于宰相和皇帝。太常礼院知事、通判常常要参与礼部组织的科举考试的阅卷工作，这对于柳永来说很重要，身在杭州的柳永跟身在汴京的孙何自然也就保持着书信来往。在书信来往过程中，孙何的弟弟、咸平元年（998）状元、时任刑部员外郎的孙仅也知道了柳永的大名。遗憾的是，不久孙何英年早逝，柳永跟太常礼院之间只能通过孙仅间接搭桥了。
柳永来到汴京后，自然没少跑孙仅的门子，特别是会央求孙仅跟继任孙何的太常礼院通判晏殊打招呼。孙仅是否向晏殊打了招呼，不得而知，但是既然晏殊没录取柳永，柳永就会对孙仅失望，这种失望还掺杂着当初孙何对他的激赏，柳永完全可以用情人被抛弃的口吻写诗填词表达自己对孙仅、孙何的复杂感情——这种手法早在晚唐李商隐就经常使用，特别是李商隐的那些“无题”诗。柳永在这首《鹤冲天》中，把自己比作一个等爱的沦落天涯的女子，把孙何、孙仅兄弟比作远离曾经爱过的自己，他们或远遁地府，或高高在上，让自己苦苦等待。柳永仔细追忆自己跟孙氏兄弟交往的枝枝叶叶，检讨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虽然柳永对孙仅还保存着一丝希望，毕竟，这次考试不中，三年后还要考的，但是此时此刻的柳永更多的是悲伤和绝望，他只能在“迢迢良夜”中“自家只恁摧挫”。
词也罢，诗也罢，好作品的主旨常常不是单一的，哪怕作者创作时候的思考或许是单一的。文艺的主旨取向既取决于文艺创作，也取决于文艺接受，“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