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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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要求文学以描写社会作为使命，他说：“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们的秘书。”巴尔扎克的这种说法固然是针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其实也适用于浪漫主义小说，——任何一部浪漫主义小说都不是为浪漫而浪漫，它依然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只不过它不是直面现实社会，而是借助虚幻的、离奇的生活和艺术形象来折射现实生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它却反映了十九世纪初法国资产阶级以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教会禁欲观的伟大斗争；乔治·桑的浪漫主义小说《安吉堡的磨工》借十九世纪初风行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同样，我国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西游记》借神魔世界反映了明代前中期的社会现实，作者的是非判断贯穿于小说的字里行间。
《西游记》所反映的明代前中期的社会现实是方方面面的。它展示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描绘了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和下层社会恶霸横行的生活图景，表现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资本主义萌芽。当然，《西游记》还是明代前中期主要社会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综合呈现，具体说就是：它反映了佛教信仰的危害，并批判佛教思想；它反映了道教信仰的荒谬，并批判道教思想；它反映了理学思想的反动，并礼赞心学思潮。
一、《西游记》反映佛教社会信仰，批判佛教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入佛门，对佛教情有独钟，立国后，他便在全国推行佛教。不过，出于反元的政治需要，朱元璋抑制早先蒙古贵族信仰的喇嘛教，宣扬汉族的禅、净、律、天台等佛教诸宗。明初在礼部设置僧录司，府、州、县均设有垂直的佛教管理机构，在全国广建佛寺，普遍发给僧人度牒，组织高僧整理古代佛经。到《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约1500-1583）出生前不久的成化年间（1465-1487），仅京城内外的寺庙就多达639座。明代前中期，在历代皇帝的推动下，佛教虽然没有成为国教，但是其信众遍布全国城乡。
《西游记》取材于唐代高僧陈玄奘西行印度取经的故事，但是它不是写历史，而是要借其反映明代前中期流行全国的佛教信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
首先，小说反映了佛教中最重要，并被明代前中期贵族和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思想——“因果轮回报应”。比如：孙悟空闹天宫、闹东海、闹阴司，犯了弥天大罪，“坏人”就需要受到惩罚，于是，孙悟空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五百年；获得自由之后，孙悟空脱胎换骨，成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功臣，功臣理应受到表彰，于是孙悟空被如来佛祖封为斗战胜佛。因果报应思想可以粉饰明代的统治制度，麻痹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有助于明政府对人民群众的统治。
其次，佛教要求僧人加强修养，即念佛坐禅，《西游记》对此有鲜明反映。小说设置了八十一难，意味着佛教修行是长期的，是需要耐得住各种折磨的；同时，小说中数十次描写了唐僧在旅馆里甚至野外念佛坐禅的场景，给人的感觉是，只要有空，唐僧就要打坐念佛。朱元璋立国伊始，就要求臣民加强道德修养，并要求佛教徒严格坐禅制度，以便给天下老百姓做出表率。后来的明朝皇帝也都这么要求。要求臣民加强自身修养，是明代在政治上钳制人民自由的有力补充。
再次，小说反映了佛教严禁杀生的主张。比如：唐僧常常向徒弟们宣扬好生之德，对犯规的孙悟空从不姑息，在唐僧的心目中，即便妖怪也是有生命之物，只要妖怪不害人，他是不允许徒弟们铲除妖怪的，唐僧把佛家禁止杀生的戒律演绎到了极致。普爱终生，善待别人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只要不被饿死，就不要冒着生命危险反抗官府，这正是明代皇帝所喜欢的。
此外，《西游记》在行文过程中，常常使用标准的佛教用语，这些语言都是明代前中期佛教信徒所经常使用的。唐僧师徒以及西天众僧的名字，西天的佛殿建筑以及人间寺庙的名称，都是典型的佛教名词。小说中出现了诸如“唵嘛呢叭咪吽”之类的咒语。小说中还频见“回头是岸”、“六根清净”、“大慈大悲”、“立地成佛”、“相由心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佛教徒常用的词语。从明代前中期的人们对佛教用语的熟习可知，佛教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群众的思想工具之一。
《西游记》对佛教生活的描写，反映了佛教是明代前中期的社会主要思想之一的现实。但是，作者吴承恩信仰佛教吗？答案是否定的。
小说无情的戏弄了佛教最高领袖如来佛祖。被压五行山下之前的孙悟空蔑视如来佛祖，他看不惯如来的肥头大耳，声称“这如来十分好呆”。保唐僧取经途中，孙悟空也常常因事去见如来佛祖，基本上也就马马虎虎打个礼，还常常以“如来”直呼佛祖。如来佛祖被玉皇大帝请去收降孙悟空，如来通过耍阴谋诡计收了孙悟空，回到莲花台上遂沾沾自喜，他还向菩萨们炫耀玉帝“请我坐了首席”。如来分明就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小说不相信佛的世界是净土。孙悟空在如来佛祖的手上撒了泡尿，这如来的手从此就永远会有腥臊味儿了。在人间作恶的妖魔鬼怪，有的是从天上的佛界下凡的，这说明，佛是鱼龙混杂的。师徒四人历经灾难，终于到了西天，如来佛祖下令菩萨授予他们经书时，菩萨却借机向他们索要钱财，从这一件小事就可以想象，那个令师徒四人神往的西天世界是何等黑暗。此外，小说在前十四回中用大量文字描绘花果山的优美风景和快乐生活，这里才是人间净土，小说以花果山世界反衬出所谓西天极乐世界的虚假。
虽然小说不厌其烦的交待佛教的规矩，但是又描写孙悟空、猪八戒屡屡犯规的情形。孙悟空从来都不会像唐僧那样坐禅，他甚至对佛教修行必须要经历的八十一难也颇有微辞，说出直接翻几个筋头云去西天把经取来的“混账话”。孙悟空更经常杀生，他刚被唐僧收为徒弟时就打死了一只老虎，一路上斩杀了无数妖魔鬼怪。佛教是禁色的，猪八戒好色那就不说了，他还敢结婚；佛教徒以化缘为生，是不需要积攒钱财的，猪八戒爱钱那就不说了，他竟想把盘缠私分了散伙。
吴承恩如此戏弄佛教，表明他是反对佛教的。吴承恩反对佛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反对佛教是中唐以来进步知识分子的传统，佛教冲击了儒学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这是儒士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明代前中期，特别是吴承恩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而遍布天下的寺庙及其所拥有的土地却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灾难；同时，数量众多的僧人、尼姑不劳而获，是社会的寄生者，负担都需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可以说，佛教加剧了阶级矛盾，成为明代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之一。
二、《西游记》反映道教社会信仰，批判道教思想
除了佛教，明太祖朱元璋还非常尊崇道教。他在反元起义中重用了诸如刘伯温、宋濂、张中、张正常、周颠仙等许多道教学者或道士，他的许多反元战争也掺入了道士们的一些装神弄鬼活动。明代建国后，朱元璋亲自注解老子的《道德经》，刻印并颁行天下；他下令在全国修建数千座道观、城隍庙和数万座土地庙；他还在礼部设立道录司作为国家最高道教管理机关，府、州、县也设立了相应的道教管理机构。此后的历任皇帝都延续并发展了明太祖的道教政策，比如：明成祖完善了道士度牒考试制度，明英宗命令道教学者编篡了《正统道藏》，明代宗甚至用道士蒋守约做宰相。
早在南宋时期，道教便已经分化为两派，一派是以符篆为主的正一道，另一派是以内丹修炼为主的全真道。元朝时，官方推崇全真道，全真道盛极一时。明初出于反元的政治需要，朝廷极力宣扬正一道，压抑全真道，全真道被迫转入民间。到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所生活的明世宗时期（1521-1561），朝廷对正一道和全真道都大加推崇，并特别重视全真道的炼丹术。皇帝不仅自己迷恋道教，贪吃“仙丹”，还下令在全国大力扩建、新建道观，鼓励老百姓皈依道教，从朝廷到州县，大批道士成为大小官吏，崇道服丹之风席卷全国，并愈演愈烈。
《西游记》反映了明代立国直到明代中期道教作为主要社会思想之一的现象，作者在小说中也亮明了自己对道教的批判立场。
《西游记》描绘了庞大的道教神权系统。居于这个系统的最高层面上的当然是三清尊神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第二层就是玉皇大帝以及他麾下的四大天王、二十八宿等百官了；第三层则是地方上的四值功曹、山神、土地之类的大大小小的神仙官吏。除此之外，小说还反映了道教的两大主要思想：内丹修炼和五行生克。
小说反映了道教的内丹修炼思想。太上老君是全真道神仙代表，炼仙丹就是他的主要工作，而孙悟空早在大闹天空时就偷吃了太上老君的仙丹，更重要的是，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放到炼丹炉里用三味真火锻烧，可以说，孙悟空不仅已经入了道门，而且自己就是一粒仙丹了。孙悟空由大闹天空的“坏人”变成“好人”斗战胜佛，其间先是经历了五行山下五百年的寂寞，然后又经历了取经路上的千难万险，这两个过程都是修炼的过程。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情节都渲染了道教修炼的反复性和复杂性。而小说中有些从天宫偷偷溜下人间作乱的童子、坐骑后来又回到天宫，在人间的那段日子，他（它）们也经历了许多磨砺，特别是受到孙悟空的无情打击，这又何尝不是修炼呢？明代前中期特别是明中期，朝廷大力鼓动人民群众学道服丹，妄图以虚幻的天堂转移人民群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情绪。
其次，小说反映了道教的五行思想。五行是指依次相生的金、水、木、火、土。以孙悟空为例，孙悟空属金，但是，他是神通广大的神猴，所以他还是五行属性的集合体。孙悟空是土石中蹦出来的，土生金，所以他首先是金；他爱吃桃子，这是木；他大闹东海，这是水；他被太上老君炼成火眼金睛，这是火；他生活在花果山，他保护的取经人来自东土，这是土。五行之间又有相克关系，火、金、木、土、水中，前一个克后一个。仍以孙悟空为例，属金的孙悟空，金怕火克，所以孙悟空被红孩儿吐出的三味真火烧伤；而火怕水克，为了灭红孩儿的火，孙悟空特地去请东海龙王助阵；后来途中遇到的火焰山，山火也把孙悟空的两股毫毛烧净了。五行相生相克思想有助于把居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的关系固定化，让人们安于现状，安于被统治（克）的现状，这何尝不是明代皇帝所乐意的呢？
《西游记》的作者如此大阵仗描写道教，是不是他信奉道教呢？如同佛教一样，答案是否定的。
《西游记》中的道士分两类，一类是“成仙得道”的道士，比如三清真神及其所领导的神系，另一类是下凡作乱的道士也就是所谓妖道。吴承恩对这两类道教群体都是鄙视的。高等级道士，比如：必欲除掉试图揭开道教虚伪面纱的孙悟空的那个玉皇大帝其实什么本事都没有，他就是个色厉内荏的主儿。美猴王大闹天宫，托塔天王抵挡不住，要求玉皇大帝增兵，玉皇大帝却说：“谅一妖猴，有多少本事，还要添兵！”等到即便添兵也打不过美猴王时，玉皇大帝害怕了，决定跟美猴王“和谈”。妖道嘛，比如车迟国的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乌鸡国的全真道长，黄花观的百眼魔君，他们迷惑人间国主，夺人财产，占人妻女，祸国殃民，几乎都是无恶不作的人间魔鬼。
此外，小说多次说孙悟空弃道从佛，第四十四回还有一段孙悟空和猪八戒在车迟国把道教大神三清至尊的神像扔进茅坑的描写，进一步表明了作者吴承恩反对道教的立场。
吴承恩为什么反对道教呢？答案与吴承恩反对佛教是类似的。遍地开花的道观侵占了农民的大量土地，充斥城乡的道士干尽了欺压百姓的龌龊之事，而不切实际的炼丹行为挤占了各行各业的劳动时间。封建官府的压迫已经令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了，而道教和佛教又增加了一大批不劳而获的人，人民群众的处境真是雪上加霜。
三、《西游记》反映理学社会思想，礼赞心学思潮
儒学是孔子正式开创的，但是儒学研究历来都是开放的，历朝历代都要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儒学。大批儒士也愿意配合统治阶级改造儒学，这样做，一来，这些大师可以做官，表面上践行了孔子“治国平以下”的儒训，另一方面可以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把自己打造成新时代大儒。正是在这样的思路引领下，“孔孟之道”被董仲舒继承，变成阴阳五行儒学；董仲舒儒学被宋代的“二程”和朱熹发展成“集大成”，变成了程朱理学。朱熹跟明朝皇帝同姓，朱元璋直接奉朱熹为先祖，加之程朱理学非常适宜钳制人民群众的思想自由，理学思想自然也就成为朱元璋心中的“国学”了。朱元璋之后的明代皇帝进一步推崇程朱理学，程朱理学遂作为儒学的主干而被称为儒教。
明代前中期的程朱理学把精神层面的皇天、天理和现实生活层面的历代君主，及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学大师奉为神灵。程朱理学把“孔孟之道”中世俗化的“礼”转化为神秘的带有鲜明唯心主义色彩的“天理”或“理”，让先天就存在的“天理”主宰人们的头脑，改善人们的言行，从而通过“天人合一”实现日常生活中对“礼”的推广。在孔子的学说中，“礼”是创造君子的手段，是作为君子本质属性“仁”在形式上的存在，而程朱理学的“天理”则把“礼”变成了目标，而即便按照“天理”创造出来的“礼”也不会是孔子眼中的“礼”。朱熹学说中的“礼”是把人欲归于“天理”的“礼”，是要创造“无欲”、“无意”、“无必”、“无固”、“无我”的遵循所谓“天理”的人。为了让下层老百姓能够容易理解和信奉朱熹的学说，明代前中期的朱门传人便把程朱理学的“天理”简易描述为“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和“仁、义、礼、智、信”。
程朱理学通过明代的闭关锁国政策护航，逆元代以来中国国内民族大融合的现实，逆元代以来中外经济、文化大交流的现实，逆元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和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现实，目的是通过愚民以挽救和巩固其腐朽的封建统治秩序，当然是反动的。《西游记》在这方面有鲜明的反映。
首先，《西游记》中的天宫世界是按照儒家大一统模式创建的，玉皇大帝领导下的层次严密，分工明确的百官体制，跟明朝的朝廷没什么本质区别。
玉皇大帝和他的百官是不能转换的，皇帝就是皇帝，大臣就是大臣，当然，天兵就是天兵。在玉皇大帝的大殿上，只要孙悟空不去，秩序就井然，资格再老的大神都对玉皇大帝顶礼膜拜。如果你试图冲撞秩序，结果就会像孙悟空那样被改造，何况你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吗？这是吴承恩对明代实行超越宋代的在儒教配合下的登峰造极的君主集中制的不满和批判。
其次，作者通过嘲弄玉皇大帝，揭示了天庭官僚体系的虚弱性，但是同时，作者给孙悟空安排的结局是妥协，这说明明代前中期的封建统治秩序是非常稳固的，所有的统治危机暂时都能被压下去了。
明朝是在冲破蒙古人对汉族统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明代的疆域不仅始终没有达到汉唐盛世时候的范围，且元朝的缩小版政权还一直盘踞在蒙古高原，明朝时期的中国实际上处于类似南北朝时期的那种分裂局面，这是明朝皇帝色厉内荏的性格来源，锁国政策正是这种性格的产物。
第三，任何对思想自由的钳制都会促进思想自由的喷发。随着朱熹理学作为“国教”越来越渗透进明代的社会生活中去，随着社会越来越死气沉沉，反对朱熹理学的浪潮也在高涨。在《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青少年时代，理学分裂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大师扛起了“心学”大旗。
心学思潮反对朱熹理学的“天理”观和“灭人欲”论，主张“吾心就是宇宙”，我心就是天理，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依据自己的理解来描述天理，而不是由别人事先确定。心学思潮要求打破在朱熹学术思想影响下的钳制人们思想自由的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创造有独立思维的“新人”。吴承恩及时赶上了心学思潮的兴起，并积极投身到礼赞这一思潮的大军中去。《西游记》正是礼赞心学思潮的伟大作品，孙悟空和他的伙伴们，特别是孙悟空，正是王阳明心学思潮的“发言人”！
孙悟空是直接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吴承恩不愿意让有血有肉的“明代凡人”生下他所钟爱的这个主人公，这是吴承恩对现实社会的巨大讽刺。而孙悟空一旦降世就与现实世界的各种秩序格格不入，他要改变这些秩序。吴承恩知道，明代前中期的腐朽统治是佛、道、儒三教配合封建朝廷实现的，因此，他赋予了孙悟空横扫三教的“大权”。孙悟空由道入手，蔑视包括三清至尊和玉皇大帝在内的道教神权体系，大闹天庭、海宫、冥府；到蔑视如来佛祖，并且在取经路上不尊师教，一路杀生，戏耍佛教教义。小说中有的神仙甚至妖怪还会说四书五经中的名言，甚至能背诵一两首古诗词，这是吴承恩对作为“时学”的朱熹理学的辛辣讽刺；而吴承恩一边描写玉皇大帝的色厉内荏，一边还让玉皇大帝自称为明君，这分明就是对理学君主观的无情鞭挞。在孙悟空非道戏佛的过程中，明代前中期朱熹理学所规定的关于“好人”的各种规范荡然无存。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就是说，无论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浪漫主义小说，只有现实的人的生活才是其表现方向；无论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浪漫主义小说，其主要人物及其活动都是属于现实生活的，都是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从小说中的幻想世界和神话人物来看，从小说情节的夸张性和人物行为的超常性来看，《西游记》确实是一部浪漫主义神魔小说，但是它始终没有脱离现实生活，始终没有放松对明代前中期佛、道、儒配合封建皇朝钳制人们思想和压迫人民群众的嘲弄、讽刺和批判。小说通过一系列典型人物特别是孙悟空的艺术形象，传达了作者吴承恩的社会批判观，并积极响应新兴的王阳明心学思潮关于恢复人欲，追求自我的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