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古典情怀
网站用户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创者和成就最高的剧作家，曹禺（1910-1996）一生创作了十多部大型话剧。曹禺生在旧中国，其追求个性解放的前半生也是在旧中国，其个性解放思想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仍然在旧中国。曹禺解放前所写的剧作在思想内容上当然反映了曹禺本人对个性解放思想的认识。笔者在本文中以曹禺解放前的代表作《雷雨》、《日出》、《北京人》中的人物形象为载体，通过分析这些文学人物的个性解放思想特点，来把握曹禺在旧中国不同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状态，也就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雷雨》式的压抑，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日出》式的张扬，最后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北京人》式的理性。
一、《雷雨》：压抑的个性解放追求
1934年7月，曹禺的处女作、成名作兼第一部代表作《雷雨》以高起点、高姿态登上中国文坛，中国现代话剧由此诞生了。这时候，曹禺年仅二十四岁。
曹禺是从1928年开始构思和动笔创作《雷雨》的，也就是说，作为现实主义剧作的《雷雨》所反映的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家对国民个性解放思想的思考，而这一时期曹禺的人生主要处于中学阶段，这一时期是曹禺的个性解放思想从迷茫到萌芽的时期，因此，《雷雨》中的主要人物也都因压抑而痛苦的挣扎在他们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之中。
蘩漪是压抑的。
作为大资本家周朴园的续弦，蘩漪是一个漂亮的少妇。由于得不到周朴园的爱，由于刻意压抑自己对原始般爱情的渴望，蘩漪的性情变得古怪起来。资产阶级大家庭那高高的围墙阻挡了她对外界的认识，她只能在家庭中寻找可以释放爱的能量的人，于是她爱上了周朴园前妻的儿子周萍。但是，这种爱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是不伦的，是伤风败俗的，是不受人们待见的。蘩漪在嫁给周朴园之前，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她受到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不仅读过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那些呼唤民主和自由的文学作品，也接触过易卜生剧作等西方那些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著作，个性解放思想在她年轻的心里早已播下了种子。然而，婚姻却使她成为资产阶级家庭的一个花瓶，她甚至想做个生育工具都不成。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迫使她喊道：“我是人，一个真正活着的女人”，“人家说一句，我就要听一句，那是违背我的本性”。当然，作为“五四”时代新思想的接受者，蘩漪是勇敢的，她把自己的爱情、名誉乃至生命都和盘交给了周萍，过起了“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日子。然而不幸的是，周萍不仅不敢光明正大的去找她，后来他甚至还爱上了别的女人。蘩漪不甘心自己受到周家两代人的不公平对待，不甘心重新回到被压抑的状态，她决意“做一次困兽的犹斗”。当然，凭借一己之力与黑暗的现实作斗争，除了悲剧，蘩漪不会有别样的结局。
蘩漪个性解放思想上的压抑其实反映了曹禺本人青少年时代的思想状态。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是军阀、民国总统黎元洪手下的将军，家境非常优越。1910年9月27日，曹禺出生仅三天，母亲薛氏就因产后高烧而死。万德尊本来是冲破家庭包办的婚姻之后娶了薛氏的，两人感情很深，悲痛之际，他续娶了跟薛氏长得一模一样的薛氏的孪生妹妹薛咏南。薛咏南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自然视曹禺如己出。薛咏南婚前居住在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策源地的武昌，她读过私塾，爱看《红楼梦》，思想中有早期的女性个性解放思想的萌芽。万德尊总是怀念前妻，他是把前妻的这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妹妹当作前妻来对待的，当然他知道她不是前妻，因而他们的夫妻生活并不和谐，这可能是薛咏南未能生育的根源。薛咏南对这样的婚姻当然非常不满，但是薛咏南也爱她那不幸的姐姐，更爱姐姐留下来的唯一骨肉曹禺，她只能把所有的不满深埋在心底，承受着巨大的情感压抑，她有些像蘩漪。为了释放压抑，薛咏南把不满转化为伤感外露出来，所以她经常在六七岁的小曹禺面前唱《葬花词》。1929年2月，万德尊年仅四十四岁就病死了，不到四十岁的薛咏南从此连个聊天和抽大烟的伴儿都没有了，生理上的压抑和心理上的感伤越发严重了。虽然已经读了中学，也经常接触到新文化，但是年轻的曹禺依然不明白后妈的伤感之源，不过他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后妈的压抑和伤感自然也就转化为他的压抑和伤感，他用自己的笔把薛咏南的压抑和伤感，把作家自己的压抑和伤感塑造在蘩漪的艺术形象之中了。
周萍也是压抑的。
作为周家大少爷和周朴园心目中的家族事业的继承人，周萍生活上养尊处优，性格上蛮横，除此之外，资产阶级公子该有的缺点他都具备，比如自私自利、纵情酒色、懦弱无能。周萍跟后母蘩漪发生了不伦之恋，但是他害怕事情被性情残暴的父亲知道，也害怕社会舆论，因而不敢对外公开，即便去跟蘩漪幽会他也都是偷偷摸摸的。在跟蘩漪维持着这种“恋爱”关系的同时，周萍又以诱骗的卑劣手段奸污了家里的女仆四凤，并使四凤怀上了他的孩子，但是他害怕性情古怪的蘩漪，依旧不敢对外公开。周萍在这场三角恋爱中压抑了很久，而当他知道四凤竟是他的同胞妹妹时，他终于承受不了这份压抑了，于是，他开枪自杀了。
周萍的封建家庭公子哥儿的出身颇似曹禺。当然，曹禺爱自己的后妈薛咏南，却并没有如周萍那样跟后妈发生了不伦之恋，曹禺的本性当然也比周萍善良、纯洁和正直，但是曹禺对当时个性解放社会思潮的迷茫和由此产生的压抑却是跟周萍相似的。而那时，读高中的曹禺正在跟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郑秀热恋着。虽然他们的恋爱是建立在讨论《雷雨》的共同的兴趣基础之上的，虽然他们也是那时候很时尚的自由恋爱，但是迫于社会习俗，他们不敢偷摘伊甸园里的禁果，二人的相处虽然罗曼蒂克却都饱受着欲望的压抑之苦，而这时候正在写《雷雨》的曹禺自然也就把自己的这种压抑转移到周萍身上去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中期，中国处于国共合作与北洋军阀进行殊死较量并走向胜利的时期，后期则是中国共产党武装起义反抗背叛大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思想启蒙运动这时候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民主运动的先驱们早已走出家庭，投身到社会解放的洪流中去了。当然，民主运动的先驱们也还没有找到引领中国走向国民个性自由，国家富强民主的科学的道路。十多年前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虽然这时候依旧非常时尚，但是它尚未得到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宣传，而蒋介石集团宣布在全国实行所谓“训政”，国民党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继续钳制刚刚萌芽的个性解放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刚刚开始并处于模式的摸索之中。动笔开始创作《雷雨》的这一时期，曹禺才十几岁，封建家庭对他的影响依然很深，他还没有接触到许多下层百姓，还不能很好的理解当时的社会。他在学校里接触到的教师至多也就是受到过早期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大多还不了解更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因此曹禺不知道个性解放和个性自由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即便对于他所熟悉的自己的那个家庭，他也有诸多迷茫，所以《雷雨》只能反映资产阶级家庭在人的个性压抑中的崩溃。当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曹禺的家庭和周朴园的家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我们从《雷雨》可以感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贪婪和色厉内荏的本性，感受到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感受到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基于此，《雷雨》仍然是一部了不起的现实主义巨著。
二、《日出》：张扬的个性解放追求
1936年夏秋之际，曹禺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话剧同样是他的代表性剧作《日出》。不同于《雷雨》的五六年的漫长创作过程，《日出》是曹禺在发表《雷雨》之后以极快的速度创作出来的，它直接反映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半叶中国社会的面貌以及国人对个性解放的继续追求，当然也反映了迅速成长起来了的青年曹禺个性解放思想发展的新阶段。
年轻漂亮的话剧主人公陈白露是一个被银行家潘月亭供养着的交际花，她住在一家豪华的大旅馆里，常年跟金融界的大佬、演艺界的名人、各行业的富人厮混，心灵非常空虚，生活无比堕落。但是由于她整天被这些恶棍捧着，她忘乎所以了，她自己认为她这是在过着个性自由的生活，她所理解的个性解放就是要钱有钱，要人使唤就有人使唤，要刺激有刺激，想干啥就干啥。后来，潘月亭的银行倒闭了，围绕着陈白露的那些恶棍们遂作鸟兽散，陈白露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无法生活下去的陈白露终于明白了自己追求方向的偏差，然而她已经失去了改变自己现实的勇气和能力，她只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陈白露早先并不是如此个性“张扬”的女人，她会唱歌，也有表演天赋，一度做过电影演员并且小有名气，一度怀揣美好的人生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个性解放，即经济上的独立，生活上的自由，婚姻上的自主。即便沦入交际圈之后，她也不同于那些庸俗的交际花，她曾经竭力营救被恶棍们蹂躏并卖掉的善良少女“小东西”，也曾对试图感化她走出交际圈的儿时男友方达生有过感激之情和思想动摇，虽然跟那些恶棍们厮混，但是她也知道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
陈白露不同于《雷雨》中的家庭少妇蘩漪，陈白露是一个社会公众人物，因此《日出》也就不同于《雷雨》，《日出》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社会问题剧”。创作“社会问题剧”固然是曹禺当时主动接受易卜生“社会问题剧”影响的结果，但是同时更是曹禺主动深入社会，研究社会的结果。
陈白露的艺术形象来源之一是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的死。阮玲玉本来也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女孩子，在演艺界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上也是独立的，后来因婚姻的不幸，加之社会黑恶势力的造谣中伤，她被迫于1935年初服毒自杀，鲁迅先生当时为此还写过一篇《论人言可畏》的杂文。陈白露的容貌特征，早期追求，善良的性格，所接触的社交圈子，以及悲剧结局都跟阮玲玉相似。除此之外，陈白露形象的来源还有很多，比如：曹禺《雷雨》的一个女粉丝写给曹禺的一封暧昧的信，曹禺父亲的一位王姓朋友女儿的风流韵事，太原的几家风月场所中交际花们的生活，等等。这些被曹禺后来称之为“生活故事”的人和事是曹禺跳出家庭并走向社会后的素材积累。1930年秋，曹禺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修西方戏剧。清华大学是一所思想开放的高等学府，也非常关注时局，在清华大学的数年中，作为学校剧团的骨干之一，为了演戏，曹禺经常随师生们走出校门，走上社会，这有助于他了解社会，特别是了解下层人民的不幸生活，感受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从而有助于创作“社会问题剧”《日出》，有助于确立《日出》的主题，那就是主人公无节制放纵“自由”的个性解放追求特点，以及“损不足以补有余”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曹禺刚入清华大学，就赶上学校师生的“驱吴”运动。当时，为了钳制思想自由，以便控制清华大学，刚刚利用奉系军阀驱赶了汪精卫“国民政府”北平政治势力的蒋介石安排学阀吴南轩任清华大学校长。汪精卫时期的清华大学推行奴化教育，本来就已经引起师生们的不断反抗了，而蒋介石更有甚于汪精卫，吴南轩一到任便“遵守蒋主席整顿学风意见办学”，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学术自由，限制民主、科学等新思想传播的校规，从而激起清华师生的无比愤慨和激烈反抗，而反抗钳制自由的方式之一无疑就是鼓吹高度自由，甚至是绝对自由。清末民初由梁启超、刘师培、刘师复等人鼓吹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本来已经于二十年代前期落潮，但是这股思潮在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下死灰复燃了。无政府主义者根据自己的需要歪曲马克思主义，把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跟社会主义混为一谈，鼓吹取消国家政权，取消法律，废除私有制，甚至废除家庭，要求个性绝对自由，反对一切纪律约束。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本质上属于空想社会主义范畴，它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思想界之前，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统治基础有过一定程度的冲击，但是它同样是辨证唯物的马克思主义所反对和批判的一种思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是从北京开始的，是从北京的高校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是那还是大革命期间的事。1927年，随着北洋军阀的统治被终结，随着汪精卫、蒋介石集团先后统治华北，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心转向南方，无政府主义便在华北地区各高校死灰复燃了。陈白露的人生放纵“哲学”明显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这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到曹禺的明证。当然，那时候有不少作家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或大或小的影响，巴金的中篇小说《灭亡》（1930年）、《死去的太阳》（1931年），短篇小说集《法的故事》（1936年），蒋光慈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1929年）等作品都有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那时候的丁玲、胡也频、鲁彦，甚至鲁迅、瞿秋白等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所以，陈白露追求张扬的无节制的个性解放，追求个性泛滥的思想并不奇怪，陈白露不仅没有脱离时代，相反她正是作家曹禺走入社会，受到时代思想影响所创造出来的带有时代烙印的艺术典型。
不同于巴金他们，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更加年轻的曹禺的影响持续时间很短，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潮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大革命期间，曹禺还在中学里读书，曹禺创作《日出》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无政府主义已处于最后的疯狂阶段，之后，无政府主义者便分化为两股，一股被国民党反动派收买，成为反动学阀，一股成长为科学社会主义者，走向工农大众，曹禺与前文提到的巴金等作家都属于后者，年轻的曹禺很晚才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却在几乎同一时间跟巴金他们一起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其实，即便是在《日出》中，曹禺的觉醒就已经开始了。陈白露的自杀宣告了无政府主义者张扬的无节制的自由观的荒谬和破灭，而试图拯救陈白露的方达生虽然没有拯救成功，但是曹禺设计这一角色本身就已经显示了作家对无政府主义的不满，拯救失败则说明曹禺还没有为陈白露和千千万万陈白露们找到个性解放的科学道路。
蘩漪试图通过个人努力解除个性情感压抑，最终失败了；陈白露试图借助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和一群恶棍实现张扬的无节制的个性自由的理想，最终也失败的。完成《日出》创作后，曹禺一边思考着蘩漪和陈白露，一边继续着他的求索。
三、《北京人》：理性的个性解放追求
1940年秋，曹禺发表了他的又一部代表作《北京人》。《北京人》以北京城里一个没落士大夫家庭的经济衰落为戏剧冲突背景，揭示了曾家三代人之间善良与丑恶、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反映了抗战前后封建主义精神统治秩序走向崩溃的情形，反映了封建家庭新生的一代背叛封建制度，告别封建废墟，走向自由、民主，充满光明的新社会的情形。
剧作主人公愫方是在封建思想束缚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女性的典型。愫方有着蘩漪一样的压抑和哀愁，但是她却有着蘩漪所没有的温良和无私奉献精神。她爱曾家的这三代人。她像奴仆一样伺候姨父曾老太爷，给曾老太爷捶腿，端痰盂，扶着曾老太爷在院子里散步，接受曾老太爷的辱骂。虽然表嫂曾思懿夺走了她深爱着的表哥曾文清，虽然曾思懿经常刻薄的挖苦她，恶毒的戏弄她，但是她依然能够像奴仆一样伺候着曾思懿。愫方还爱寄居在曾家的睿智的袁任敢和他那活泼的女儿袁圆，爱曾家的第三代人曾霆和瑞贞，爱曾家的那些奴婢们。面对着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坐吃山空的封建家庭，愫方深爱着这些正在挣扎的人们，虽然曾家的主人也是剥削阶级中的一部分。当然，愫方最爱的是她的表哥曾文清。她之所以愿意呆在曾家伺候大小主子们，目的是影响和支持曾文清摆脱家庭束缚，走向社会，寻找自由、民主的新生活，当然，将来她是会去寻找他的。曾文清看起来也确实是勇敢的，他成功的离家出走了，愫方兴奋的说：“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侍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然而，曾文清终究是封建大家庭豢养出来的豆芽菜，他在社会上转了一圈，碰壁之后就又偷偷的跑回来了。愫方对曾文清彻底失望的同时，也对曾家彻底失望了，于是愫方决绝的跟接受了新思想的第三代曾家人瑞贞一起离开了曾家。
愫方之所以鼓励曾文清去寻找新社会新生活，是因为她自己也不清楚新社会在哪里，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但是后来愫方有了目标并坚决离开了曾家，离开了她的那份“爱情”。愫方为什么会清醒起来呢？她离开曾家之后去了哪里？对于这些，作家无需明说，他在剧中以看似配角的袁任敢、袁圆父女对读者作出了理性的告知。袁任敢是一个人类学家，他研究原始人“北京人”。在曾家，袁任敢通过跟愫方、瑞贞的日常接触，向她们潜移默化的传输了原始社会“北京人”那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抗战前后的中国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没有礼教来束缚，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危险，没有陷害……”袁任敢的这套说教虽然还有着无政府主义的意味，但是袁任敢是人类学家，他的“研究”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还不如落后愚昧的原始社会那么充满自由和欢乐。袁圆虽然是女孩子，却总是打扮成男孩子的样子，打领结，穿西裤，袁任敢对她是“放养”的，从来不用封建礼教束缚她，所以她不理会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她可以跟男青年曾霆玩泼水，曾霆手指出血了她直接用嘴去吮吸。除此之外，曹禺在《北京人》中又借助袁任敢增加了一个“猩猩似的”“北京人”的艺术形象，“北京人”充满原始活力，崇尚自然生存状态，敢爱敢恨。曹禺通过袁任敢和“北京人”的形象深刻的讽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落后和专制，通过袁圆的形象礼赞了抗战初期受解放区开放、民主风气影响的新一代同胞，肯定了当时方兴未艾的国统区青年奔向延安的潮流。这样，曹禺用远古的和新潮的这两把扫帚把夹在中间的封建崩溃家庭的一群“多余人”无情的清除出了火热的时代。
在完成《日出》之后的数年中，曹禺创作了《原野》、《蜕变》等直接描写解放区军民抗战生活的剧作，反映最临近的社会生活，而接着创作的《北京人》却既有《雷雨》中封建家庭中个性的压抑和爆发，又有《日出》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残余。但是，《北京人》不是《雷雨》这种家庭剧的简单回归，作家以哲学思辨的艺术手法把新时代的社会因素引入家庭剧，从而使得《北京人》的家庭剧具有鲜明的社会色彩，从而把愫方的个性解放追求融入到了社会大众的共同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去；同时，《北京人》又不是《日出》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简单回归，作家以哲学思辨的艺术手法把袁任敢、“北京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改造成讽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工具，又以袁圆、“北京人”的新时代、新生活形象对愫方的成功引领否定了无政府主义思潮。
从完成《日出》到发表《北京人》，短短四年间，曹禺对个性解放思想的认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变化？这与他直接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并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关。
1936年，曹禺应聘到南京任国立戏剧学校的专业教师。抗战爆发后，戏剧学校迁往长沙，1938年又迁往重庆，这时曹禺已经升任戏剧学校的教务主任了。1938年冬天，曹禺应邀到曾家岩做客，亲身感受了中共驻重庆方面的负责人周先生的风采，亲耳聆听了周先生的教诲，周先生鼓励曹禺投身火热的抗战生活，用戏剧表现抗日军民的思想和生活，鞭挞汉奸卖国贼。后来曹禺又多次过访曾家岩，跟许多共产党人接触，逐渐了解了延安军民战天斗地，抗敌自救，建设自由民主解放区的生活状态，并对之神往。看到许多国统区的青年奔向延安，曹禺也曾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把戏剧学校搬迁到延安的请求，周先生告诉他，国统区更需要戏剧学校宣传自由和民主思想。1939年4月，戏剧学校迁到四川江安，中共江安县委对戏剧学校非常关心，曹禺被安排住在中共江安县委书记张安国的家里，曹禺在此期间还与著名的民主战士闻一多先生有过密切交往。曹禺就是在江安县，就是在张安国的家里写完抗日剧《蜕变》的。
从1937年到1940年，因抗战的迫切需要，曹禺创作了《原野》、《全民总动员》、《蜕变》等剧作。这些剧作固然在思想内容上贴近生活，但是艺术上却因创作时间不足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欠。为了修正艺术上的不足之处，曹禺在江安完成《蜕变》后，就开始思考《北京人》了，他试图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回归到他的代表作《雷雨》和《日出》的艺术思路上去，即思想上立足现实主义，艺术上“又不那么现实主义”，以深沉的带有象征意味的方式，在平淡的人生铺叙中展开戏剧冲突，塑造时代人物。无疑，《北京人》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深沉的哲学的方式强化了《北京人》的美学魅力，提升了《北京人》的艺术价值，同时又没有减弱《北京人》的思想价值。《北京人》发表后，重庆倾城争看，剧院天天爆满，柳亚子撰文热情赞扬《北京人》道：“旧社会已崩溃，新社会要起来！只有你，伟大的北京人呀，继承着祖宗的荣光，还展开着时代的未来”，“多情的小姐，洗掉她过去的悲哀！被压迫的小媳妇，冲破了礼教的范围！跟着你，伟大的北京人呀，……走向时代的未来！”
综上所述，从1934年到1940年，以话剧《雷雨》迅速成名的曹禺，一边完成学业和从事教业，一边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创作了一系列优秀剧作。面对黑暗中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他深入思考国人的个性解放之路，并通过《雷雨》中个性的压抑，《日出》中个性的无节制“张扬”，《北京人》中在新时代的召唤下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人民大众解放的相结合，完整的反映了那段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灾难和国民的觉醒，也完整的反映了作家本人对个性解放思想的认识逐渐深入的过程。
当然，曹禺发表《北京人》之后，国民个性解放和中国社会解放的相结合还在继续着并深化着，曹禺的思想认识也还在不断深化着，曹禺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不可分离了。此后，他相继发表了《明朗的天》（1952年）、《胆剑篇》（1960年）、《王昭君》（1962年）等一批反映新中国民主制度，新中国人民大众翻身得解放的精神面貌的优秀的现实主义剧作。1996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后，他的老朋友巴金给曹禺的家人发来的电报说得好：“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
【注】
文中引号中内容如无说明，均出自曹禺剧作和回忆录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