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丑化曹操的三大历史根源

前言

我们都说《水浒》是采用典型化的手法塑造人物的，其实《三国演义》也是，只不过它追求人物性格的绝对化，这是典型化的初始阶段。所谓人物性格的绝对化，比如诸葛亮是“智绝”，关羽是“义绝”，张飞是“勇绝”，而曹操则是“奸绝”。曹操所谓“奸绝”的名言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在《三国志》中是“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

在《三国演义》的开篇，少年曹操就以“诈疯”的奸计负了叔父的爱心，而《三国演义》通篇始终把曹操作为一个奸诈、多疑、虚伪、残酷、好色等反面典型形象来塑造的。

翻开历史，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大分裂的汉末，曹操以其雄才大略稳定朝政，并基本上统一了北方，为后来司马氏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曹操是三国形成时期天下公认的英雄，即便是曹操的敌人也承认曹操的功业。《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蜀国人，他在书中对曹操的评语是：“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完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孙权虽然独霸江东，却一直不敢称帝，而是接受曹操委任的所谓平南大将军的名号。

曹操的形象在曹操死后的两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北宋时期基本上是正面的。《世说新语·豪爽》中说，晋代权臣王敦一生崇拜曹操，经常酒后吟咏曹操的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唐太宗曾经撰文论述曹操的“匡正之功”，他赞扬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北宋时，左丞相穆修在《毫州魏武帝帐庙记》中颂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先显盛大之业于来世”。当然，在北宋以前，批评曹操统治手段残酷的也有，但是始终只是些嘈杂之声。

南宋时期，曹操的形象陡然产生变化。理学家朱熹把曹操定名为乱臣贼子，大学者王十朋在《谒昭烈庙》一文中竟称“我虽有酒，不祀曹魏”，大诗人陆游也写出了“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诗句，曹操一下子成为南宋文人士大夫的千夫所指。

元明清时期沿袭并进一步发展了南宋时期对于曹操的贬抑态度。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对曹操丑化了，但是也还是贬七分而扬三分，而毛纶毛宗岗父子改编后的《三国演义》则彻底否定曹操。比如写曹操引刘备见汉献帝，有谋士认为这不利于曹操时，罗本写曹操的态度是：“玄德与吾结为昆仲，安肯外向耶?”颇有光明磊落的意味；而毛本中曹操就换了一副嘴脸，曹操说：“彼既为皇叔，吾以天子之诏令之，彼愈不敢不服矣。况吾留彼在许都，名虽近君，实在吾掌握之内，吾何惧哉!” 元明清遍及各地的三国戏中，曹操是典型的白脸丑角，与关羽的红脸造型形成巨大反差。清代地方戏《灞桥挑袍》更改了《三国演义》中曹操灞桥饯行关羽的情节，作品写道：“曹孟德，八里桥前把行饯，谋害圣贤。关老爷，刀挑红袍。药酒祭天把火光现，曹操胆寒。”

那么，曹操的形象缘何在南宋以后由正面人物沦为奸雄了呢？从古至今，人们多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虚构和可读性方面找答案，其实那是盲人摸象。任何文学现象乃至文化现象都是时代生活的反映，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历史上找答案，从这个思路出发，我想，《三国演义》丑化曹操，大概有三个历史原因，那就是：汉唐崇拜；正统之争；悲剧情结。

一、 汉唐崇拜

中国封建社会最鼎盛的时期当然是汉唐时期，固然期间包含了分裂为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唐的鼎盛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时代精神等各个方面，它们分别是它们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庞大、最富庶的帝国。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人们崇拜汉唐盛世则主要是崇拜汉唐的民族张力和广阔疆域，两宋的经济和文化并不比汉唐逊色，许多具体指标甚至还超过唐代，但是，没有强大的民族张力和巩固的辽阔疆域，经济和文化也就如同水中鲜花，虽然好看，却随时都有凋谢的可能。曹操在汉代和唐代这两大盛世中居于最初也是最关键的转折时期，他是以一个汉帝国的破坏者和新帝国西晋以及后来的唐帝国的第一个奠基者的面目立足于历史的，自然就会在南宋以后受到关注甚至争议。

首先谈民族关系

汉唐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基础和广阔的生存疆域。汉族和中华民族的概念分别实际上是在汉代和唐代初步形成的。

汉代在继承秦帝国衣钵的基础上，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统治，相对开明、科学而严密的郡县制度的最后确定，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的完善，融九州人民为一家，确立了汉民族的民族印记和民族认同感，其典型标志就是“中国”和“四夷”概念的确立，生活在汉代核心统治区的人民是汉人，生活在周边地区的则是东夷、北胡、西戎、南越等粗略归类的所谓“四夷”。

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的动荡和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唐代大力推行民族交往、民族交流和民族融合政策，汉民族逐渐演化为更加具有吸附能力的中华民族。唐太宗借用东晋权臣桓温以“中华”称呼“华夏”或“九州”的做法，却是首次以“中华”称呼大唐帝国辖区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他说：“夷狄，与中华不殊，朕爱之如一。”唐朝首都长安和国内南北许多城市都是国内多民族甚至外国民族的共同生活的城市。

总的来说，汉唐时期的民族关系特别是汉民族与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关系是汉族占据绝对上风，汉族居于进攻态势。这种状况在宋代以后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到《三国演义》诞生时甚至到满人入关前就再也没有回转过。

汉代的汉族和唐代最终形成的中华族，一直受到北方强悍少数民族的侵扰，这种侵扰在唐帝国崩溃后五代十国的混乱政治局面中得以迅速强化，“五胡乱中原”的局面持续了数百年。这段历史岁月既是北方少数民族向汉代以来的中原政权复仇的时期，又是北方少数民族继续被汉族融合的时期，是汉族由单一民族转向以汉族为主、众多少数民族为伙伴的中华民族定型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就是这样的时期。但是，三国时期，以曹魏为主导的政治格局随着曹丕的早亡和司马氏的乘机崛起发生了“量变”，司马氏建立的孱弱的两晋在既感恩曹操统一北方的丰功伟绩又维护自己篡位正当性的矛盾中诠释着历史，为公然篡汉的曹丕创造了天然条件的曹操自然就成为一个“有故事”的可以成为替罪羊的历史人物了。但是好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形态的变幻速度太快，政治家们因忙于频繁的算计和军旅斗争而无暇仔细思考政治上的正当性，曹操总算得以“幸免”，他仍然以如同生前那样的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英雄形象站在历史的大河边。

北宋时期，汉族政权在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斗争中有胜有败，尽管在政治趋势上呈守势，但北宋光复汉唐盛世的可能性似乎还存在着，清算“毁灭”“大汉盛世”的曹操之子曹丕的动机便产生了。当然，批判曹丕远没有批判曹操来得更扼腕割喉，似乎正是因为曹操形式上的篡汉才导致曹丕实质上的篡汉，而后才出现北方少数民族频繁侵扰中原的隋唐之前的三百年乱世。我认为这是宋代人没有理清汉与唐的关系的缘故，是历史短视行为。可以说，正是曹操通过汉末和魏初民族融合的文治武功才实现了中国北方的基本统一，由此才推动了两晋以后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而没有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也就没有隋唐大帝国的产生。

但是，不管怎么说，曹操作为一个汉与唐之间的具有相对枢纽意义的历史人物，就在两宋特别是遭受外族入侵而更加无所适从的南宋成为一个合格的替罪羊。他们认为，是曹操破坏了汉族帝国一脉相承的“龙脉”，把外族引入汉族的平静生活中来的，这种行为虽然带来了唐代的民族大繁荣，却因为“引狼入室”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的汉民族政权受到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强烈冲击，而且少数民族大有灭我汉族之势，似乎唐代的多民族盛世都是昙花一现的辉煌了。他们认为，也是曹操之子的篡汉致使刘备、孙权得以称帝，从而破坏了表面上的汉大一统传统，加之曹魏的继承者司马氏又缺乏使中原长治久安的手段和能力，导致以后中原大地长期混乱的局面产生。于是，追根求源，曹操就罪不容赦了。

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版图相对狭小的一代，也是历史上最为软弱的王朝。赵官家不但没有汉代人开边拓土、勒石燕然的气概，也丧失了唐代人“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的胆魄，甚至连燕然、阴山本身都成为意念中遥远而不可企及的历史概念，被汉族政权长期统治的河西走廊也成为宋代的死敌西夏的领土。在宋人“无可奈何落花去”（晏殊《浣溪沙》）的整体悲剧的氛围中，虽然还有不曾泯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岳飞《满江红》）的个体壮勇，却已染上了“知不可而为之”的浓郁悲凉色彩。

明代的“国际”生存环境还不如宋代，汉族地主阶级勉强取得的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接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强烈复仇，而且这种复仇一直持续王朝兴亡的全全程。由于明朝是通过驱逐蒙古人从而继承的宋朝（含南宋）衣钵，统治阶级当然也不会把自己不能恢复汉唐盛世的责任归为自己和宋朝人的无能，而只能归为汉末搅局的曹操父子。曹操做梦也想不到，他会成为南宋以后中国积贫积弱的罪魁祸首，是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其次谈疆域

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的封建社会，民族生存的最好形式是农业，农业兴盛的最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水。汉朝兴旺的主要条件是黄河和长江两大母亲河，唐朝时则又在前代基础上开发了珠江、辽河、淮河，更疏浚了作为南北大动脉的大运河。农业和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手工业、商业、城市都跟这些河流密不可分。因而，民族生存的疆域与其说是以万里长城的“圈地”，不如说是我们民族对于大江大河流域的控制，即反抗强悍的少数民族侵扰和侵占我们生存的江河流域，因为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也看到了江河流域的生存优越性，他们加紧了对中原地区的侵犯。

汉唐时期，北方少数民族难以撼动汉唐帝国建立在繁荣的经济基础上强大的军事实力，他们要么被驱逐到更远的北方大漠以外，要么接受汉族文化的规则而被纳入中华文化范畴。所以历史上才会有汉帝国的拒敌于千里之外和唐帝国的融敌于广宇之内。

这种状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汉唐疆域的空前广阔，是我们民族生存空间的空前广阔。汉朝时，汉族人口只有三四千万，可是疆域却北至长城，南至岭南，东至大海，西至酒泉甚至一度到达葱岭。唐朝时，广阔的西域重回怀抱，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南海诸岛、越南，甚至中亚的部分地区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还通过和亲手段第一次与吐蕃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可以说，汉唐时期，无论其疆域的广阔、人口的众多，都是汉朝同期的罗马帝国，唐朝同期的查理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所不能比拟的，汉唐作为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当之无愧。

经过五代十国时期的战乱，北方少数民族在继续融入汉族生存空间的过程中与分裂中的汉族的一些贵族进行勾结，上演了一幕幕少数民族势力被汉族地主阶级“引狼入室”的闹剧，到北宋自行宣布统一天下后，这种融合过程不仅还没有结束，而且少数民族还在不断尝试建立政权。所以，北宋的统一并不是汉帝国的统一，更不是唐帝国的统一，只是中华民族的有限统一，北宋的疆域只是汉唐的半壁。

到了南宋，状况进一步恶化，不仅江山只剩下半壁中的半壁，而且金国和西夏还在步步紧逼，淮河的月亮已经渐渐处于回忆之中，而正在兴起的蒙古王朝更使南宋战略上的颓势化作灭顶之灾悄悄袭来。

然而，由于南宋人专心致志搞文化，专心致志做经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超越汉唐时期的巨大繁荣在给北方民族带来更加巨大的侵略欲望之外，也首先给南宋士大夫带来得过且过的惬意。这得过且过的惬意持续了百余年，以至于人们在享受的时候忘记了正在转化为战术层面的战略危险，也模糊了历史认识，而把南宋乃至唐亡以后汉族人的悲剧根源归结于曹操，归结为曹操的篡汉和对试图光复汉室的刘备集团的剪灭，全然忽视了曹操除灭董卓，缓和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基本统一北方，反对九州分裂，试图全面统一全国，试图恢复汉帝国无尚荣耀的不懈努力和丰功伟绩。

南宋皇帝心中明白，他们的祖先——发动“陈桥兵变”的北宋的开国者赵匡胤无异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司马氏，他们批判曹操就相当于昭示赵宋政权取代北周政权的合理性，就相当于把赵宋政权不能全面统一九州的责任委婉的推给北周；他们抹杀曹操的丰功伟绩也就是抹杀北周在南北朝时期统一中国北方的功绩。南宋的疆域急剧变小，他们不从自己甘居安逸生活的错误中找原因，而要把责任归给先朝，这实在是不仅身在福中不知福，而且恩将仇报，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啊。

二、正统之争

封建宗法制度如同民族精神一样，也是汉唐时期成熟的，其主要内容就是汉代的儒家大一统思想、郡县制等，唐代的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等，而这些思想和制度的几乎唯一目的是为了强化建立在这些思想和制度上的皇权天授的中央集权制度。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以后的历朝历代皇帝都承认秦始皇的这一地位，因而，秦始皇的传国玉玺也自然成为“皇权天授”的标志。

在科学和民主思想还不能占据封建社会天下人头脑的漫长时代，秦始皇“皇权天授”的神话早已深入人心并且成为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一，因而谁得到这枚用和氏璧刻制的天下唯一的秦始皇玉玺，谁就获得了天的护佑，天下百姓就会拥护他，他就获得了做皇帝的资格，而军事实力和权谋的作用倒在一定程度上比得到传国玉玺更重要。

所以汉末袁术、孙坚都是因为拥有了传国玉玺而独霸一方，而没有得到传国玉玺的英雄们要想称帝，就要么如陈涉以及后来历史上的张角、刘福通般靠挖出“天神密咒”，要么如项羽、刘邦“不要脸”一般的靠军事力量夺取，要么如王莽般靠所谓“禅让”来弥补。传国玉玺对于皇位的传递不仅是权威的，而且是无上权威的，因而，就算有了这方玉玺，后世还会有李世民杀兄逼父即位的尴尬，还会有武则天代唐兴周的后悔，才会有赵构于父兄被俘即位的患得患失。

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倾朝野，但是他不敢篡汉称帝，而他同时代的“低能儿”袁术、孙坚却因为夺得传国玉玺而跃跃欲试称皇称帝，即便由于实力太有限称不了帝，那一方玉玺也能帮助孙权的儿子孙策从袁术那里换来一支雄兵劲旅。曹操是没有称帝，但是，曹操在世时确实已经为儿子曹丕篡汉称帝做足了准备。据说，曾有谋士劝曹操以魏代汉，曹操笑答：“你知道周文王、周武王的故事吗？”言下之意，他不愿意做皇帝，皇帝将来让太子曹丕做好了。曹丕称帝之际还是向姐姐也就是汉献帝的皇后索取了传国玉玺，他当然必须这么做，不然的话，曹魏就不算正统皇朝。

三国纷争的结果，以“合理”的禅让方式取代曹魏的西晋最终统一了天下，所以两晋南北朝以后重新大一统的隋唐以曹魏为三国时期的封建正统秩序的继承者。

唐代，除了上文提到的唐太宗等帝王和贵族尊曹魏为封建正统，文人阶层也是。诗圣杜甫明确尊曹魏为正统，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一诗中说：“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于曹操赤壁之败，杜甫没有高歌胜者孙刘联军的大捷，而是对败者曹操扼腕叹息，在《过南岳入洞庭湖》中，杜甫写道：“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苍梧。弟子留遗很，曹公屈壮图”。同样的心情杜牧也这样写道：“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往事空遗恨，东流岂不回”。由于东吴丢了传国玉玺，有没有其他任何可以称帝的原因，李商隐因此讽刺周瑜道：“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北宋时期，曹魏正统观基本上还在官方延续着。宋真宗曾下令重修魏武帝庙宇，鼓励国人祭拜曹操，为人正直、修史严谨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谈到魏国和蜀汉时仍以“帝魏寇蜀”称之，虽然他声称尊曹魏为正统是“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

南宋之前，国人尊曹魏为封建正统，有三个原因：第一，三国时期，曹魏统治的区域最大，西达河西走廊，东到东海，北到辽东，南抵淮河流域，其统治区域包括中华文明发源地和在那之前最发达的地区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代表了秦汉以来封建统治区域的主要部分。第二，曹魏政权脱胎于东汉的封建秩序体系母腹之中，都城、封建秩序，甚至原有的百官人员都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而且从东汉到曹魏到西晋也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传递过程，蜀汉和东吴无法镶嵌到这一流程之中去。第三，曹操本人虽权盖汉献帝，但是他生前终究没有称帝，而是汉相，至多后来称了魏王，作为汉相和汉朝魏王，挥师讨伐总想做皇帝的吕布、袁绍、刘备、孙权等地方割据势力，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更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传统要求。

但是南宋时曹魏和曹操的正统地位受到破坏，人们不仅批判曹丕篡汉，更把篡汉的总账算在曹操身上。这至少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谈社会思想

北宋初期，为了防止出现类似于唐五代时期的军阀割据局面，赵匡胤实行轻武重文政策，他把全国的精锐军队统一于京师，赏赐大量金银给那些被剥夺了权势的贵族，鼓励他们买田地、筑豪宅、纳美妾，享受天伦之乐。此外，北宋初期大力扩大科举考试规模，以文人充当各级官吏。经过数十年的社会调整，北宋文人士大夫和贵族阶层形成了一种注重个人享乐、个人修养、注重天伦的时髦追求，这为理学思想的产生奠定了时代氛围。

北宋时期，朝廷不甘心受到辽和西夏的侵扰，前期的几个皇帝都进行过反击，士大夫中也出现过范仲淹、寇准那样的主战和能战大臣。但轻武重文的国策使北宋在与辽和西夏的战争中大多以北宋失败告终，北宋最终实行以白银和绢帛换取和平的政策，贵族士大夫们得以继续享受读书、写诗、饮宴的好日子。

一批先进文人在接受这种好日子的同时，认真思考人生与世界的关系，主张合理的享受世界的馈赠，于是，维护现有统治秩序的理学思想便于北宋中期出现了。

理学思想的开创者周敦颐结合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使儒家思想从追求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相结合转为追求个人内心感悟和现实世界的相结合。程颢、程颐兄弟发展了周敦颐的思想，以“理”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源，以事物的变化为“天理”，在天人关系上坚持“天人相与”，在认识论上重视精致的先验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理学思想不仅把中唐韩柳古文运动中“道”的观点吸收了，而且直接从思想上启迪了北宋词的发展、江西诗派的诞生和古文运动的大繁荣，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文人士大夫注重人生体验，乐于返归内心和修身养性。

北宋灭亡，皇室迁都临安之后，南宋统治阶级仅仅做了一些复国的尝试就开始全面奉行偏安江南的投降政策，即借助长江天险和江淮缓冲地带以自保。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处于自身内部复杂矛盾中，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又互相攻伐，一时间北方政权无力进攻南宋，南宋得以偏安百余年。

在这不思政治进取的百余年中，由于江南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积淀深厚的汉唐经济政策与生产技术，南宋的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为贵族士大夫提供了数代享乐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而试图维护这种统治秩序的理学思想也得以继续发展并成熟起来，成熟的标志就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出现。

朱熹的理学思想集中在对“理”的阐述上，他认为，“理”是脱离人体的精神，是最高的毫无内涵的抽象存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并主宰万物，为此，他还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理学思想要求文人士大夫通过读书达到明“理”，然后尊重作为“理” 的社会现行规则，循规蹈矩，并克制欲望，享受符合社会规则的幸福生活，这样一来，曹操就成了坏人了。

根据南宋理学思想，汉代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顺天应人的符合“理”的要求的过程。汉初制定制度，萧规曹随，与民休养生息。《史记》记载“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也”。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孝文本纪》）。汉初政治的特点有点像道家的无为之治，即尝试实践老子所倡导的虽“其政闷闷”却使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西汉衰落后，东汉再现光辉。汉光武帝倡儒学，以仁爱、忠恕治国。他还崇尚节俭，“身衣大练，衣无重彩，宫室无私爱，左右无偏私”。他的仁义道德甚至及于奴婢，曾下诏书曰:“天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敢灼奴婢者，论如律。”光武帝的行政作风一直影响着东汉帝王。

正是基于此，宋人把两汉的衰落归结为官吏的的知“理”而不遵“理”和普通百姓的无知而不明“理”。曹操不能够专心辅佐汉代皇帝，而一直心怀鬼胎，虽然博览群书，完全理解“理”的要求，却违背君臣大义，破坏“理”规定的社

会规则，削弱皇权，挟天子号令天下，积极为曹丕日后继魏王位后称帝做各种准备，其所有的丰功伟绩都不再有了意义。曹操经常以周公自居，朱熹揭露曹操道：“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操做贼，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洪迈说“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陆游则有诗云“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这些都反映了理学思想统治下的宋代文人对曹操认识的恶化。

理学思想后来被明朝的王阳明继续发展，其基本精神跟朱熹思想有许多一致的地方，但是朱熹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更加注重个人修养，强调“仁、义、礼、智、信”的封建道德的天然合理性，反对朱熹的“天人合一”，要求人通过自我修养，主动符合“理”的要求。这样，曹操就更加大逆不道了，因为，无论曹操怎么加强自我修养，他也不应该修养到篡汉的程度啊。王阳明的这些思想比朱熹的思想更加有利于封建统治，得到明清皇帝们的钟爱，所以，明清时期由皇帝亲自批准修建了并经常亲自祭拜的遍及全国的关帝庙，这些关帝庙更是曹操永世不得“翻身”的“五指山”。

其次谈宋金政治生态

从南宋方面来说。

宋高宗继位于战火中，受命于危难时，在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掠走，北宋灭亡之际，肩负起收拾北宋朝野旧部，重振赵宋江山的责任。定都临安之后，由于担心金人乘胜追击，高宗一度主动北征，以攻为守。

但是不久高宗的思想开始转向与金人议和，原因大概有四个：第一，唐和北宋一直存在和延续的朝廷党争，在南宋初期转型为主战派和投降派之争，以与金人有千丝万缕勾连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在朝廷中压制住了主战派，居于上风，他们不愿意丧失已经到手的安逸生活和权势。第二，高宗担心迎回徽钦二帝，自己的帝位将不能保全，与其驱逐金人、迎回父兄、恢复大宋，自己做个大将军，倒不如在南宋这半壁大宋江山上做个皇帝；第三，战事处于胶着，收复失地，恢复故国不是短期内所能够完成的，长久抗金将会使南宋国库空虚，不利于南宋统治现有江山；第四，金国受到其他游牧民族的侵扰，国内矛盾也很尖锐，一时也不能在与南宋的战争中占到多少便宜，也希望与南宋议和。

唐末以后，特别是北宋时期，商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南方的生产力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南宋失去北方改而专心经营南方，不仅不会使国家经济倒退相反却会更快前进，议和将会使南宋统治阶级过着比北宋时代更加富裕和精致的安逸生活。同时，长期的宋金对峙使得南宋士大夫心中“中国”的概念由原先的向北遥望和思念慢慢发生了转移，他们乐不思蜀，逐渐接受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现实生活。金国统治区域几乎涵盖了三国时期的魏国国土，而南宋的区域恰好相当于三国时期蜀国和吴国。如果继续北宋以前“扬曹贬刘”的传统，那就势必得出恢复故国的政治结论，这将背离南宋新的战略取向，将不利于南宋的偏安统治。

从金国方面来说。

中国古代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都不能避免的要接受汉文化的洗礼甚至融合。金辽相争时期，女真人就已经受到汉文化特别是唐代文化的影响。

金太祖早期，女真人尚没有文字，太祖命通晓女真人祖先法度的完颜希尹（？--1140）创制女真文字，完颜希尹仿照汉字的正楷体，沿用契丹拼音文字体制，配合女真语言，创造了女真文字。代辽灭北宋之后，金太宗在官制、科举、经济措施等各方面更多的仿效唐宋旧制，金朝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当高的汉文化素养，而且不仅接受汉族传统文化，也接受宋代的“近现代”文化，皇帝和许多大臣都乐意下棋、喝茶、泼墨、吟诗。

在从猛烈进攻南宋到转而与南宋议和之后，以北宋旧都开封为首都（改名南京）的金国俨然成为唐宋中原文明的继承者，他们不仅继续主动汉化，大量引进汉族知识分子做官，同时，金人也以汉文明的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对南宋展开“统战”，意欲对南宋通过慢火煮青蛙的方式实现和平演变。

“五德”说终始是中原王朝国家的传统政治学说，女真统治者大概是从金朝中期开始接受这种观念的。《金史·世宗纪》有大定三年（1163 年）十二月丁丑举行腊祭的记载，而丑日腊祭是金德之征。大定十五年（1175 年）金世宗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说明世宗时已确定本朝德运为金德。当时朝廷百官对于德运问题大致有三种意见，一是承唐土德为金德，二是承辽水德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为土德。后来章宗朝和宣宗朝两度讨论德运问题，最终思想统一，改金德为土德，也就是说，金人把自己作为宋文明的继承者，那么南宋就是非法政权，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金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边来考虑问题的，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这样，金人就自然而然的接受了曹魏正统的历史观。不仅朝廷在各级科举教育中传承“帝魏寇蜀”的观念，文人也普遍接受。金代大文学家元好问在金灭亡后怀念故国，他在一首描写刘备庙的词《摸鱼儿》中对刘备一生的事业发出螳臂当车般的否定，词曰“刘郎良苦”，由刘备谈到诸葛亮时，词人写道：“当时诸葛成何事，伯仲果谁伊吕？还自语。缘底事、十年来往燕南路？征鞍且驻。就老瓦盆边，田仇共饮，携手醉乡去。”这是词人“感怆千古”的内容虽然是由自己的国变而想到蜀汉的灭亡，但是还是流露出对诸葛亮的功绩的疑问。

为了抵制金人的“统战”，维护偏安统治，南宋士大夫自然而然要否定曹魏为中华文明正统继承者的传统观念，转而在蜀汉和东吴中寻找一个代替曹魏。虽然原东吴统治区是南宋的核心统治区，但是，中国历史中却没有孙权的皇帝血统，刘备倒勉强以所谓汉中山靖王之后有那么一些皇帝的 DNA。当然，元灭金和南宋以后，直至明清，统治阶级把南宋作为北宋的继承者，也就顺便接受了南宋的曹魏观，曹操的奸臣面孔就一直被定格了。

三、悲剧情结

同情弱者是当代人类社会的一个仍然时髦的话题或现象，因为当今世界还严格遵循强者生存的原则，还没有根本做好关注弱者这方面的事情，西方国家的慈善体制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虽然很完善了，但是却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弱者的问题。但是，同情弱者的思想早在人类文明诞生之初就出现了。

仅从中国说起，奴隶社会，在残酷的人压迫人的暴政下，一些先进的统治阶级成员出于对维护奴隶主阶级长久专政的考虑，开始关注中下层人民的感情和疾苦。《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就表现了被统治阶级热爱劳动，尊重平等的爱情，痛恨统治阶级的不劳而获、虚伪、荒淫等。在教育仅仅是统治阶级弟子专利的背景下，孔子招收平民弟子为徒，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要求统治阶级实行“仁政”，要求全社会实现“和谐”。而墨家宣扬“兼爱”和“非攻”，力图建立平等、和睦、惺惺相惜的美好社会。

先秦时期的这些同情弱者的民本思想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的所谓暴政而终结，恰恰相反，秦始皇大大降低了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的强度，农民的人身自由程度和生活水平是奴隶所不能比拟的。而汉代进一步放松阶级压迫，实行休养生息和奖励耕织的政策，并最终形成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可以说，一夫一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具体落实。

对弱者的同情转化为对悲剧人生的同情和共鸣，这是佛教传入和文艺全面介入人的思想并对人的思想进行调控之后才有的现象。这两个方面都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出现的。

魏晋时期，佛教真正传入中原，南北朝时期，在统治阶级甚至皇帝的推动下，全国各地特别是黄河流域建立起许许多多寺庙，佛教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撇开佛教对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的作用，佛教所宣扬的来世观不仅是对下层人民痛苦人生的慰藉，而虚拟的大慈大悲更体现了思想界全面关注普遍的人生悲剧的现象，寻常人生的悲剧开始升华到哲学层面上的悲剧情结。

这个时期，文艺理论也开始出现，文艺理论家开始有目的的总结人的文化思想，其中就包括悲天悯人的情怀，比如曹丕反对文人相轻，刘勰要求文学表现人的真情等等。

项羽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悲剧人物开始走出《史记》，走出司马迁的情感世界，走进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理世界，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同情项羽的现象。比如王安石《题乌江项王庙》写道：“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弟子今犹在，肯为君王卷土来？”比王安石晚一些的宋代诗人张可氏的《霸王别姬》写道：“垓下将军夜枕戈，半夜忽然闻楚歌。词酸调苦不可听，拔山力尽将如何。将军夜起帐前舞，八千儿郎泪如雨。临行马上复何言，虞兮虞兮奈何汝。” 南宋以后，以项羽为题材的散文、戏曲几乎都把项羽作为正面人物来描写，而且作品中充满着对项羽悲壮人生的惋惜之情。

唐宋时期，悲剧情结进一步明朗，其典型表现就是“郎才女貌”的喜剧的传奇小说转变为经常出现悲剧的话本小说。两宋的瓦肆里，说书艺人开始讲三国、说梁山。但是讲三国都同情失败者刘备，咒骂胜利者曹操；说梁山也同情失败者宋江及其兄弟们，咒骂胜利者高俅；东周列国故事也是两宋说书艺人喜欢的题材，但是却清一色的同情失败的六国，咒骂胜利者秦始皇。

具体谈到曹操，虽然北宋时期官方还是以曹魏为正统，但是民间尊刘抑曹的思想已经形成。苏轼在自己的笔记《东坡志林》中曾记载，老百姓听三国，听到刘备败就悲，听到曹操败就喜。而南宋以后，随着官方对曹操的贬抑，曹操在民间就更死无葬身之地了，关于曹操的奸诈、虚伪、残酷的故事不断演绎，终于被罗贯中写成民间版的《三国演义》和被毛氏父亲改写成官方版的《三国演义》。可以说，在南宋以后的中国文化中，刘备和项羽是一对令人扼腕的悲剧英雄，所以有罗贯中“至今凭吊襄江口，父老犹然忆使君”，所以有李清照“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而曹操和刘邦则是一对令人痛恨的胜利者，所以有俞应符“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所以有睢景臣“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记不得是清代的哪位作家在笔记中记载：南宋京都临安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开灯会，有一年，灯会上有一则字谜，谜面是“曹操见之喜，刘备闻之哭”，谜面所说的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故事：关羽被东吴杀害后，为了抵御刘备可能的复仇行动，孙权把关羽首级献于曹操，试图请曹操配合自己对付刘备。见到关羽首级，曹操开玩笑道：“云长别来无恙？”而刘备听到关羽的死讯，大哭一场后便不顾诸葛亮劝阻，决定兴兵伐吴。字谜的谜底被揭晓后是“翠”，也就是“羽卒”。从小小字谜也可以看出，南宋时，悲剧情结已经在国人心中形成了。

元代，杂剧兴起，最有成就的杂剧是以关汉卿《窦娥冤》等为代表的一批悲剧，这些悲剧感天动地，涤荡着天下苍生的悲剧情怀，这些剧作在城乡演出，数百年盛而不衰，并影响文艺界出现一批批悲剧作品，如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戏曲《牛郎织女》、《祝英台与梁山伯》、《斩马谡》。这些情况说明，明清时期，国人心中的悲剧情结已经完全成熟了。生活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自然躲不开《窦娥冤》的洗礼，抑曹褒刘的思想倾向在罗贯中心中产生也就在所难免了。

结尾

成书于明代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会贬抑曹操呢？综合前文所述，在北宋时期的民间和南宋时期的朝野，曹操的形象开始由壮怀激烈的英雄转变为奸诈虚伪的奸雄，转变后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南宋之后人们怀念汉唐盛世的情怀，又有南宋与金的正统之争，还有逐渐成熟起来的人们的悲剧情结。当然，我们今天不会“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忧”了，我们在丰富的历史知识的指导下阅读《三国演义》，所获得的精神体验是文艺的，是美的，是真的，远超古人看三国所获得的体验。

（首发于2023年10月19日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