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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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人
我爷爷死去三十多年了，然而我爷爷留给我的印象，却始终就像昨天才离去一样。
我爷爷很胖，脖颈后边的肉一疙蛋挤着一疙蛋，就好像过大年时我们家做的烧猪肉一样，给人一种肥而又腻的感觉。
我爷爷拄一根拐杖，穿一件宽宽大大的府绸白布衫，戴一副样式很老的圆形金边养目镜，后来这养目镜就成了我爷爷的陪葬品。据老辈人讲，我爷爷这副养目镜，如果放在现在，就是一千块钱也恐怕买不到。我爷爷的陪葬品，似乎不止这一副养目镜。在我模糊的记忆里，好像还有什么金镏子、金手镯，兴许还有什么玉呀珠的。反正我似乎听老辈人悄悄嘀咕过，我爷爷的墓要弄结实点，不然会让人盗的。
说来也怪，在我的记忆里，我爷爷似乎永远是这个样子——就像电影里的地主。我不知道我爷爷除了这个样子，他还会有什么模样。
我爷爷为人极为侠义，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些侠客一样，最好扶贫济困。有一回我奶奶问我；“志强，你说你爷爷一辈子最喜欢啥?”我猜了几次，我奶奶都笑着摇摇头，最后才告诉我说：“讨吃子。”
我爷爷最喜欢讨吃子?
我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就随口告诉我这么一件事：你爷爷领回家一个瞎眼讨吃子(你爷爷经常给奶奶往回家领讨吃子)。——一领回讨吃子，又是给吃的，又是给衣裳，比对你奶奶还亲哩。奶奶也惯了——你爷爷一进门就对奶奶说：“等会儿，把你的秋裤脱下来。”奶奶问：“干啥?”你爷爷就指着那个瞎眼讨吃子说：“给他穿。”以前给衣裳，总是拣那没人穿的给，这回让奶奶脱下身上穿的，奶奶还以为你爷爷逗着耍呢，没待理他。等过了半天，你爷爷领着那个瞎眼讨吃子到饭馆吃饱了饭，又到澡堂洗了澡，剃了头，回家头一句话就是：“哎! 我让你脱下秋裤。咋到了现在还没脱? ”奶奶说：“给他脱下来，我穿啥呢? ”你爷爷说：“再给你买!”奶奶只好脱了。那个瞎眼讨吃子说啥也要认你爷爷当爷爷，你爷爷推不过，就说：“也好! 认就认吧，认了还给我孙子志强长寿呢。”
以后，那个讨吃子，一到南山，还隔老远，就扯开嗓子吆唤上你了：“志——强——， 志——强——”
“这些你都不记的了? ”奶奶突然问我。我说：“没印象，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奶奶说：“噢——，那时你还小着呢，记不住……”
1983年，我做了大脑开颅手术后，几次大难都活了过来。我想是不是我爷爷当年做的这些善事，在我身上得到了回报呢？或许是我爷爷不想让他的长孙早早夭折，而在冥冥之中像守护神似的守护着我呢。我想，我爷爷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长孙竟会出息成个作家！而且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他的长孙会坐下来那么感情真挚地动手写他的爷爷。
我爷爷打的好瓜。所谓打瓜，就是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人挑一颗西瓜，切开来让众人评。谁的瓜众人说好，谁就是赢家。或者是几个人对一颗西瓜发表意见，切开来看，谁的意见对谁就是赢家。凡是敢上瓜摊打瓜的，一般都不是等闲之辈。等闲之辈上不了瓜摊，上了瓜摊也只是凑个热闹而已。如果几个人切开的西瓜都一样，那就以瓤口论高下。一般公推银为上，红为下。何为银? 黄瓤也。我爷爷打瓜，实在是绝! 他说这瓜是银瓤，绝对红不了；他说这瓜是红瓤，绝对不是黄瓤的。至于西瓜熟到什么程度，我爷爷只消瞄一眼就知道，神极了!
有一次，我和二弟到南山商店玩，就见过一回。
我和二弟正在街上玩着，听的卖西瓜摊那儿一群人里，好像是我爷爷在说话，就挤进去一看：果然是我爷爷！我爷爷正抱着一颗切开的西瓜，大声吆唤：“谁要？两毛……”
我和二弟就守在那儿看。心想：爷爷赢了西瓜，还能不给我俩吃一颗吗？
我们看着，只见我爷爷每打一轮瓜，总是先让别人在西瓜堆里挑好了，他才随便地在瓜摊上看上几看，然后从中拣上一颗他认为满意的，抱起来，看也不看，就问对手：“咋的？不行再换上一颗。”对手犹豫再三，就又到瓜摊里挑上半天，这才抱起一颗，说：“管他输赢呢，就这一颗了。”我爷爷说：“我这颗是银瓤，水沙。”对手也说：“我这颗也是银瓤，水沙。”我爷爷:说：“我这颗立不住，你那颗能？”对手不信，切开一看，果然我爷爷那颗银瓤水沙，那瓜瓤一块儿一块儿的，眼看着就要掉下来了；而对手那颗果然也是银瓤水沙，所不同的只是那瓜瓤齐齐的，刀切成啥样还是啥样。众人叫一声好。我爷爷说：“谁要？我这颗，三毛： 他那颗，两毛……”
我爷爷赢了！我爷爷整整一下午就没输过一回！每回我爷爷赢了后，我和二弟就急切地望定了我爷爷，希望我爷爷笑嘻嘻地走过来，给我们一颗西瓜吃。但我爷爷始终连正眼也没瞧我们一次。我和二弟好扫兴……
临完了，我爷爷这才狠狠瞪了我们一眼，抱起一颗他留下来的最好的西瓜，拄着拐杖，一摇一晃地走了。
我和二弟馋涎欲滴地守候了整整一个下午，却白白咽了一个下午的口水，竟连个西瓜皮也没摸着。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懒懒地往家里走去。
那一天，我头一次觉得我们家那么远，那么远。我和二弟走了半天，才好容易走到半道。
那一天，天也那么讨厌。太阳毒毒的，晒得人连劲儿也快没了。这时，我和二弟突然好像听见我爷爷在吆唤我们，就不由得加快了步伐。等快到家了，我们看见我爷爷果然抱着半颗西瓜，正蹲在家门口叫我们呢。当时，我们那个心情哟——别提有多高兴了！等了整整一个下午，这可真的有西瓜吃了！一个下午的辛苦，我和二弟顿时都忘得无影无踪了。
可是，谁能料到，当我和二弟高兴得颠颠地跑到我爷爷跟前时，我爷爷递给我们的，竟是半颗他早已吃完的西瓜皮！
当时，我和二弟究竟是一种什么心情，我已不大记的了。我爷爷为什么会给我们半颗西瓜皮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直到今天我动手写这篇怀念我爷爷的文章时，我才似乎依稀弄懂了我爷爷当年的心情。他大概是太恨我们没出息了吧？！
我们家附近，原来住着一个叫王麻子的的老人，单门独院。据大人们说，王麻子家有鬼呢。所以我们平时根本就不敢到那里玩。即使有时偶尔路过那里，我们总是恨自己少了一对翅膀，不能一下飞离这个让人害怕的地方。我们怕这个叫王麻子的人，也害怕他住着的那个地方。
有一天，我爷爷领着我到王麻子家去。我爷爷在王麻子家干了些什么，我至今都想不起来。因为自从我一走进王麻子院里，就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了，哪里还有勇气操心他们大人干些什么？我只记的王麻子家养着一条好凶好凶的大黄狗。那大黄狗嘴里耷拉着一条长长的颜色鲜红的舌头，眼睛凶狠地瞪着我，发出一声洪亮的叫声：“呜——汪！”
我吓得紧紧抱住我爷爷的腿。若不是王麻子及时出来制止住那条大黄狗，我想我爷爷也挽救不了我被吓死过去的危险。我糊里糊涂地紧紧跟着我爷爷进了王麻子家，又糊里糊涂地紧紧跟着我爷爷出了王麻子家。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我才缓过劲来，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只记的，我刚刚缓过神来，我就在我爷爷的脖子上架着。我爷爷问我：“志强，告诉爷爷，愣子好，还是灵子好？”
这个问题，对于那时的我来说，简直就和读天书一样。我不仅回答不出，而且连愣子和灵子的概念也不清楚。但是，我还是非常认真地在心里问了自己几遍：究竟是愣子好，还是灵子好？最后，我心里一亮，脱口就对我爷爷说：
“爷爷，愣子好！”
我爷爷听了，高兴得伸出手，一把把我从他的脖子上扳下来，抱住就用他那钢刷子似的胡子在我脸上使劲地蹭起来。
“这才给爷爷挨心呢！孥的——”我爷爷说，蹭一下，“愣子好！好！这才给爷爷挨心呢！”蹭一下。
我爷爷说一下，就使劲蹭我一下，说一句，就使劲蹭我一下。直到把我蹭得快哭了，我爷爷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
我想，我的脸那时肯定被我爷爷的胡子蹭红了。但我爷爷为什么会因为我的一句回答而高兴成那样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弄懂。
这大概是我爷爷给我的最早的记忆吧？我想我那时再多不过三四岁。因为我爷爷既然能把我架在脖子上走，我想我一定不会太大。再大了，我爷爷那么肥胖的身体，自己走路都很费劲，哪能架得动我？我想这点肯定不会有错。
现在，我爷爷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但每当我想起这些时，我爷爷总是穿着他那件府绸白布衫，像个地主似的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让我激动，让我着迷……
我太想念我爷爷了! 我想我总有一天会把我爷爷的事写成一部小说，让他流芳百世的。
不言而喻，我是非常想念我爷爷的，我爷爷以他豪爽的性格和善良的心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大脑里，让我常常想起他，想起他的所作所为，从而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他们那整整一代人。
我爷爷绝对是个好人，但他身上不可避免地烙上了他那—代人的印迹。这些印迹，既有我们民族的，也有我们家族的。当然，也许正是这些印迹，才在我爷爷离开我们三十多年的时候，触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的。
大伯和大妈新婚不久，就被组织选派出去学习去了。因为那时交通不便，所以大伯只能一个礼拜回家和大妈团聚一回。
又—个礼拜天，大伯回来了。大伯和我爷爷奶奶说了几句话，就急忙溜出来，跑到厨房和正在做饭的大妈聊天去了。
这触怒了我爷爷。我爷爷听见隔壁厨房传来大伯和大妈的谈笑声，就拉长了脸，怒气冲冲地冲到厨房门口，手指鼻子骂开了大伯：“你妈的! 你还像个男子汉吗？一回来就憋不住了——你是不是舔你媳妇的屄呀……”
大伯贼也似的溜出来，从此再也不敢和大妈一起聊天了……
这事直到爷爷死去三十多年了，大妈一说起来，还怪委屈的。
“志强你说，”大妈委屈得两眼含着泪花，和我说，“这像个公公说的话吗？骂你大伯舔大妈的X——亏他能说出口来！”大妈停停，擦掉滚到眼角的泪水，又说，“人家别人的大人——巴不得自个儿的儿子和媳妇好呢，可你爷爷——我自嫁过你们宋家，就连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
1955年年初，我妈和大妈几乎同时怀了孕。我爷爷不知道。等我爷爷知道了，我妈和大妈的肚子就已经挺起来了。我爷爷自然很高兴，他要有孙子了嘛。
我想，那时的我爷爷—定很自豪。一年添双丁，这可是人丁兴旺的好兆头! 甚至可以想见，我爷爷穿着他那件府绸白布衫，拄着那根根本不需要的手杖，大摇大摆地走到街上，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逢人就说：“喂，你们说——那女人他妈的，肚子一大就是不顺眼……”
自然，听的人也不是傻子。所以，就有那么几个我爷爷的老弟兄常常有意撩逗他说：
“咳! 老宋，你看你那两个媳妇哪个生孙子呀?”
“老大家的!”
我爷爷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好像他早已十拿九稳了。
“你看看老二家的——屄脸灰泛泛的，肯定是个屄片子。”
我爹自小是顾奶妈拉扯大的，直到十八岁，矿上招工了，我爷爷才把我爹领回来。没经过抚养的辛苦，不太亲，这是自然的。说我妈屄脸灰泛泛的，肯定养个屄片子，这也很自然。但是，我爷爷原本不该把话说得那么肯定，也原本不该把自己说得话那么当真。
“你看看我们老大家，光旦旦的，保险是个大胖小子！你再看看老二家——屄脸灰泛泛的，不是个屄片子，你把我眼抠了！”
我妈要生了，爷爷还在外边跟人这样说。
谁知结果完全出乎我爷爷的意料。妈养下了我，是个大胖小子，据奶奶说，我竟有八斤半重!
原先撩逗我爷爷的那几个老弟兄知道了，一见面便敲打我爷爷说：“喂！老宋——你看看老二家的——屄脸灰泛泛的，肯定是个屄片子……”
我爷爷脸上有些挂不住，就说：“嘿嘿嘿，那是我看走了眼了。”
“那是养孩子，你以为是打瓜呢——”
“就是就是。”
“那老大家呢？”
“没错儿！肯定是个大胖小子！”
我爷爷似乎又来了神，就又是摸胳膊，又是拍胸脯地说：“老二家我看走了眼，老大家——肯定错不了！我咋看她都像要养个小子。”
谁料，老天爷偏偏又开了我爷爷个大玩笑。一个月后，大妈生下了淑英，是个女的。
这下可把我爷爷气坏了。我爷爷觉得大妈让他在众人面前丢尽了人，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踢开大伯家的门，冲着坐月子的大妈就骂开了：“他妈！什么东西！头一个就给老子养了个屄片子。我们宋家——从来就没这一说……”
结果气得大妈没满月就抱着淑英走了。临走，扔给我爷爷一句话：“我这辈子要是养不下个小子，我就一辈子不登你宋家的门！”
十多年后，大妈抱着两个小子，领着两个女儿，回来了。
大妈回来那一天，我爷爷家简直就像赶庙会呢。左邻右舍，听说我爷爷大媳妇抱着两个小子回来了，就都赶过来向我爷爷道喜。我爷爷坐在炕上，左手抱着大的，右手抱着小的，早把十年前那档子事忘了。
奶奶更是乐不可支。奓着两只小脚，一会儿跑出，一会儿跑进；一会儿摸摸孙子，一会儿摸摸孙女儿，都不知该干啥了。
大妈坐在炕沿上，高门大嗓的和众人说着话，真有—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感觉。
这样忙乱了半天，我爷爷才似乎想起了什么，吆唤大妈道：“老大家的——”
我爷爷一连吆唤了大妈三次，大妈才回过头，问：“您叫我?”
我爷爷说：“给你抱抱孩子，我给出去割点肉，打瓶酒，咱们一家子好好庆贺庆贺。”临出门，又回头对邻居们说。“都不要走啊! 今天我宋秉川是三喜临门……”
就在我爷爷出去买酒割肉的时候，大伯的大女儿，就是那个和我同年出生的淑英，竟不知轻重地坐在了我爷爷的枕头上。大人们也没注意。
等我爷爷手里拎着酒肉回来时，一进门就看见了坐在我爷爷枕头上的淑英。于是我爷爷一下窜过去，扬起手，只一巴掌就把淑英从后炕扇到了炕头上。把淑英打得半天没哭出声来。我爷爷还气愤愤地直骂：“他妈的！什么东西！一个屄片子。竟敢骑到你爷爷头上了！”
说着，把手里的东西一扔，夹起那个枕头，跑出去扔到了茅坑里。他觉得被淑英坐过的那个枕头，一定不会给他带来好运。
可惜一场欢聚，就这样给搅了。
我记的我曾不止一次对人讲过我爷爷。每讲一次，我都觉得我有义务好好写写他。
我爷爷对子女们的要求是极为严厉的。他规定每个子女每月都必须给他十元钱生活费。—开支就得送去。不然，那就有好戏看了。
有一次。我父亲不知因为啥，开支的当天没有把钱送去。第二天，我爷爷就找上门了。
我爷爷进了我们家，一看我爹没在，就我妈—个人，便二话没说，上了炕，夹起我们一卷铺盖，跳下地，又提了我们家那把铜壶，踢开门便走。我妈傻站在地下，见我爷爷这举止，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早吓得哭开了。邻居们听见了，赶过来—看：我爷爷已经走出好远了。邻居们就追上去，拦住我爷爷说：“宋大爷，您这是干啥呢?”
我爷爷说：“啥也不干。”
“那您这是——”
“噢，咋了？我把他宋党从一鞋底大，拉扯到一门扇高——他成人了，翅膀硬了，会飞了——开了支不给我钱？这也行。我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卖了，不是钱吗？”
“那您也该等志强爹回来呀。您这样做，志强妈能受得住？还亏您一天夸二媳妇好呢……”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好容易把我爷爷说得转了意，临走还给我妈留下—句话：“志强爹回来，你告诉他：今天要再不把钱送去，可别嫌我这老子做得苦(读平声)啊!”
打这儿，我妈最怕我爷爷到我们家。大老远地，我妈一看见我爷爷冲我们家来了，就吓得赶忙叫邻居们去了。
我九岁那一年，有一天早上，我听我爹上班走时对我妈说：“咱们黑夜包饺子吃吧。”我就拾掇到耳朵里了。
半后晌，我外出玩时，碰到了我爷爷，就对我爷爷说：“爷爷，我爹让我告诉您，我们家黑夜包饺子吃，让您去哩。”
我爷爷听了，高兴得一把把我抱起来，对人们说：“还是养孙子嘛! 你看。吃饺子懂得叫他爷爷。”
完了，我就把这事儿忘了。
等到晚上回了家，我还没进门，就听见我爷爷在家里骂人呢：“你妈的，老子来了，你就搅开拿糕了(一种像糕一样的粗面食)。”
我爹说：“我们原来就准备搅拿糕吃。”
“放你妈狗屁! 你明明原来打算吃饺子呢，见你老子来了，就……”
“这可是没影儿的事儿。您听谁说我们吃饺子?”
“志强!”
正在这时，我没眉架眼地撞进了门。我爷爷就指着我说：“志强，你告诉爷爷，你们家黑夜是不是吃饺子?”
我说：“就是。我早上听我爹上班走时对我妈说的。今天黑夜咱们包饺子吃。”
我爷爷就说：“你看看你活这么大了，都不如八九岁的孩子——知道家里吃饺子叫他爷爷，看看你——老子来了，你就搅开拿糕了……”
这一天晚上，我不记的我爷爷是什么时候走的。只记的我爷爷前脚一走，后脚我爹就扳倒我臭臭地打了我一顿，说：“再叫你家里大人说个话，你给爷出去说去，打不死你个兔子才怪哩。”
这一顿打，打得我在家里不管听到啥，再也不敢出去说了。因为，我见过我爹打兔子：提溜起兔子的后腿，用一根指头在兔子耳朵根一砍，兔子连动弹都没动弹，就死了。我可不愿意让我爹当兔子似的，在耳朵根砍上那么一下。
到此为止，我想我应该返回头来说说我爷爷是怎么带着一家老小从乡下老家来到大同煤矿的，以及后来的种种事件。
那还是日本人占领华北以后的事了。
那时，我爷爷一家在村里还算是很富裕的。到底有多富裕，我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知道，那就是那时我爷爷家里拴着四挂马车。四挂马车呐，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啊。本来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的，可是日本人来了。从这时起，我爷爷一家的日子可就一落千丈，成了穷光蛋。
那一年，日本侵华日军为了他们的侵华战略，每占领一处地方，就到处抓差。我爷爷家里的四挂马车自然也就成了日本人眼里的一块儿肥肉。他们告诉我爷爷，要征用我爷爷家的那四挂马车，为他们拉送军用物资。我爷爷自然不愿为他们做这些卖国勾当，就连夜赶着四挂马车逃了出来。心想凭我这四挂马车到哪儿还挣不了一口饭吃？！谁知，在那兵荒马乱的年头，根本找不到活儿干，哪里还有挣饭吃的路？！没多久，我爷爷不仅没挣到一口饭，还把身上带的盘缠也花光了。因为出门在外的，不仅他张嘴要吃要喝，就连他赶的那四挂马车的牲口也全都张嘴要吃要喝，他怎么能不花光身上的钱呢？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爷爷碰到了一位熟人。俩人见了面，彼此这么一说，那位熟人告诉我爷爷说：“我带你去一个能闹钱的好地方，包你满意。”我爷爷说：“那好啊！”于是便跟着那位熟人去了。谁知，那位熟人把我爷爷领到了赌局，结果我爷爷很快就把那四挂马车输了个精光。从此我爷爷就染上了赌瘾，至死也没改掉。
没办法，我爷爷只好回到村里。村里人听说我爷爷把四挂马车全输掉了，就为我爷爷感到惋惜，说：那么一份好家业，就这样让我爷爷毁掉了。我爷爷说：“输了好！输了好！输了总比给日本拉军火好。”
转眼进入了冬天。那一年，雪下得好大。方圆几十里白茫茫一片，雪深没膝。快过年的时候，吴家窑请来了大同的名角“小电灯”。我爷爷最喜欢看戏。听说吴家窑请来了“小电灯”，就喜不自胜地天天赶到吴家窑去看戏。
吴家窑在我们家乡怀仁县也算是个工业重镇。它当时除了陶瓷业、砖瓦业，还有好几处煤矿。自然商业也跟着火了起来。附近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常常把到吴家窑当做如今逛北京似的。平时采买个东西啦，拉车煤啦，没有不去吴家窑的。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吴家窑那些主事的，都要从外边请一些戏班子给乡亲们唱上一段时间的大戏。每逢这个时候，采办年货的人们人来人往，人头攒动。各路商贩也都云集一处，整个吴家窑一派热闹景象。什么卖鞭炮的，卖香烛的，卖五香花生米的，卖茴香豆腐干的，卖羊杂的，卖肘子的，卖熏烧牛肉的，卖针头线脑的，卖艺的，算卦的，代写家书的，应有尽有。空气里飘荡着各种香味，响彻着各种叫卖声。就连窑子里的窑姐们也都涂脂抹粉的，倚在门口，搔首弄姿地和来来往往的人们大声地打着招呼：“吆！这位大哥，怎么好久不见？想死妹妹了。”“嗨！小兄弟，别急着走啊，进来喝杯茶，暖暖身子……”
那一天散戏后，我爷爷从戏院出来，听见几个人正在为什么事争吵不休，便走了过去。一打听，原来是几个人因为赌钱吵了起来。其中一人把钱全输了。为了赢回本钱，那人便把身上最值钱的一个金镏子押了上去。结果那人除了赢回了本钱，还有余头。而另外那三位却欺负那人身上没有零钱，就把整张大票子拿出来给他。那人给人家找不回零钱，那三位便一口咬定，找不了零钱就不给！那人就说：“你们身上有零钱，为啥不给零钱？却偏要给整的让我找，这不是明欺负人吗？”那三位说：“我们就是明欺负你了，你想怎么着？”那人便说：“不给钱就别想走。”说着，眼看就要动手了，我爷爷就对那人说：“老弟，别着急，我来给你往开破。”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零钱……
于是，一场纷争便被我爷爷化解了。可是，我爷爷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无意中的一次举动，却改变了我爷爷的后半生命运。
我爷爷给破完钱后，看他们不吵了，便没事人似的抬脚走上了回家的路。那三位则悄悄跟在我爷爷的背后，我爷爷却一点也没注意到。走到没人烟的地方，那三位突然从后面赶上来，堵住我爷爷的去路，说：“放着阳关道你不走，却偏偏要走这独木桥。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坏了爷们的好事！”我爷爷一看这阵势，知道遇上茬儿了，就问：“你们想干啥？”那三位说：“干啥？爷们想给你放放血，好教你知道知道怎么做人。”我爷爷从小学过几下拳脚，一般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当时在京包线名噪一时的拳师周师子就是我爷爷的同门师兄弟。于是我爷爷就笑呵呵地对那三位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做人呢，正好请教三位了。”说着，抢先一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拳就把那三位打趴下了。我爷爷拍拍身上的土，笑着对那三位说：“怎么样？还要不要再来几下？”那三位哪还敢吭气，忙爬起来，一溜烟跑了。
过了几天，我爷爷早把这事丢在了脑后，依然天天风雪无阻地到吴家窑去看“小电灯”的戏。这一天散了戏，我爷爷刚刚走到一处人烟稀少的地方，就从旁边突然冒出三个荷枪实弹的人来。他们把我爷爷团团围在中间，冷笑着说：“小子，还认识爷爷们不？”我爷爷打眼一看，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天被我爷爷打趴下的那三个赌徒。想不到这三个家伙还是军人呢。只见他们都穿着土布制服，有一个腰里还插着一颗手榴弹。我爷爷想：这下可坏了。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那三位就过来搜我爷爷的身。把他身上带的钱一个子儿不落地全搜了去。然后便押着我爷爷往西山上走去。
“你爷爷可贼呢！”我奶奶对我这样说，“你爷爷想跑，可看见他们身上都带着枪，腰上还别着手掷（读音为郑）弹，就不敢跑了。你爷爷怕他一跑，让人家一扔手掷弹，甭说活了，恐怕连尸首也让炸得找不见了。你爷爷就乖乖地跟着人家走。看看走到一个人多的地方，你爷爷就耍开赖了。你爷爷说什么也不走了。说是乏了，走不动了。那三个人说：你不是挺厉害吗？！那天你一个人三拳两脚就把爷们三个打趴下了。今天怎么能走不动呢？走！你爷爷说：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被你们手上的家伙吓着了，腿软得迈不动步了。这样一磨蹭，人们就越聚越多。这时，有认识你爷爷的，就出面给你爷爷说情。那三个人一看，知道人是带不走了。就和你爷爷说：想让爷爷们放你，好！先拿十块大洋来。那位熟人就给你爷爷和认识的人凑了十块大洋，交给了他们。他们见你爷爷身上穿的那件虎皮大衣挺好，就把那件大衣也剥了下来。完了又对你爷爷说：十天后，再给爷爷们送五十块大洋来，要不然，爷爷们就血洗你们全家！
哪知从那以后，你爷爷就没影儿了，一连十多天没回家。奶奶着急的呀，托人四处找人打听，这才知道你爷爷让西山上的兵带走了。说是有人亲眼看见了，恐怕是让人家寄了黑槽了。于是村里的亲人们便拿着铁锹，扛着锄头，以及各种家什，撒开人马到雪厚的地方往出刨你爷爷。哪儿有啊！你爷爷好像从这个世上跑没了。连个鬼影也没有。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就在奶奶对你爷爷活着回来不报一点儿希望的时候，你爷爷回来了。”
“那天，奶奶正坐在炕上发愁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奶奶对我说，“你大爷对奶奶说：妈，我大大（爸爸的俗称，读平声）回来了。奶奶说：瞎说。你大爷说：就是。我听见我大大的脚步声了。说话间，你爷爷真的回来了。你猜你爷爷回来后和奶奶说的第一句话是啥？”我奶奶这样问我。我说：“我不知道。”我奶奶说：“你爷爷进门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忻州窑的好宝滩子。你要是跟我去忻州窑，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你！你要是不想跟我去忻州窑，那咱们现在就蹬蛋。”
于是，我爷爷就带着奶奶一家老小，从乡下来到了忻州窑。
在忻州窑安顿下来后，已经是初春天气了。我爷爷不放心乡下的亲人，心想回村里把他的哥哥弟弟们也都带到忻州窑来。也好兄弟们以后有个照应。拿定主意后，我爷爷就选定了日子，准备回一趟家乡。这一天，我爷爷起了个大早，踏上了回乡的路途，心想七八十里地，再迟天黑了也赶回去了。可不知路上出了什么事，我爷爷当天竟然没有回到村里。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爷爷才走到了离村子不远的地方。到了这个地方，我爷爷实在累得不行了，便躺在地头的一道土圪楞下，放倒头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有赶早到吴家窑拉煤的马车走到这里，看见有两头狼，一头朝前，一头朝后，一边扬起脖子朝天“嗷嗷”地嚎着，一边使劲用后腿刨着土，往土圪楞下边扬着。这人心想：那里一定有事了，不然那两头狼是不会这样的。于是，他便停下来，想：再等等，等一会儿有人过来，一块儿过去看看。果然，没一会儿，就见有两挂结伴而行的马车“呱嗒呱嗒”地走了过来。这人便拦住他们指着那两头狼如此这般一说。他们就抄起家伙朝那两头狼走去。那两头狼一见有人走了过来，便面露凶相，龇牙咧嘴地嚎得更凶了。这三个人仗着人多势众，继续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两头狼这才无可奈何地又朝天长嚎了几声，不慌不忙地掉过头，悻悻地离开了那里。这时，他们才听见一个人打的呼噜声从那里很响地传了过来。他们说：“这是谁？打这么大的呼噜声。两头狼那么折腾，也没把他弄醒。”等他们走到跟前一 看，只见那人仰面躺在那里，嘴张得大大的，还在打着呼噜。他的脸上身上已经被狼扬起的土盖了个严严实实。他们就笑着把他摇醒过来。他们说：“亏你还能睡着。刚才有两头狼一直在这里虎着你——又是嚎，又是往你身上扬土。要不是我们三个看见，过来把狼赶跑，你非得喂了狼才怪呢。”那人指着一个他认识的人，笑着说：“二狗蛋，别逗了。要是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我咋不知道呢。”那个叫二狗蛋的人就是最先发现狼的那个人。这时听见那人叫他名字呢，便好奇地问：“你是谁？听声音好像是宋秉川？”那人便说：“不是我是谁？难道还有第二个宋秉川吗？”二狗蛋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说：“真有你的，宋秉川。是真是假，你先看看你身上脸上的土，再上来看看这里被狼刨过的地方，你就不会再说我们是逗你了。”那人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脸上身上果然全都是土。于是他把脸上的土擦了擦，拍打掉浑身上下的土，上来一看他们指着的地方，果然那里已被两头狼刨下了很深的一片。直到这时，那人才信了。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凌晨时节躺在土圪楞下睡觉的我爷爷。
我爷爷再次回到忻州窑时，家里的人口一下就多了起来。于是，我爷爷就琢磨着该找个营生干干了。不然，这么一大家子人吃什么？喝什么？正好日本人招矿警。我爷爷不明白矿警是干什么的？找人一打听，原来是给日本人站岗放哨。心想：这营生好！不用受重苦，一个月就能挣一块儿大洋。
我爷爷很顺利地当上了矿警。因为我爷爷会几下拳脚，日本人很欣赏。以为有这么个人肯给他们当矿警，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以后再有人来偷炭，有我爷爷一个人就能顶挡住。谁知，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他们非常欣赏的矿警，却让他们遭到了不小的损失。原来，我爷爷明地里是给日本人站岗放哨，其实是给附近的老百姓们站岗放哨。因为老百姓们发现，一到我爷爷站岗放哨的时候，正是他们偷炭最保险的时候。别看我爷爷平时站岗放哨时，咋呼得最凶，不是大声喊着骂人：“站住！日你妈妈的，我看你往哪儿跑。老子逮住你，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就是：“哎！说你呢——你别藏，藏了我也能看见你！”后来，附近的老百姓们都知道了矿警队里有个叫宋秉川的，专门给老百姓们放哨。所以，一到我爷爷站岗的时候，老百姓们就蜂拥而来。这些，日本人一直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还以为我爷爷是大大的良民，就提拔我爷爷当了矿警队的代理排长。这时，大同煤矿流行开了急性传染病。日本人叫“稀屎痨”，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流行性急性肠道传染病，也就是流行性痢疾。“万人坑”便是这一疾病的直接后果。
后来，我爷爷的这点事情，被一个矿警头目知道了，便到日本人那里告发了我爷爷。
这个矿警头目吃惯了矿警们孝敬他的好处。凡是刚当上矿警的人都得到他那里给他送些东西，不然，干不了几天，便被他借故让日本人辞退了。我爷爷从当上矿警那一天起，就一直没有孝敬过他。他便怀恨在心，总想找我爷爷的茬儿。但他又没有办法。因为日本人很信任我爷爷，他轻易不敢到日本人那里告发我爷爷。他怕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把自己弄进去。现在他见日本人又把我爷爷提拔成了代理排长，心里更不是滋味。于是他格外留心我爷爷的一举一动。最后，他终于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了我爷爷的这些事，便高兴地告到了日本人那里。日本人起先不信，但架不住这狗日的赌咒发誓，又说的有鼻子有眼，便派了人秘密对我爷爷做了一些观察。这一观察不要紧，原来我爷爷耍的那点小手段，全让日本人知道了。日本人气得暴跳如雷：“八哥牙路！良心的，大大地坏了！”恨不得立刻把我爷爷抓去宰了！便派了 两个日本人去抓我爷爷。没想到这两个日本人根本不是我爷爷的对手。我爷爷一顿拳脚把那两个日本人打翻在地，连家也没回，拔腿跑到了大同，过起了隐居的日子。
就因为我爷爷的这段经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突然给我爹和我三爹贴出了好些大字报，上写：“揪出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矿警羔子宋党！”“打倒混入革命队伍中的矿警羔子宋蜀！”一时间，我爹和我三爹吓得连门也不敢出了。
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位来自异乡的陌生人来了。
这位陌生人来到忻州窑碰到的第一个人，恰巧和我爷爷是老朋友。这位陌生人问道：“老同志，我想和您打听一个人，不知您知道不？”我爷爷的老朋友说：“你想打听谁？先说出来。”陌生人说：“宋秉川。”我爷爷的老朋友说：“宋秉川——咳！我们是最好的老朋友。你打听他干啥？”陌生人说：“您认识？那您快告诉我！”我爷爷的老朋友说：“宋秉川早死了，你找他干啥？”话音还没落地，那位陌生人就放声大哭起来。我爷爷的老朋友奇怪地看着他，问：“你是宋秉川的什么人？”陌生人连哭带说地告诉我爷爷的老朋友：“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爷爷的老朋友说：“宋秉川的老伴还在。他二儿子和三儿子也在。”陌生人就急切地恳求我爷爷的老朋友：“您快领我去！”我爷爷的老朋友把陌生人领到了我奶奶那里。陌生人见了我奶奶，二话没说，放倒头就给我奶奶连磕了三个响头。然后哭着向众人述说了一段根本没人知道的尘封往事。
那还是日本人占领大同煤矿时的事了。那时，陌生人才刚刚二十出头，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家乡发了洪水，父母亲人都死了。他侥幸逃脱了险境。一路流浪，来到大同，在忻州窑给日本人当了劳工。本想讨口饭吃，不想遇到了流行性疾病。那时，死的人好多。一开始，日本人还想控制疫情，但越来越严重的疫情，让日本人彻底绝望了。他们就把好多还没死的劳工拖出去活活扔到了“万人坑”。陌生人虽然年轻，但也没有逃脱疾病的魔爪。他一连躺了几天，也没有一点好转。一天，来了两个人把他抬上了一副担架。他知道自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因为几乎每天都有人被这样抬出去再也没有回来。
那一天，我爷爷正好在值勤，发现两个人正抬着一个人往“万人坑”走，我爷爷过去一看，发现这人还活着，扬起手扇了这两个人一人两个巴掌：“妈的！这人还活着——谁让你们抬的？”那两个人说：“是日本人让抬的。”我爷爷就骂道：“日你妈的，日本人让你们死你们也死去？！给老子抬回去！”晚上，我爷爷到工棚里找到这个人，把他弄出来，藏到一个比较保险的地方，帮他治好了病。然后，给了他两块儿大洋，说：“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你赶快逃吧。不然，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谁知，这人出去后，参加了地下党，成了一名革命战士。他就是这位陌生人。
现在，这位陌生人是进驻大同市四清工作组副组长。
由于这位陌生人的出现，我爹和我三爹才躲过了眼面前这一劫难。
我爷爷一生不喝酒，不抽烟，只有两样嗜好：一是赌钱；二是吃肉。尤其是猪肉，我爷爷认为猪肉越肥越好！吃起来，香！过瘾！我1987年初发表在《北京文学》青年作者改稿班专号上的《故里杂记》，其中的《猪头》就取材于我爷爷的一件小事。好在文字不长，现摘录如下：
“宋秉川膝下有三儿一女。老大、老二和闺女，他都觉得就那么回事。唯独老三，他常常挂在嘴边说：“我们三孥，我们三孥。”亲得不得了。
那年有一天快黑的时候，他到了三孥家。一进家门，闻到一股肉香，忙止了步，探头往屋里悄悄一瞧，听得从灶上传来一阵咕嘟咕嘟的煮东西声，便对自己说：好！猪头。再细一瞅炕上：只见三孥和媳妇盘腿儿坐在炕上，正兴头很高地拉着话，便在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蹑手蹑脚退了出来，转到一位邻居家拉家常去了。
等等，估摸着猪头煮好了，他告辞出来，一进三孥家，正好三孥刚刚把猪头从锅里捞出来。
三孥小俩口一见老子来了，忙说：
“呀！爹来了，快上炕。”
“爹真好福气！隔那么远，咋闻着我们家煮猪头了？啧啧……”
他上了炕，端坐正中。三孥和媳妇忙不迭地又是取碗递筷子，又是取醋拿辣椒。等一切齐备了，他这才看那猪头。“嗬！好大的猪头啊！”他心里说，便动手将猪的左腮从那上边撕下来，在那醋碗里蘸了蘸，说：
“三孥家，你也上来吃吧。”
三孥家说：“您先吃吧，我等完了再说。”
他就吃，觉得那肉好香，又煮得再好不过，便唏哩呼噜地吃得满屋子都是吧叽声。吃完了左腮，他便动手又将右腮撕了下来，这时，他就抬头又对三孥说：
“三孥，你不吃？要吃，和你媳妇上来一起吃吧。”
三孥和媳妇又忙道：
“您先吃吧，我们等完了再说。”
“就是。您先吃哇，我们等完了再吃。”
他就埋头又吃。吃得出了汗，便索性把衣襟敞了开来。等把右腮又吃完后，一颗七斤重的猪头已剩下不多了。他便擦了擦头上的汗，吧唧吧唧地又吧咂了几下嘴，抹抹胡子，这才又道：
“三孥家，和三孥一起来吃吧。”
三孥家说：
“您先吃吧，我们等完了再说。”
三孥也说：
“就是，您先吃哇，我们等完了再吃。”
他就跳下地，系住衣襟，端起猪头盆子说：
“你们不吃？你们不吃，我给你妈端回去。”
说着，果真端着走了。三孥小俩口一下呆住了。
哟嘿！他还果真端着走了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