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样板戏

乌   人

  说起汪曾祺先生和样板戏，或许一般人只知道《沙家浜》和汪先生有关系。其实，汪先生还参与了另外两部样板戏的创作。只是其中一部样板戏最终不知何故导致流产，才没人知道。否则，就不是现在人们一直说的八个样板戏，而是九个样板戏。

  这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天方夜谈吧？当然，也许还会有人会说：你这是故作惊人之举。

  不着急，下面我就来向大家述说一下这件事的始末。

  那时，汪先生正在牛棚里接受改造。一天，一位“管教”人员把汪先生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回去准备准备，明天有车来接你回去。”汪先生听了，也不敢多问，但心里却直打鼓：谁接我回去？回去干吗？汪先生也不敢和别人说，自己一个人在心里直打嘀咕。

  第二天，果然来了一辆汽车，把汪先生接走了。

汪先生就在家里等着，哪儿也不敢去。后来北京市委宣传部打来电话，说是江青要招见他。这可把汪先生吓坏了。江青招见他干吗？那个时候，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汪先生忐忑不安地依着招见的指令见到了江青。同时招见的还有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这个副部长叫个什么来着？我忘了，只记得好像姓陈，但有朋友刘云指出这位是部长，叫李琪，是北京市委常委，故特此注明，并向刘云同志致谢）。

  江青接见后，汪先生才松了一口气。原来江青把汪先生从牛棚里提前解放出来，是叫他根据长篇小说《红岩》改编现代革命京剧。这件事，由那位副部长直接负责。汪先生告诉我，那位副部长是个老革命，对江青很不感冒，说：“一个女人家，成天老娘老娘地挂在嘴上，成个什么体统？！”

  之后，汪先生就到了重庆。在重庆，汪先生先后到渣滓洞等当时中美合作所所辖的监狱实地调查了不短时间。汪先生对我说：“江青抓样板戏，那可是真抓！一点都不含糊。小到一个唱腔，一句台词，她都非常认真地抓。你别想糊弄她。她是内行，又懂的。粉碎‘四人帮’后，说江青窃取了革命样板戏的成果。这是不对的，起码是不客观的！就拿那次改编《红岩》来说，江青那可是辛苦呀！就在那年的春节前夕，江青突然打来电话，让我连夜赶往上海，说是研究《红岩》改编的事宜。”

  就在这一年的国庆节，汪先生还非常荣幸地登上天安门，参加了国庆大典。第二天，汪先生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人民日报》报道国庆典礼的消息上，是“还有”一级。（后来看了汪朗兄妹三人合著的《老头儿汪曾祺》其中一节《上了一次天安门》才知道我在这里记错了，不是国庆典礼，是一次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集会，特此说明）当初和汪先生一起在牛棚里接受改造的林斤澜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汪先生的名字，高兴地对周围的伙伴们说：“你们看！汪曾祺登上天安门了。看来，我们也快出去了。”实际上，江青是很欣赏汪先生的。但即使这样，江青也一直对汪先生采取的是“控制使用”，并没有把汪先生当作完全信任的人。可是，就因为这“控制使用”，在粉碎“四人帮”后，汪先生却因此受到了不少折磨。

  这段往事，汪先生曾撰文在南方的一份文化杂志上做过详细介绍。这份杂志我在汪先生家里见过。纸张是画报用纸。印刷相当精美。K本也不像我们随常见到的那种。这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很少见的。汪先生在他的散文《四川杂忆》北温泉一节中也有记载。虽然只是提了一下，但也足可证明此事不妄。汪先生在这篇散文中是这样说的：“为了改编《红岩》，我们在北温泉住了十来天。住数帆楼。”这里说的改编《红岩》，就是指的这回事。1997年5月16日，汪先生逝世后，《文学报》选发了陆建华写的《汪曾祺传》其中的一章，正好就是这一段历史。而陆建华却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修改《沙家浜》，这与事实有些不符。当时，我看了以后，就给汪先生家乡高邮市文联副主席陈其昌同志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这件事的原委，希望他转告陆建华，结果一直没见下文。

  还有一次，我问汪先生：“您除了《沙家浜》外，样板戏里还有没有您写的？”汪先生说：“有。”我说：“《杜鹃山》？”汪先生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是从唱词上看出来的。”汪先生说：“《杜鹃山》我只是参与了部分场次的写作，并不像《沙家浜》是我主笔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