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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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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畅谈美国见闻

乌  人

  1987年8月20日我在汪先生家,得知过不了几天,汪先生将远行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组织的活动。汪先生告诉我接到邀请后,有好几天很为难。美国有些熟人,还有聂华苓、安格尔夫妇,又是初次认识。总不能空手去吧?总得给他们带点礼品去。带什么呢?想来想去,中国最好的东西,大概要数瓷器了。可瓷器怎么带呢?又是易碎品,再加上这么远的路,怎么带才好呢?而且带多少才够呢?汪先生心里没谱了。这时,负责外事的邓友梅对汪先生说:“嘿!这有什么可愁的?你什么也不用带!你就把你的书画带一些过去,不是比其他东西更好吗?”一句话提醒了汪先生。汪先生就画了些画,写了几幅字。说着,汪先生就从一个旅行包里,取出将近二十卷已经装裱好的书画,一幅一幅地给我打开,让我看。我看着那一幅幅抒发着汪先生胸怀的书画,心里真想全部窃为已有。

四个月后,汪先生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道:

志强:

    我已于12月22日回国,一切均好。

                             曾祺24日

  我连忙跑到北京看望汪先生。进门后,汪先生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永远不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我问:“为什么?”汪先生说:“美国太富裕了。他们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太富的人不多,太穷的人也不多。大部分穷人都是黑人。按说,美国政府发给黑人的失业救济金也足够黑人维持生活的。但黑人的劣根性决定了他们永远不会富裕。”我说:“怎么回事?”汪先生说:“他们手里不能有钱。一有钱,马上就挥霍了。所以每次政府发给他们失业救济金后,他们就跑出去,立刻肆意乱花。没几天就花了个精光。然后就胡作非为。”我说:“他们怎么胡作非为?”汪先生说:“比如专抢中国人。”我问:“为什么专抢中国人?”汪先生说:“外国人人家都用支票消费,而只有咱们中国人全是带的现金。他们抢了支票花不了呀。所以就专抢中国人。那年,张洁在美国就让黑人抢了一回。”我笑着说:“怎么抢的?”汪先生说:“她在大街上走着,看见一个黑人在前边摔倒了,就赶过去往起扶他。没想到,人还没扶起来,那黑人顺势一伸手,就把她手里的钱包抢走了。她忙着就喊:有人抢我的钱包了。可谁听得懂呀。人家黑人也知道咱们中国人有这么个传统,就是好做好人好事。我分析张洁在哪里消费的时候,让这个黑人看到了,所以就专门跑到她的前面假装摔倒了,专等着她来做好事,然后再实施抢劫。而张洁恰恰就上了这个黑人的当。后来她就报了警。”我问:“那案子破了吗?”汪先生说:“没破。后来张洁回国前,美国警方把钱还给了她。”我问:“多少钱?”汪先生说:“八百美元。”我说:“嗯。钱还不少嘛。”汪先生说:“美国好像有这么一条规定:发生这样的抢劫案,如果暂时破不了,就由警方先垫付,等以后破了案子再归还给警方。”

  汪先生还说:“在美国,黑人问题始终不好解决。这次活动,有一位美国黑人作家。我和他聊天时问他:你说黑人问题不好解决,主要是谁的问题?这位黑人作家说:黑人。我奇怪地问他:你怎么不向着你们黑人说话呢?他说:这不是向着谁不向着谁的问题。是我们黑人自身的问题。这是谁也解决不了的。然后这个黑人作家跟我说:我们黑人不像你们中国人。你们能寻根,我们就不能。我说:怎么不能?他说:你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能寻。而我们却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儿?在非洲?还是在美国?在美国,美国人说我们是非洲人;到了非洲,非洲人说我们是美国人。你说我们怎么办?我说:从现在开始,从你做起,这不就结了吗。这位听了,高兴地叫了一声:耶——”

  之后,汪先生拿出一张美国报纸让我看。报纸上有一张汪先生的彩色照片。那是一张很大很大的照片。足有“文革”期间毛主席在报纸上发的那么大。汪先生说:“聂华苓说:发这么大的照片,这在美国也很少。要知道这是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啊。”

  汪先生还说:“美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他们不提倡节约,而是鼓励消费。有一天晚上,聂华苓夫妇宴请我,到我住的地方来接。临走的时候,我顺手拉灭了屋里的电灯。聂华苓问我:拉灭灯干吗?我说:节约用电。聂华苓笑着说:你当你们在中国呢。这里鼓励用电。你用电越多,电费就花得越少。反而你用电少了,花的电费却多了。再说,不拉灯还有个好处——小偷不敢来偷。如果你拉灭了灯,小偷一看屋里黑着,就知道没有人。他就敢大胆地破门入室行窃了。我只好再把灯拉着了。”

  汪先生还说:“外国人和咱们中国人就是不一样。这次活动有一位荷兰作家,和我挨着住。有一天,我自己做了一个汤,给他盛了一碗。我还没回屋呢,他就跟进来了,说:太好喝了!问我有没了,他还想喝一碗。我只好笑着说:没了。想喝等我下次做了再给你。哪像咱们中国人——”

  汪先生这次在美国待了三个半月。回国途中,路过香港,王光美的哥哥王光英宴请汪先生。宴会结束后,王光英送给汪先生一瓶洋酒《人头马》,瓶子很奇特,扁圆形的,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拿回国,刘心武去了,两人喝了半瓶。后来邓友梅去了,把那半瓶也喝了。汪先生说:“我也不知道那瓶酒多少钱。后来老伴在新华社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那瓶酒竟然八百多美元。我一想:喝!八百多美元我两顿就把它报销了。也够潇洒的。”(巧了,又是一个八百美元,真是莫名其妙)后来那个酒瓶汪先生让我带到了林斤澜先生家。汪先生说:“老林收藏酒瓶,你把这个给他带去。”这是闲话,不提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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