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东
网站用户
文/房东
每个游子的故乡都有一个地名，地名不只是一种称谓，还是聚落实体的文化符号。它反映了当地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历史沿革及民俗传统，当然还有深铭肺腑的民间记忆。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地名的命名以传统文化为基石，无论是山川形胜、名胜古迹、地方风物、环境气候、文化信仰，具体到沟、坡、岭、湖泊、河流、山脉等等都能成为地名的文化元素。我的故乡漕渠之名就因循这一理论，它不仅是西安市东郊的一个地方名字，同时还是一条让人敬畏的河流。
流行歌曲《牡丹江》中有句歌词：“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我非常赞同这个观点，它道出了游子的心声，表达了游子思乡的无尽哀愁。正如漕渠，这个生于斯而长于斯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或者说是故乡。打上初中开始就随母亲住在父亲的单位，村子里的那个老宅就空着，天长日久无人打理，竟成了老鼠麻雀的天堂。后来老宅被卖掉，村子里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戚，故乡就变成了没有物理意义的空壳，回故乡也就成为虚拟的梦幻。日久岁深，乡愁无处寄托，慢慢的就会模糊，就会理想化，犹如五彩斑斓的肥皂泡，一不小心就破灭。人间忽晚，山河已秋。如今倘若回去，就像贺知章笔下的《回乡偶书》所描写的那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尴尬和伤感就不用说了，估计连吃饭落脚的地方也找不到。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却被当做外乡人，这种反主为宾的悲哀是现实的也是必然的。我常思忖，与其这样与故乡相见，还不如藏在心里用作怀念。
故乡是生命的起点，是人生的开端，它只属于我的童年。童年是一个多彩的梦，梦醒以后就不在天真。其实离开故乡的时候，我蜷缩在大卡车的车厢里和家具一块被运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天真的我以为这只是搬个家，就像候鸟迁徙一样有朝一日还会回去，可这一别也不知道何日是归期。那时候并不懂得引别的滋味，更无半杯别觞相送，甚至有一种赶快离开的渴望，和故乡就这样作别，如今想起实在有些草率。我的故乡没有鲁迅《故乡》里的海边沙地，西瓜地里的猹，没有让我刻骨铭心的银项圈的小英雄形象，也没有余秋雨《故乡》里可让我流连忘返的河湾、小树和半壁苍台。但我的故乡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让我难以忘却的记忆。故乡漕渠，当地人称皂渠。它是汉武帝时代漕渠古道上唯一用漕渠命名的地方，明清时称“皂渠社”，后来叫“皂沟乡”。《咸宁县志》载，汉漕渠“今渠道全淹，维‘皂渠’犹以名社。”当地人至今口头上仍叫“皂渠”，现有共和村庙宇石碑为证，碑文有“大明西安咸宁皂渠”字样。漕渠，它是好几个自然村的合称。以西韩公路为界，由东向西，依次是陈家村、朱家村、大围墙村、小围墙村、王家堡、米家堡、田鲍堡、陶家村、万盛堡。户户毗邻，村村相连，沿漕渠南岸崖一字排开，一直到纺渭路为界都称为漕渠。当地的巷陌俚语有这样一句话：“十里漕渠，八里湾，尿泥捏个宋家滩。”（调侃之语，尿一泡尿和成的泥，塑出的宋家滩，意指特别小），可见当时漕渠之浩大，气势之宏伟。漕渠位于灞河和渭河之间，是关中地区的肥沃地带，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真正的“天府之国”。战国时代，“张仪连横”时，曾赞美关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贸，沃野千里，蓄积多饶”，称其“天府，天下之雄国也”。现在许多人都知道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这很大程度归功于诸葛亮的那句“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因为战国时期，四川成都一带被称为“泽国”、“赤盆”，即非涝即旱。蜀守李冰修了都江堰以后，四川成都一带的旱涝灾难得到控制，为以后的富庶奠定了基础。况且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史书并无相关记载。就算成都平原是“天府之国”，这份荣耀也只能是到唐朝以后才真正给了成都平原。唐朝后期，连年战乱，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经济衰退，而成都平原的经济发展却逐步攀升。于是，在“诸葛亮效应”的影响下，“天府之国”的桂冠理所当然的戴在成都平原的头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明清以后再也没有人把关中平原称作“天府之国”，就连后来关中的本地人也不晓得自己的家乡曾经是历史上最早的“天府之国”。“天府之国”的桂冠虽然没有了，但关中历史文化的光芒不会磨灭。一首“陕西十大怪”的民谣歌词如是说：“面条像裤带、锅盔像锅盖、辣子一道菜、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椅子不坐蹲起来、睡觉枕石头、唱戏吼起来”。一个个形象的比喻，是对关中文明最生动的演绎和诠释。乡民的居所大都是传统样式的关中民居，即四合院，也是主流民居。一进大门是一道照壁墙，东、西偏房是厦子房，最里面的就是人字形的安间房，也叫正房。陕西十大怪之一----房子半边盖，就指的这种厦子房。这种院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南北朝向，以木梁承重，用砖、石、土砌墙。家境殷实的四合院，屋檐墙壁会有很多雕刻，象门窗、影壁、花墙都是必不可少的。普通人家都是土墙围院，屋面多为小式瓦作，房檐加飞橼，一般用雕砖和镂空瓦片点缀。这种古朴恢宏的建筑风格，是关中民居独有的，透过建筑的任何细节都可窥探出关中的地理、文化特色包括风俗习惯。说起建筑，以寺庙为代表的佛教建筑是无法绕过去的。佛教传入中国后流传下来的八大宗派中，有六大宗派祖庭都在帝都长安（西安），因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的寺庙文化非常盛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寺庙，敬奉着菩萨或神仙，寺庙其实就是佛教建筑的称呼。漕渠的疙瘩庙就很有名，为什么叫疙瘩庙呢？在关中方言里，疙瘩就是土堆的意思，漕渠的疙瘩庙因其建在高大的土堆上，所以称其为疙瘩庙。每年三月三的疙瘩庙还会有庙会，要说这三月三的庙会先得懂三月三。三月三也就是上巳节，是“祓褉”的日子，在这天人们都会到河边洗浴，除去邪秽，祓除不祥，看似一种祭礼习俗，实际上这个节日是先民搞的生殖崇拜活动，后来演变成临水宴饮、踏青春游。而漕渠的三月三庙会已发展成远近闻名的大型物资交流会，附近十里八乡的人都会去赶庙会，庙会上有很多当地小吃，当然也有娱乐，耍杂技，演大戏，耍社火，踩高跷等，非常热闹。
时光不会倒流，对于失去的东西，回忆更显得弥足珍贵。童年的许多欢乐留在村北的“羽园”，而今想起依旧甜美。“羽园”是当地人的叫法，实际上就是芦苇荡。那时虽没有伊人在水一方，但一望无垠的湿地芦苇也曾使我心旌荡漾，因为它是诗经里真正的“蒹葭苍苍”。进入羽园砍根芦苇就能做哨子，拽一片薄荷叶就能品其清凉。运气好的话，在水草里还能逮一条大甲鱼呢！有一种名叫“羽呱呱”的鸟，长相可爱，其叫声略显沧桑。它是羽园里的“常住民”，它的窝是用有藤蔓的干草把几根芦苇茎缠绕在一起，用芦苇叶和羽毛编围而成。掏鸟蛋是最美的事，在缺盐少醋没油水的年代，鸟蛋的诱惑力很大，但这事不好干。掏鸟蛋也像作战一样要讲究战术，不能盲目去掏。比如老鸟在窝里或窝旁的芦苇叶叉上，这时只要你靠近鸟窝，老鸟就会疯狂的啄你，你会很狼狈的。这就要采取游击战，当鸟出去捕食时，趁虚而入拿走鸟蛋。那时的鸟蛋是纯天然的真正有机的，是绝对的美味。还有羽园边上的那条河流不能不说，它就是漕渠最后的“残流”。河流虽不大，一年四季，不论春夏秋冬，它总是欢快奔腾永不停留，它承载了雨的晶莹，雪的圣洁，冰的坚强，从远古至今一直传承流淌的文明。那时候的天总是那么蓝，阳光总是那么灿烂。我曾经沿着河岸逆流而上，渴望发现它的源头。可是一次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春暖花开的时候，莺歌燕舞，遍地芳草。我在岸边的野花丛里捉蝴蝶，在芦苇荡里捉小鸟，在河水里捉泥鳅。盛夏的时候，碧波荡漾，绿泼万顷。我光屁股戏水，学狗跑，用淤泥和小朋友们打水仗。秋天的时候，金风玉露，芦花漫天。我在上游的崖岸上把摘好的野酸枣放在在木板上，然后跟随着顺流而下的木板往下游跑，酸枣得到筏载运输，可人累得气喘吁吁。冬天的时候，银装素裹，百鸟酣栖。我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棉鞋，在岸边堆雪人，滚雪球，每一次回家裤子鞋子全湿透，脸冻得红的象个关公，但总感到其乐融融。那时的故乡是不缺水的，地下水资源相当丰富，地下水位很高，毫不夸张的说挖上几尺深就可出水。绿草遍地，树木成林，河渠纵横，水田较多。按理来说这种地质应该种水稻，也许是气温改变了农业生产结构，形成了南北地区的种植差异，故乡人并没有种植水稻，而是以种小麦为主。感谢故乡人种了小麦，使我从小就爱上了面食。象臊子面、油泼辣子（比昂比昂）面都是故乡面食代表，也使我有了北方人的豪爽气度和一口洪亮的秦腔（关中方言）。有人曾取笑我们关中方言，我只能说这是愚昧的表现。故乡漕渠的语言是关中方言里的东府方言，是最古老的语言。关中方言被称为“雅言”，是周秦汉唐的官方语言，也就是今天的普通话。有文字记载为证，如《诗谱》载：“商王不风不雅，而雅者放自周。”看来故乡的方言是最美的语言。最神奇的是村北处的那口井，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却一直往出冒水，因此人们叫它“冒水井”，也有人叫“自流井”，实际上就是泉水出口。那井一年四季都在流水，而且水是常温的。大人们有的用水洗菜，有的用水洗衣服，都是为了生活。孩子们把用硬纸叠成的月亮船放在水面，船儿随着水流方向去了远方，是为了放逐梦想。这种成长的记忆，像甘泉一样，永远滋润着我干涸的心田。
在出售老宅那一年，我回过一趟故乡，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我踟躇在狭窄的村巷，三五成群的孩子跟在后面，用地道的乡音嘀咕着什么。我回头对他们友好的一笑，他们神色紧张并止住了脚步，也不言语。偶尔过来个成年人也是铁青着脸不理不睬，因为“陌生”尤为一个天然屏障把人与人隔开。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与人是很亲近的，即就是陌生人见面也会点头微笑，只要你走到街上就会收获无数的微笑与尊重。而在国内在我的家乡却看不到微笑，甚至与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话或示好，都会招来别人的闲话或怀疑。也许这就是故乡民风淳朴的具体表现吧，我没有能力移风易俗，只能入乡随俗，就这样在被围观和尾随中向记忆中的家走去。在乡村街道的尽头，一座熟悉而陌生的院落映入眼帘。抬眼望去，门楼牌匾上的 “富贵有余” 只剩下一个“余”字，这一“余”字可谓深刻，深刻的让人觉得是一种宿命。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很久，有些人已成了怀念，有些事情已成为往事，有些记忆被时光湮灭，余下的宅院就像风蚀残年的老人一样，在残余的岁月里一直默默守候着一份无法兑现的承诺，仿佛落叶对根的情意一样执着，令人心生敬佩。我打开锈锁紧扣的大门，尖锐刺耳的门轴转动声打破宅院的宁静，墙头、树梢的惊鸟误以为遭遇猎人而四处逃散。院里的荒草、腐朽的家什、尘土瓦砾们都漠然无语。飞檐上的雕刻，屋脊上的吻兽造型大都圮毁，瓦鳞上的瓦松随风摇曳，不知是欢迎还是嘲笑我这个迟归之人。如果再配上青灯古佛、古卷木鱼，这与废弃的寺庙绝无二致。蓦然回首，我发现檐牙和墙壁之间悬挂了一张尘封已久的蛛网，它酷似老宅经历过的独特的岁月年轮，可怎么也数不清圈数。一只蛭蟟被网在中央早已成干尸，还有几片被网住的黄叶随风舞动，却不见网的主人出来觅食。蛛网和这老宅可谓是同病相怜，网的主人蜘蛛也许和我这个古拙而陌生的主人一样移情别恋了，如此衰败的院落居然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有人说“往事，总是被人守候成风景，或留恋与它的美或沉浸于它的悲。”我只能成为后者。和许多漂泊者一样我也有同感，当把思念变成回乡的现实时，往往不是失望就是被伤害。就像《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淇水滺滺，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全诗阐述了卫国女远嫁异国他乡，不能回乡探亲的郁闷心情。其实，真正阻隔的不是千上万水，而是导致了卫国灭亡的战争带来的伤害。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二十五岁仗剑去国，辞亲出川周游，足迹遍布荆楚吴越，到死也没有回故乡看一眼。是诗人不爱故乡吗？不是。他的《宣城见杜鹃花》：“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就充分表达了诗人思乡的悲切心情。诗人一生几乎都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流浪，穷困潦倒，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到头来功不成名不就，生活和仕途没有归宿，更谈不上荣归故里。这样落魄如何去见蜀中父老乡亲，所以不愿意回故乡。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老年以后也没回故乡，可故乡梦影埋在心间，他不惜笔墨写下了关于故乡的好多文字，这也是一种感情表达，这种感情是复杂的，甚至包括憎恶。陶渊明《归田园居·其一》有这样一句诗：“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鱼鸟尚且如此，况我人呼？所以忘记故乡不大可能，当有了乡愁的时候又不愿直面，因此就不在回故乡。故乡越是回不去，乡愁越来越浓郁。所以说，真正的游子学会把故乡当做怀念才是明智之举。于是，为了满足这种精神需求，惟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捡拾一些关于故乡的碎片，以填补我对故乡认知的空白，同时对惆怅已久的乡愁也是一种安放，或者说为故乡找一个不回的理由。作为故乡的漕渠也许名不见经传，但作为河流的漕渠却是名垂青史。翘望八百里秦川，每一寸厚重的黄土之下，不知有多少花红柳绿和万紫千红。“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如今明月还在，可多少霸业、多少铅华、多少英雄都在史册里沉寂，唯有漕渠依旧在人们脑海里徜徉。漕渠，当地人叫它“运粮河”，是向京师运送盐税、粮食、煤炭等物资的漕运渠道。《河渠书》载：“是时郑当时为大农，言曰：‘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三百余里，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手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这就是西汉著名的水利工程漕渠。作为漕渠人应该感谢徐伯为故乡留下了“漕渠”这个名字，徐伯是山东临淄人，西汉时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他不负朝廷重望，身体力行，躬身实践，亲自到工地测量、规划制图，指挥操作，短短三载完成这一伟大工程。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能有这样的水利工程专家把如此庞大复杂的工程做得如此尽善尽美，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壮举。这种敬业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珍视。
光阴荏苒，沧海桑田，那时波涛汹涌的漕渠而今消失在厚重的黄土里。唯一留下“漕渠”印痕的就是我的母校---漕渠小学，当时能称其为学校的地方，应该是设在药王洞庙内的私塾学堂，后于民国二十一年搬迁到漕渠小学原址取名漕渠小学。历经近百年的风风雨雨，校名校址至今未变。漕渠小学围墙的西南角正对的沟道叫马沟，马沟里长满荒草，两侧有窑洞，解放后成为执行死刑犯的刑场，现已成为荒草萋萋的乱坟岗。这条沟实际就是汉代漕渠的码头，想当年无论昼夜，总是船艇密织，商贾云集，肩摩毂击，行人亚肩迭背，络绎不绝，一派繁华盛景。那时的码头可谓是“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柳亸莺娇，鱼戏莲中，胜似京城的软红香土。无论是南来北往的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还是贩夫走卒，商旅马帮，都会在此处歇脚。当然也不乏一些纨绔子弟、青楼歌女，风流才俊、绝色佳人在这里把酒言欢，艳句浓愁，在男欢女爱里演绎着人世的悲欢离合。因此，马沟也就成了当时名噪一时的人流物流集散地，也是著名的驿站。马沟边上的广福寺是当时漕渠最大的寺庙，象后来留存的疙瘩庙虽然有名气，但规模上要小于广福寺。广福寺的“广福”就是“广种福田”。其内涵是：只有供养布施，修德行善，才能受福报。这和“播种田亩，才有秋收之利”是一个道理。然而，一句可怖的“斩短芦苇根，血染广福寺”的话，却颠覆了广福寺的本意，看似诗性化的语言，却散发着杀戮的血腥味，正是这句话揭露了一场浩劫。漕渠一位耄耋之年的乡贤说，那场浩劫归于同治回乱。所谓同治回乱，就是十九世纪清朝同治年间发生在陕甘地区的大规模的回族对汉族的灭族式大屠杀。当时渭河沿岸和漕渠一带聚居着许许多多回族村落，战乱爆发后，渭河以南至灞河以东地区被回人占领，他们打着“杀汉兴回”的旗号，进入汉人村寨，不分男女老幼，挨家挨户见人就杀，疯狂至极。东至大荔，西至凤翔，南至周至，北至三原，几乎整个关中大地的所有村寨无一幸免，所到之处如《蜀道难》所云：“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一时间关中大地尸骨遍野，血流成河。漕渠一带是回乱最严重的区域，所有村寨的汉人几乎被回人杀光。这惨绝人寰的杀戮如史料所述：“千里荒芜、血染山河、尸横遍野、生灵涂炭，千里无炊烟之气，万里无周全之村，此等惨烈，实乃天下无几……”残暴的回族人除了疯狂的杀人外，还对汉人的文化教育机构以及寺庙、宗祠等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广福寺就是在这场浩劫中被毁掉了，只剩下一个荒土台。血腥的屠杀，杀死的只是肉体，杀不死的是伟大的如芦苇般的精神。芦苇是一种适应性、抗逆性很强的高大的禾草，具有发达根状茎的苇状沼生草本植物，多生于低洼湿地或浅水中，是真正的择水而生。芦苇在恶劣的环境中能够生存，这种品性被赋予了深远的象征意义。自尊又自卑的爱，顽强、坚韧、压不倒、折不断等都是其寓意所在。正如那些承受力和忍耐力极强、又有不屈不挠精神的敢于直面杀戮的芸芸漕渠人，这不正是汉民族的脊梁吗！战乱后，漕渠许多自然村成无人区。不久，又有新的村落在漕渠显现，应该是他省的移民。现在的漕渠人大部分应该是移民后代，正宗的漕渠人已很少。眼望漕渠，凭吊远去的岁月，追思漕渠的旧事，是对是错已不重要。历史就是这样，如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所言：“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确，是非成败已成陈迹，惟有奔腾不息的长江水依旧滚滚东流。而今千年前的水利工程漕渠虽然归于尘土，但在历史的典籍中仍然能看到它简约的以文字方式孤寂存在的身影，这对漕渠人来说或许是一种精神慰藉。我曾幻想孤身一人穿越历史，我身着“上衣下裳”的中原农耕服饰，伫立漕渠岸边，回望长安，思绪万千，仿佛盛世再现。嗟夫！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帝都长安，江河纵横。漕渠汤汤，横贯东西。大河安澜，沽舟泛泛，鱼艇悠悠，桅杆帆影，灯月交辉，婆娑不定。美哉美矣，虽说当时繁忙之漕运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耽误农时，有诸多弊端，但对两岸农田的灌溉、商品的流通和国家的统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常言道：“南人驾船，北人骑马”。泱泱漕渠常有南方开来的船只，船手们宽袖、芒鞋，头戴笠帽，唱着当地的民谣，为京城运送物资，关中百姓不认识南来的船只，因而大为惊奇，观者如堵，这也是当时漕渠一道奇特的景致。
在中国历史第一个黄金时期诞生的人工运河漕渠竣工后，为汉代的军事、经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在以后的千年岁月里，虽有过浚通修葺，但因战乱和疏于管理，长期无序发展，加上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到明代之后彻底干涸归于尘土。中国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隋文帝所开的广通渠也叫永济渠，唐玄宗所开的槽渠，唐文宗所开的兴成渠，其实都是对汉代漕渠的疏浚或扩充。除渠首外，尾闾和渠线几乎没有变化。隋朝大运河分为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可以看出，漕渠把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连在一起，构成南北通连的漕运通道。因此，漕渠的开凿奠定了大运河的基础，也成为大运河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然而后世对漕渠的漠视，使漕渠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漕渠是先民为我们留下的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应该更好地发掘传承漕渠文化，让漕渠恢复它应有的历史地位。自古以来，人类聚集地的兴盛与繁华都离不开河流。毫不夸张的说河流孕育了人类文明，也滋润了城市，是城市的魂魄，是城市的母亲。纵观世界历史，众所周知的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与河流都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号称永恒之城的罗马，台伯河从市区穿流而过，台伯河是个有故事的河，他是罗马的母亲河。有一个“母狼乳婴”的神话传说，讲述的就是在台伯河上建立罗马城的故事。素有金字塔之城美称的开罗，它横跨尼罗河，尼罗河流贯市区后注入地中海，在入海口形成三角洲，开罗就再三角洲顶端。相传，女神伊兹斯和丈夫非常恩爱，有一天，丈夫不幸遇难身亡，伊兹斯痛不欲生，声泪俱下，泪水掉入尼罗河中，尼罗河顿时波涛滚滚，洪水横流。每年六月十七日，埃及人都为此举行庆祝活动 ，称其为“落泪夜 ”。众神之城雅典，基菲索斯河和伊利索斯河穿城而过。伊利索斯河是一条神圣的河流，它流经古城墙的边界外，曾经还是缪斯的居住地，并有一个祭坛。伊利索斯河神是海神和德梅特拉的儿子，帕台农神庙顶上还有他的雕像。基菲索斯河也和伊利索斯河一样，都是俄刻阿诺斯所生之河。相传，俄刻阿诺斯的外甥女雅典娜与海神波塞顿争夺雅典的保护神地位，两人相持不下只好求助主神宙斯。宙斯说，谁能给人类有用的东西城就归谁。于是，海神赐给人类一匹壮马，而雅典娜献给人类一株橄榄树，而橄榄树枝繁叶茂，果实累累，象征和平。这正是人们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愿所在。从此，雅典娜就成了雅典的保护神，这便是雅典的由来。相比之下，我的故乡所在地关中的西安却是一座不朽之城，也是历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它不像别的都城只有一两条河流，它有八条自然河流环绕。用司马相如《上林赋》中的话说就是：“终始浐灞，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这八条河流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农业、生活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拿河流运输来说，我国最早的河运记录就发生在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上。其实，除了这八条河流之外，另外五条河也不可忽视。这五条属于人工河流，它们是隋朝开凿的龙首渠（庐水渠）、清明渠、永安渠，唐朝时的黄渠和漕渠。这五条渠又分成若干支流，遍布整个长安城，处处都能看到涓涓清流。十三朝古都，十三条河流，这个绝不是简单的巧合。易经认为十三代表东方，十三是一个吉祥的数字，传入中国的佛教宗派有十三宗，佛教共有十三经，就连皇帝腰带的玉枚也是十三枚，所以十三是帝王之数，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足以彰显东方帝国之都之神奇。可见古代的西安就是“城在水中，水在城中”，是一座真正的魅力水城。
《道德经》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看来水有两重性，既是柔弱的又是坚强的。虽说水是生命的源泉，但有时后它却是可怕的灾难。人类长期逐水而居势必就会和水发生冲突，当水成为灾难的时候，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就要治水。因此，西方有了若亚方舟，东方有了鲧禹治水。虽然是神话传说，但它蕴含了任何文明形态都与水息息相关的道理。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治水的工程比神话更令人兴奋，让人不可思议。它就是春秋时期的孙叔敖修建的安丰塘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另一个是蜀守李冰修建都江堰，使成都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这些工程溉田万顷，恩泽万民，至今仍在发挥着巨大的效益。水在古人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古人认为水是神的恩赐，因此对于各种形态的水人们都会顶礼膜拜。同时，人们又不屈从与水，敢于与水斗。古人与水斗不是拼命，而是去尊重水，悟水之道，顺势而为之，这才是与水相处的最高智慧智慧。在这里任何哲学的诠释都是苍白的，上面两个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事实论据，也最能说明问题。千百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的崛起，森林砍伐，水土流失，疯狂采砂，污水排放，过度开发地下水资源等等，使西安地区的十三条河流（八水五渠）中的五渠都化为黄土，剩下的八水已是断流的断流，枯竭的枯竭，河流的生命岌岌可危。这十三条背负着灾难（断流、无水、消失）的河流，对整个关中地区的环境、生活、生产、习俗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一句调侃关中人的话语所言：“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话语虽有夸张，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现实，也证实了河流对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漕渠是著名的水利工程，它是汉、唐盛世浓缩的一条线，它的消失对西安的历史文化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好在有考古学家们的辛勤付出，西风残照下的漕渠废墟终于重见天日，作为漕渠人，我心里得到些许安慰，同时也有一些唏嘘中的感慨。于是乎我怀念起古代治水的先贤们，譬如：西门豹、王景、范仲淹、王安石等等。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是责任和使命的担当者，是那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当今能有这样的人才，生态文明社会的建成是指日可待。到那时那句调侃关中人的话就可改成：八百里秦川秀水蓝天，三千万老陕舞姿蹁跹。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类文明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故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漕渠村落，今日的港务新城。西安国际港务区在漕渠故地建成，标志着古代西安漕运码头及物资交易中心枯树抽新芽，这绝非蓄意的安排，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漕渠用它的魂魄在混沌的岁月里为故乡祈来的福祉。我的故乡离我的城市并不远，遗憾的是没有机会和故乡亲密接触，但有幸乘坐高铁途经故乡，我在高铁车窗前回望漕渠，那曾经满目苍夷的残垣断壁，不蔽风雨的筚门圭窬，还有险仄土路上的踯躅，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景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绿草如茵，繁花似锦，高楼鳞次栉比的现代化的新城区。愕然中，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斐变的故乡与记忆的故乡相差甚远，远的有些陌生，远的和那古老的漕渠一样让人惊叹。华丽转身后的故乡虽有视觉上的强烈冲击，但它与我的距离感无法让我捡回丢失的童年。
故乡漕渠，虽近尤远。可这远，不正是故乡人祖祖辈辈日夜期盼的梦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