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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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注定成为我生命旅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高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80年夏季，我应届高中毕业。 大约在考试前一个月。班主任拿来几份《招生简章》，让大家相互传阅，并依据个人情况慎重填报志愿。有人打算报考中专；有人打算报考大学，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你考大学还是中专？”同桌问我。
“今年要是报中专有点不甘心，还是考大学吧！如果成绩不理想，明年再……”我毫不迟疑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由于上一届学生没有几个考上大学的；由于几次摸拟考试不甚理想，所以在填报志愿时，未经深入的思虑，我就在第一志愿栏写下西北轻工业学院，化工一系。年仅十八岁的我第一次为自己的人生方向茫然导航，并朦朦胧胧地描摹出未来生活的蓝图：本人化学成绩不错，若是将来能在实验工作也挺好的，就这么简单。
没过多久，我回了一趟家。向家人汇报学习成绩是我每次回家必须履行的一项任务。“像你这成绩，还能考上个大学？”家人有些失望地对我说，让我一辈子都刻骨铭心。
我的高中就读于西安市灞桥区第三十四中学，由全区当年（初三）中考落榜的高分生集中而成的重点班。
在原校成绩一直位于前列的我来到这里后，成绩总在不景气的中游徘徊，心里的压力可想而知。几次模拟考试排名落第，如同雪上加霜。如果不能如愿，我将辜负全家人的期望；也辜负自己的十年寒窗。
那次，我是独自一人回家的。第二天返校时，家人不放心，坚持送我到村庄最北端的坡塄（白鹿原北麓）。田里的麦子已全部收割完毕，留下一大片明晃晃的禾茬，一尺多高的包谷苗在夕阳映照的黄土地上点缀出一抹抹浓厚的绿意。在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在踏上满坡槐树枝叶遮蔽的羊肠小道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路上要小心！”那声音传递着浓浓的亲情和屡屡的牵挂。而当时在我看来没什么可担心的。令人恐惧的狼那时似乎已销声匿迹，即便在碰不到一个人影的盘旋路上，却能看到川道里劳动者稀疏而缩小了多倍的身影。
家里，亲人们每天都要承受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我又为家里做了哪些?为家人做了哪些?若是不能用什么来报答......霎时，有什么东西哽住了我的喉咙，一路上，我泪流满面。
苦难，有时包含着一种幸福，也孕育着喜悦。
眼看大考在即，三十多人居住一间木板大地铺，早起的，晚睡的，出去进来都会产生足以令人无法安睡的脚步声。在获悉个别同学在附近的城中村租房子时，不甚懂事的我未经过多思考，就给在城里上班的父亲出了一道难题：“我想在外面租间房子！”接到电话的父亲第二天就从西郊赶到东郊。
父亲虽说没有多少文化，但办事能力不容置疑。
那天中午，我刚从宿舍楼下来，看到骑自行车匆匆奔来的父亲，心里却顿生怨气：“怎么还穿那身粘满油污黑乎乎的工作服，也不换一下衣服，还光脚片穿着凉鞋，让同学看见会怎么说？”尽管我心里不高兴，但没能说出口。
那一刻，想必父亲也读懂了女儿的心思，但也无法改变和弥补。只见他略带歉意地呲脒一笑，用手擦了擦额上不断奔涌而出的汗珠，急切地说：“记得有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附近，咱去打听一下！”我点头答应。
也许是走的太过匆忙，来不及换上干净衣服；也许是要顺路给家里的猪弄些酒糟饲料（十里铺酒厂）。那个时候，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的下班时间和周末几乎全被占用。正是父亲母亲的辛勤付出，才让我们姊妹五个没有饿肚子的记忆。
这件事尽管过去了多少年，每当我回想起来，总会为自己当年对父亲的态度而深深自责，但却没有勇气问个究竟。我不想将自己的失礼又一次抖搂，不想给父亲凭添些许精神上的不愉快，更愿用实际行动弥补曾经的亏歉，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几经打听，终于找到那位亲戚，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走进屋子一看，不禁大失所望。仅有的一间屋子靠两头的窗户盘着大土炕。一个没有席片的炕脚处，一只山羊正起劲地咀嚼着青草。屋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骚臭味。就在父亲和那位亲戚忙着说话间，我赶紧扭头往出走。接着，又找了一家独居的老太太。环境挺不错的，就是屋里没有通电灯。父亲本打算买些电线，过两天再来，却不知从哪儿得知一位多年不见的乡党就生活在附近的村里。
从学校到那里，走路也就十几分钟，仅仅为了我能有个安稳的睡眠。
那天，父亲把居住问题协商妥当后，用自行车将我的铺盖行李驮到那位乡党家里，并带了一大罐芝麻酱和几条肥皂(当时，肥皂在一般家庭属于紧缺物资）。
后来，我才明白父亲之所以找熟人的原因。主要从安全方面考虑。尽管那时的社会风貌还比较纯朴。
高考前10天，学校放了假，让自个复习。大部分同学都回家了，而我选择留在学校。白天，教室里没几个人，课桌上堆满我的复习资料，累的时候，就直接躺在桌上休息。醒来了，又赶紧看一些难点重点。早晨在校园的水塘边背诵，下午去灞河堤岸上朗读……
令亿万民众瞩目的高考终于来临了。学校不知从哪里联系了一辆大卡车，成为负责接送考生最为便捷的交通工具。第一天上午考语文。考完出来，自我感觉良好，自信心迅速大增。午餐是早上在学校食堂多买的两个馒头，考点提供热水。下午考完刚回到学校，有人通知说老师押了些的物理题（第二天上午的考试科目），自然非常重要。同学们迅速拥进一间平房教室，而老师却迟迟没有到。这时，陆陆续续有人跑到食堂吃饭去了；吃完的又赶紧回来。而我却始终不敢离开教室半步，生怕错过那非同寻常的一节课，却错过了至关重要的一顿晚餐。
从教室出来时，天已麻麻黑。食堂早已关门。我问过几个同学有没有多余的馒头，回答几乎都是摇头。“灞桥街道上的国营食堂估计也关门了。”有人告诉我说。我只好饿着肚子回驻地。一路上细心察看，也没发现一家饭馆，只看到一家小卖部。然而，家里给的本来就不多的零用钱，除了考虑回家坐车外，所剩无几，能够支配的食物种类恐怕仅限于馒头之类，又怎敢奢望小卖部里的昂贵食品?
我住的是那位乡党家的厨房。床也是添加的，而且和主人的卧室是个套间。每次去，他们都问：“吃饭了没？饿了，就在馍笼里拿！”
那天，尽管没能吃上晚饭，但我硬是坚持着，没好意思开口。我想：“住这里，已经很麻烦了，怎么能还能吃人家的？再说谁家的粮食也不会宽裕。”
那时，我好像让书把脑子给填满了，没有其它思想的活动空间。
我抓紧时间翻看复习资料，大概十点钟就躺下了。不知睡了多久，肚子开始咕咕地叫，弄得我没法入睡。但却没勇气站起身来，把手伸进挂在小床上方，近在咫尺的馍笼。毛主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刻铭记在我的心中:“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好像饿过了，肚子就不再咕咕叫，但仍感到心里慌慌不安。明天还有两场考试，容易犯错的地方，重点例题都需要最后一次认真过目。我越想越着急，不由得向墙上的窗户一次次张望。
为了心中的目标和任务，我暗自鼓起勇气，下定一个决心。当窗户现出一丝朦朦胧胧的灰白时，我便立即起身，怯生生地走到主人的床前。感觉有人走近，大伯赶紧坐起身来。
“你家的馍借我两个吧？!”我有气无力地说。大伯听后非常生气：“看你这娃，还说啥借的？你随便拿么！”大婶也跟着低声嗔怪。我却无比轻松与快慰地折回厨房，站在狭窄的床铺上，放心大胆地把手伸进馍笼拿了两个馍。刚走出大门，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咀嚼，还没走到学校，两个外皮干裂的馍已被我囫囵吞枣般地下肚了。不一会儿，感觉心里不慌了，浑身也有劲了。
两个馍，对于正在参加高考的我来说，意义非凡。
高考结束那天，我和同学们像往常一样，走一段路程，再坐公交车回家。一路上，我都在心里反复估算自己的分数，数学90分(实际考了72分)，语文......心里一阵阵激动。
等待成绩的那段时光，感觉轻松又自由。再也不用从早到晚地做试题；不用早读；不用死记硬背政治，却无时不刻盼着成绩早一天出来。
那种期待总是与估算自己的成绩紧密连在一起。在地里拔草的时候，晚上躺在炕上的时候，都在急切地盼着自己鲤鱼跳龙门的那一刻。有时，也会产生一丝担忧。如果考不上，还得再复习一年，不过这种思绪只做短暂停留，便很快消失。 从预估来看，应该十分乐观。但也不排除大家都考好的情况出现。因此在没有获悉确切的成绩之前，不敢轻易露底，即便对家人也是如此。直到成绩下来的前两天，也就是分数线出来的那天，实在憋不住的我才向母亲悄悄透露：“我能考上！”
那个时候，成绩过了线才去体检。从灞桥医院体检出来的我第一次十分自豪的全程坐着公交车回家。然而，由于天气炎热，车上人多，在公交车哼哧哼哧地费力爬坡时，我突然感觉浑身无力。车箱剧烈晃动或拐弯时，感觉更加难以支撑。“别靠我！”周围有人嫌弃地嘟囔着。我无力顾及，全身就像被人抽去了精神。不一会儿，紧抓栏杆的手不知不觉慢慢松开，随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蹲在车厢地板上的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喊：“快给娃让坐，看这脸都白成啥咧！”
直到回家，家里人发现我的脸色不好，忙问：“你咋了？”我半天无语。
高中两年间。我时常头晕，全身无力。不知是每天要装的东西太多，还是自己身体的羸弱?肠胃也不好，特别是最后一学期，有时晕得天旋地转，去校医务室，大夫给出的结论是：“营养不良!”然而，生活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周而复始。
高中第一学期结束的那个春节，家里的亲戚都说我胖了。我想：“那时大概是浮肿吧!”我怀疑是学校的伙食不及家里造成的(早晚一承不变的包谷面糊糊，包谷面发糕，中午一碗汤面条，两个白面馒头)。可是城里的同学，农村的同学都吃同样的饭食，他们怎么看起来没啥事儿，就我营养不良？至今我都搞不明白，但我知道自个身体糟糕的几项指标：血色素低，血压低，血糖低。
1980年8月的一天，我站在家门口从骑自行车的邮递员手里接过高校录取通知书，全家人立时喜上眉梢，奔走相告。
当我拆开那个沉甸甸的信封，看到将要就读的专业是：制革工艺。先是一惊！接着，一丝失望从心底滑过。用生牛皮拧绳的皮匠的身影浮现在我的眼前。转念一想，不管咋说总算逃离了黄土地，兴奋最终替代了失落。
我将自己当年取得的良好成绩(384.8分)，归结于多年不懈的努力与积累；归功于老师毫无保留的奉献和付出；归结于考前思想的相对放松，休息的比较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