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二叔也感慨说:“嗨,如不是后来国家形势好转了,咱们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都换成了好领导,我王军子咋能有九条命?”他扳着指头跟罗叔说:“你也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前那阵子,胡岩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拿我舅家成份说事,压制人、整治人,让人不得安宁;
“文化大革命后期,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那时,我干着鸡鸣村的会计,胡岩就唆使丁婆娘让他的两个儿子杨果、杨豪经常清我的账目、清我记的工分,而生产队的仓库和财物,那时都由老保管李守梁一人管理,他们偏偏不清!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那个时候,胡岩喝死殏了,大半年后,你接替了他的大队支书的位置;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现在,我也跟你说句实话,那年春天,我在天凤她妈的鼓动下,我悄悄买了些课本,抽空复习文化课,准备参加高考,谁知,在高考政审时,却因社会关系一栏被审下来了。唉,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沮丧透了。
“可好,那年秋天,你来家里聊天,让我去咱岗洼小学教学。你知道吗?就这小小的好消息,让我像是开春钻出冻土的小草那样,让我看到春天的阳光,使我憋闷的心胸得到了一丝呼吸的顺畅!
“教学的那一年,每天课堂上那四十五分钟里,我又能拿起了课本,或读、讲,或在黑板上书写!那一双双稚嫩纯真的求知眼睛,成了我生命内蕴的驱动力!
“罗哥,你啥也别说了,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我都打内心里感谢你,也算是迟到的感谢吧。”二叔说着,端起那小半碗赊店老酒就要往嘴里倒,却被罗叔拦下了。
罗叔说:“唉,我也差一点把你给害了。这酒,我喝!”
二叔红着脸说:“唉,不是不让你再说了吗?你咋还提哩?”
二婶子听出他俩在较真,就大声说:“行了,你俩都喝不少了,年纪大了,还是少喝点好。再说了,一会儿你俩要是都喝醉了,咋办?”
二婶子的话,也没拦住罗叔喝酒,他一仰头,又一饮而尽,还拿碗向地上倒倒说,“看,一滴没剩,哈哈,这才叫干了”。
二婶子嗔怪地看着二叔说:“人家问你后边是咋去公社工作的?看你啰嗦一大堆,也没说到点子上!”
二叔不急不燥地说:“这不是无事儿闲聊天嘛,照你说,噢,我就非得一枪扎死杨二郎啊?!”
罗叔看到急性子的二婶子又白了二叔一眼,罗叔说:“人生古来七十稀。你放心,别看我俩都已经七十了,但我俩的酒量还不减当年,我俩都还不糊涂,不会喝醉的。”
二婶子仍直上南墙不耐烦地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俩偏偏聊当年!唉,你们这些男人啊,来这世上一趟,不管年龄大小,难道非得逞点英雄气概、才能显出男人本色?!”
二叔讪笑着呛白二婶子说:“嗨,爱说话的人,要是一时插不上嘴,也是急得慌!”
二婶子的火腾地燃起来了:“你以为我稀罕插话?你俩不吃饭,一家人都等着哩,看盆子里好好的面条,都泡得坨成一块了。”
听话听音,罗叔赶紧说:“哦,哦,咱快吃饭吧,娃子们都还饿着哩。”
在豫西南的民俗里,家里来了客人,女人和娃子们是不能上桌吃饭的;在客人没吃饭时,女人和娃子们都要等着。那天中午,二叔跟罗叔聊得也是太忘情了,一旁的二婶子,肯定是心疼两个孙子饿得慌,才忍不住旁敲侧击二叔。其实,她哪知她的两个小孙子正在跟树上扯着嗓子叫“知了”的蝉玩得欢实着呢。
只见二叔的大孙子阳阳手拿一个长竹杆,竹杆头上裹着一层面,然后,他支使弟弟明明帮他找蝉
明明一旦看到了蝉,阳阳就会小心翼翼地把裹着面的竹杆伸到蝉的跟前。阳阳还美其名曰:他们是怕蝉叫饿了,他们想给蝉喂饭,可结果,蝉却被他的面给粘住了。
有了第一个被他们粘住的蝉,他们一个暑天的兴趣不减。这兴趣,能使他俩不热、不渴、不累、不知饿哈。
罗叔拿起小汤勺、舀了一勺蒜汁浇到面条上,二叔又拿起筷子向罗叔的碗里扒些鸡蛋。
罗叔搅拌着碗里的面条说:“人老了,能吃能喝就是福!哈哈,那个已睡不醒的胡岩,他哪知道咱俩现在坐你家老槐树下正在好吃、好喝哩。”
“嗯,是哩!你说,如果胡岩现在还活着,说不定咱仨还一起喝酒哩。”
二婶子听到二叔的话,噗哧一声,把嘴里的面条都笑喷了。
二叔嫌她没个女人样,白了她一眼,她仍刹不住大笑着,谁也不明白她笑啥哩。
二婶子终于忍住了笑,她说:“真是嗑瓜籽嗑出个臭虫——啥‘人’都有啊?!我问你,难道说你现在还想念胡岩了?!”
罗叔闻言,也哈哈大笑起来。
二叔却一本正经地说:“想啊,我是真想他!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今天中午咱仨一起喝酒,我让他喝,他娃子肯定得乖乖地喝!
“我会不动声色地收拾他:‘你娃子好好看看现在的天,是不是很晴朗啊?现在的社会风气是不是风清气正啊?……’,哈哈,他娃子的头,保证点得像鸡啄米粒那样,你们信不信?”
罗叔说:“嗯,按他娃子的性格,他肯定是这样!”
二叔又说:“他娃子那个时候不是总拿我舅家成份说事整我吗?可他哪里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类分子’的帽子就被摘掉了。那时,普天之下受牵连的子子孙孙们都放下了政治包袱,思想轻松了,思维也活跃了,想干点啥,再也没有羁绊了。
“罗哥,我跟你说实话吧,就是在‘四类分子’摘‘帽’那一年的一天早晨,耿书记让咱们小学的林校长通知我上午就到公社去开会。具体开啥会,为啥让我去,林校长一概不知,我当时也有些懵。
“记得当时正是春风和煦、河柳鹅黄的三月天。我接到林校长的通知后,上午,我就着急慌忙地往公社赶。
“走进公社大院,我想,这是基层党组织的机关大院啊,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我找到耿书记办公室,耿书记笑着招呼我进屋、坐下,他笑着说:‘咱俩见过面,对吧。’
“罗哥,你知道吗,我一听耿书记说‘咱俩见过面’,当时,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立马从耳根子一下子热辣到脸上,我不好意思得低下了头。但我嘴上却应道,‘哦,那次在烟仓里和您见过,对不起,我不该当众发牢骚,不该激愤发表演说!’
“罗哥,你也了解我宁折不弯的性格。可当时,不知是耿书记那一脸的和气,还是出于我内心的佩服,我歉意的话竟然脱口而出。
“你猜耿书记听到我的话咋说的?他哈哈笑笑说:‘今天可不是让你来道歉的,是让你来参加会议的。咱们公社马上要进行换届选举了,筹备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秘书组,经公社党委会研究决定,让你加入秘书组,参与组写换届选举的材料。你刚才向我致歉的那些话,我跟你说,你没必要有思想负担,我跟别的干部不一样。再说了,你说的都是真话、实话,是群众的共同心声,是吕村烟叶收购站多年积存的问题,对改进烟仓整治工作很有帮助,我很爱听!
‘那天,我是去烟仓检查工作的,如果我只听身边的大队干部、烟仓工作人员‘好好’、‘是是’地向我汇报工作,那么,我就发现不了问题;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不但贻害大家,还直接危害党的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我一听说是让我来参加公社党委换届选举工作,我内心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是党员,我舅家成份不好。至于耿书记后边开导我不要有思想负担之类的话,我都没当心去听。
“我赶紧把我的顾虑说给耿书记,想溜之大吉,我再也不想因为我舅家的成份问题而再招惹是是非非了。
“不料,耿书听后,站起来,理了理他的头发,在他办公室里走了走,自言自语地说,‘你个人的情况我清楚,不是党员,参与秘书组材料工作,应该没问题;至于社会关系、阶级成份问题嘛,‘四类分子’的帽子将要摘了,也不应该是问题吧。行,快十点了,会议马上要开始了,你先放下思想包袱,轻松参加会议。之后,就你的情况,我再向县里有关部门请教一下,公社党委研究研究再说’。”
“那天上午十点,我第一次走进了公社礼堂的会议室里,跟公社全体机关干部、相关职能部门的干部、十多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们坐在一起开会,听取耿书记就公社换届选举动员综合部署安排工作讲话,我一边认真记着笔记,一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跳和对人生难以预知的万分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