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阳历年

远去的阳历年

   李健/文

金牛辞岁寒风尽，寅虎迎春气象新。

送别一年的终点，又迎新年的旅程,转眼元旦又至。

说起“元旦”，大家伙耳熟能详，说到“阳历年”，可能会浅尝辄止。其实它就是元旦，也就是新年。在家乡农村都把“元旦”叫成了“阳历年”。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过“阳历年”比起过春节，能有天渊之别。庄稼人大都忙着干活挣钱，没有人会去顾及这个“阳历年”。对于小学生而言就不同了，阳历年是最轻松的日子，学校也至少要放假一天，可以仨仨俩俩在一起摔“面包”，灰头土脸打陀螺；女娃娃爬上树枝，蒙上眼睛摸树猴，要不四人席地而坐玩抓石籽儿游戏。

当老远听到“货郎挑”摇着“咚咚咚”的拨浪鼓，就呼啦一下围拢过来，孩子们哄着摊儿，货郎挑借机提高嗓门＂卖针哩卖线哩头发辫子换线哩。”“ 花米团瓷花瓶，琉璃咯嘣红头绳”吆喝着诱人来买。

“货郎挑”，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移动百货铺，货郎肩头上挑着一对箩筐，上放两个长方形的木箱子，箱盖用玻璃镶着，木盒里有大小不等的小木格，里边林林总总摆放着各种好看的玩具和生活小物件。最让娃娃眼馋的，便是那红红绿绿的小糖豆。

货郎挑所经营的小买卖，大都是些不起眼的小物件，这些小玩艺儿却都是居家过日子的生活元素。所以货郎挑也是庄稼人不可或缺的行当，尤其是居住在深山后背僻街陋巷人的期盼。

那时的人都很穷，家家户户几乎都没有什么钱，大人抖开手绢拿出块儿八角，要买木梳篦子和针头线脑，孩子们只能翻箱倒柜拿些破铺衬烂套子来换糖豆。糖豆换到手，舍不得用牙去咬，含在嘴里用舌头拨来推去，甜甜的感觉，一下能甜到心口窝里。女孩子噙着小糖豆，竟能唆上小半天，兴犹未尽的还要舔舔手指头。现在看来，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糖豆，竟是天大的幸福。

到了80年代，随着生活越来越好，每到“阳历年”这一天，无论早晚我家是要吃一碗香喷喷的肉饺子。吃顿肉饺子，也实属不易。在土地包产到户后，父亲每天早早忙罢地里的庄稼活，吃过上午饭，提上“干粮”，到邻村小煤矿，下井挖煤当“窑匠”。每年“阳历年”这天后半晌，母亲也会少干点儿农活，早早地下灶堂和面、择菜剥葱蒜，把萝卜洗净切片，在热水里焯一下，放案板上挤干水分剁碎备用，预备停当包饺子。

到了晚上，父亲拎着矿上分得的半斤八两猪肉，匆匆往家赶。母亲接过父亲递上的猪肉，赶紧用热水一番清洗，然后切下一撮，咣咣一剁掺到萝卜馅里，兑上佐料，锅一阵翻炒，香喷喷的饺子馅就盘好了。

看着美味的饺子馅，馋得伸手去抓，却被母亲一把挡住。我抱怨着母亲小气，放肉太少，母亲瞪了我一眼“过日子要俭省，才会细水长流，仔细人长吃好饭，爱惜人长穿好衣服！”父亲打着圆场“你娘说得对，肉分着慢慢吃嘛”

一杯茶的功夫，母亲已把两碗热气腾腾的饺子舀了出来，虽说不满意饺子里的肉馅，但这已经是最好吃的饺子了。看着诱人的饺子，父亲高兴地取出舍不得喝的半瓶老酒，倒上一盅放在嘴边一声呲溜“饺子伴酒，越吃越有。明年我再加把劲儿，大瓦房咱就不愁了啰！”

那年，我十二岁。深深刻在记忆，不仅有吃在半夜的饺子，还有母亲那勤俭持家，父亲吃苦耐劳的精神。

回首往事，站在这辞旧迎新的路口，便想起那远去的“阳历年”，那时没有太多的物质满足，没有太多的精神享受，“阳历年”，就是一粒小糖豆，就是一碗热腾腾的半夜饺子……

如今，社会进步了，物质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孩子们再也不需要为了换一两粒糖豆而翻箱倒柜，为一碗饺子而欣喜。看着儿女们寄来的各类糖果，买回的鸡鸭鱼肉，可是怎么也吃不出儿时那酸酸甜甜糖豆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