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教鞭

父亲写字台前的墙壁上处，一支色泽发红、油光赤亮的教鞭静静地挂在那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在白墙映衬下，很是夺人眼目。

走上教育岗位，于父亲有点偶然。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期，出生时尽管头上有了五个哥哥，但尝尽了不识字苦头且要强的祖父咬起牙关，不惜砸锅卖铁，让父亲读完了中学。随后，父亲通过招工走进城里当了一名产业工人，不想，到了1961年，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力调整，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开始了，对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动员他们返回家乡，参加劳动生产。从1961年到1963年6月，两年半时间内，全国共精简职工1887万人，父亲就是这庞大数字中之一。

在此背景下，回乡后，适逢大队要办学校，一来，当时农村读完中学的寥若星辰，而父亲喝过墨水；二来，父亲实诚敬业，于是经过乡亲们一致申请，再经过大队反复比选，最终确定父亲当上了家乡教学点的老师。对于教书育人，虽说一个月只有八块钱，但父亲仍是满心欢喜。

从此，在祠堂改建的学校里，父亲成了唯一的老师。1963年秋季开学前几日，父亲肩扛锄头，手拿砍刀，在迎风山岗的竹林里，朝着粗大竹子底部刨挖，在农村长大的父亲深知，风口的竹子所属的竹鞭，少有斑纹、虫眼，强度和韧性好，硬中带软，软里透硬。顺着竹鞭长势，父亲小心翼翼挖起三支，拿在手里掂来掂去，最终确定了两尺来长、十厘米来粗、二十来个竹节的那支，接着又是锯子、锉刀、砂纸、锥子齐用，抹上一遍遍桐油，再在教鞭尾部钻上一小孔，穿上绳子。

从此，教鞭成了父亲须臾不离的教具，每天走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挂在黑板边小铁钩上的教鞭取下来，每天放学时再将教鞭挂回小铁钩。从此，课堂上，接受启蒙的孩童的眼光，顺着父亲的教鞭移动而移动，师生齐声诵读“一区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儿童六七个，八九十支花”，“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音乐课上，教鞭如同指挥棒，师生一起高歌。为不遮挡孩童的视线，除了在黑板板书，父亲尽可能侧着身子面向学生，这样，教鞭不时从父亲右手换到左手，从左手换到右手。我至今记得，我背着父亲玩起小动作，嘴里还在带读的父亲没事般走近我，用手里的教鞭磕击我的课桌，“咚咚，咚咚”，我再也不敢分心走神了。

在父亲眼里，只教书不育人枉为老师，教书育人一身两任方为老师。对犯了错误的学生，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不动用教鞭体罚，只是挥一挥教鞭，让鞭影在学生眼前飘动飘动。爱之深，责之切，即便是用教鞭，也只是象征性打打左手手心而不打右手，因为学生右手还得用来写字。

教了36年书的父亲，到了1999年元月，年满60岁的父亲退休回到家里。30多年里，经由父亲启蒙的学生一拨又一拨，一个小山村走进大学深造的竟达百人之多。每年春节，昔日的学生前来看望父亲，少不了忆起往事，念念不忘父亲的悉心教诲。

退休时，父亲将跟随他33年的教鞭带回了家，小心翼翼挂在床前的墙壁上。2018年5月的一天，父亲忽地患病不起，临终前交代说他要把教鞭带走，遵从父亲唯一意愿，我搬来梯子，从比我还高出几个头的墙上将满是岁月“包浆”的教鞭取下来，定格留存相机后，化成灰烬送给永远去了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