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北宋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的《元日》诗,之所以成为新春佳节人们竞相吟咏的经典绝句,是因为此诗再精辟不过地表达了人们对辞旧迎新美好愿景的诠释与寄托。
人们以燃放爆竹和饮“屠苏”酒(用屠苏草浸泡的酒)等方式,欢庆“新桃换旧符”的习俗,古已有之。与之相匹配的年夜饭,亦早已遍及千门万户。宋朝人的年夜饭非常丰富,七碟八碗,有鸡有鱼,有荤有素,还有“馎饦”(一种手擀面状的面食)、“春盘”(用五种蔬菜拼成的菜盘)和“屠苏”酒。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都喝屠苏酒,然后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挂在门框上,用以“辟邪”和躲避瘟疫。此后至如今,年夜饭的丰富内容以及人们对年夜饭的推崇与期待,更是与日俱增。
我所亲历的年夜饭“三部曲”,既与王安石诗中之情景有着必然的历史渊源,同时亦贯穿于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人们的生活、道德、伦理,乃至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衍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曰“天真烂漫曲”。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正处于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一入腊月,小伙伴们便扳着手指天天倒计时,夜夜盼过年。那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好饭,穿上新衣,放上鞭炮。文化生活则是无广播,无电视,更无‘春晚’,唯一可期的就是大年三十那顿诱人的年夜饭。
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当时的情景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奶奶、母亲、婶婶精心包制的饺子,煮熟的猪肉、鸡肉、鱼肉,炸制的酥肉、丸子及各种菜肴,蒸熟的花糕、花山、枣花、馒头、团子,等等,应有尽有,且寓意丰富。例如鸡肉寓意“大吉大利”;鱼肉寓意“年年有余”;花糕、花山寓意“步步登高”;饺子形如元宝,寓意“招财进宝”;豆馅馒头和团子寓意甜甜美美、圆圆满满。除了花糕、花山、红肉、鸡肉、鱼肉、点心等,要留到初一五更供奉神仙和祖先,其他皆可作为年夜饭的主食。
大概是受古人喝屠苏酒的影响,一端上饺子,爷爷便拿出那瓶早已准备好的散装白酒,给每位大人各斟上一盅,并让不宜饮酒的我们小孩子以饺子汤代酒,全家人边吃边饮,共祈吉祥。伴随着满堂的欢声笑语,以及碗筷交碰、吃喝品嚼的交响曲,整个庭院都沉浸在了馥馥的温馨和愉悦之中。直至年夜饭接近尾声,大家依然意犹未尽。特别是当爷爷、父亲和叔叔向我们小辈儿发放压岁钱,母亲将通宵达旦为我们兄弟姊妹赶做的新衣、新鞋,交于我们手中的那一刻,一种温馨幸福的感觉,旋即涌遍全身。迎着次日五更普天下震耳欲聋的鞭炮齐鸣声,年夜饭的绵绵余味,便与天地乾坤之气,浑然交融在了一起。
二曰“敬老孝老曲”。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本世纪初,伴随着我们兄弟姊妹相继成家立业和父亲母亲渐渐变老,孝敬父母俨然成为了我们义不容辞的天职。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和年夜饭,更成为了我们尽孝的天赐良机。每到年根儿,兄弟几个都会专门商量过年之事,尤其对年夜饭等重要活动进行周密筹划。除操置好各种年货之外,兄弟姊妹们还竞相为二老选购新衣、新鞋、新袜子、新帽子、新围巾等过年用品,同时向二老奉上象征吉祥和恭祝长寿的“贺岁”红包。大年三十的年夜饭,则是大家一起动手,共同将一桌丰盛的美餐呈现于父母面前,同时为二老叨菜、盛饭、敬酒、祈福。父亲母亲沉浸在那隆重、热闹、欢乐、温馨的氛围里,脸上总禁不住洋溢出灿烂的笑容。
此等以新春佳节为平台的敬老孝老机制,历年都始终不渝地延续着。当病瘫在床的父亲在儿女们的精心陪护下,享年81岁故去之后,我们则把全部孝心倾注在了母亲身上,从而在与老娘共享天伦的最后14年间,尽享了天下最幸福的时光。自从母亲89岁驾鹤西去,此般浸满母爱的春节和年夜饭,随然化成了我们永恒的记忆。
三曰“饴儿弄孙曲”。没有了父母的春节,凄然又伤感。然而,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生命与时光不可逆转。虽然父母已逝,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春节,我们的年夜饭仍要继续。近几年的春节和“年夜饭”,我俨然是在对父母剜心思念和“怡儿弄孙”的依依温情中度过的。
综合考虑家庭成员的居住及工作学业状况,近几年我家的“年夜饭”或安排在除夕晚上,一边会餐,一边看春晚;或与初一午餐合并,举家共庆新年。虽然孩子们的拜年祝福,代替不了我们对父母的无尽思念,但“饴儿弄孙”的温馨却带给了我们不少安慰。当老伴掌厨,孩子们帮厨烹制的一道道美食,被大家尽情品享的时候,当儿孙们在觥筹交错中交流一年来的收获和心得,并向我们深情祝福时,当我把崭新的压岁“红包”发到孙辈手中的时候,心中的幸福无以言表。
看似普普通通的年夜饭,却折射着人生的沧桑历程。不同人生阶段年夜饭的不同属性,决定了其不菲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与漫漫人生密切关联的年夜饭,必将永葆其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