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三汊港食品公司

三汊港食品公司就在离三汊港老街大约一华里的东南方，三汊港粮站下面。四周砌有高高的围墙，独立成院。院子里建有多个猪栏，平时走进去，都会看到所有的猪栏里都是哼哼唧唧的大肥猪，肥的瘦的，黑的白的，到处飘浮着一股难闻的猪粪尿骚味。

那时候，农户起早摸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养了一头猪，多数人都舍不得放在家里杀。因为那时过年，条件好点的人家也就能搞个十斤肉过年，差点的也就两三斤肉。所以很多养猪户都是把猪养大了，就请上几个人把猪抬到食品公司卖了，换几个钱给小孩买点布料请裁缝师傅到家里做点新衣服，顺便添置点诸如火柴、煤油、食盐、洋碱等家里的日常用品。

猪抬到食品公司以后，你就得找到公司负责人，说上一通好话请他给你看猪。他左看右瞧，“除20斤食，到那边去过磅。”一边说一边走。农户听了，心里一颤，快步上前摸出一根烟双手递上，“站长，能少除几斤吗？”站长说“这算除得少啦，要不，你就让猪饿上一天，明天的这个时候来过磅？”

近地的农户倒好些，明天来就明天来。远的呢？明天又要耽误时间，如果领导有事走动了，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结果，只好极不情愿的去过磅，过了磅再到会计跟结帐。

会计业务娴熟，工作效力高。左手算盘右手字，口里念着“二一添作五，逢二进一十”的口诀，左手在算盘上“噼里啪啦”的拨动着算盘珠，右手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着一串阿拉伯数字，不一会儿就递给你一张纸说“除食、除税、除皮（不是猪皮，而是猪笼、绳子之类的东西），一共是64块3角1分钱，你现在到出纳员那里去领钱”。

出纳是个极认真细致的人。他接过农户从一个小窗口递过来的领款单后，对着窗口透进去的光反看顺看，确定无疑后，便从裤腰上解下钥匙打开抽屉。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钱放到左手，右手食指往舌头上沾了点口水便慢慢的开始数钱，数好以后他又把多余的钱放进抽屉锁好，接着又拿起刚才数好的钱再重新数一遍，然后才把钱递到农户手上并不忘嘱咐一声“拿好，小心别丢了。”据说他当出纳几十年，手上钱也过了无数，但却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俗话说“朝廷无人别当官”。 那时候，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讲究关系。卖猪也是这样。当时卖猪，还讲究个等级（我们方言叫长罐），也就是几个标准，121斤、151斤、181斤以上各为一个标准。一种标准一个价格。这里边就有一定的猫腻，有关系的，差个斤把两斤，他就少除两斤食，让你上到上一个标准。没有关系的，已经上了标准，他却说你的猪肚子太大，除少了食，要再除去两斤，弄得你非吐血不可。

食品公司的大厅里，用一个木栅栏圈住了三分之一的地方用来卖肉，里面有一块很大的厚厚的案板，上面摆满了猪肉。案板上面吊着几个铁钩，铁钩上挂着酱紫色的猪肝、粉红色的猪肺、浅黄色的猪肚，看得不少人馋涎欲滴。案板上面还吊着一杆秤，秤尾放在一个铁丝圈子里以防秤砣掉下地。案板的一侧还放着一大把稻草，这是用来绑扎猪肉用的，那时没有方便袋，买点猪肉，买几根油条，用两根稻草随便一扎，提起就走。现在的方便袋虽说比那时的稻草干净，但污染了环境，影响了千秋万代，得不偿失。

那时的肉非常紧张，即使有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肉。因此，有的人为了买点肉只好早早的守在门外等候。门一开他们便象潮水般地涌了进来。大厅里，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其时，卖肉的是个中年妇女，高高的，瘦瘦的，挺漂亮，据说曾经当过演员。因为她是外地人，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叫她“娥姐”，许是她的名字里有个“娥”字吧？“娥姐”说话和气，心灵手巧。她虽是半道出家学卖肉，但她很快就上了手，并且手脚利索。有时候，你说“娥姐，给我剁两斤肉。”她眼睛稍微一瞄，手起刀落，放到秤上一称，不多不少，刚好两斤。有人就大声喝彩，“哇，厉害，名符其实的一刀准。”因此，当时，“娥姐”曾被评为三汊港公社的“三八红旗手”。

肉已经卖出去了一大半，买肉的却丝毫不见少。这时，一位60多岁的老人轻轻的伸了伸站得麻木了的腿说“这位妹子，我已经来了半天了，在我后面来的人，他的肉都到家了，难道我也要叫你一声‘娥姐’你才会给我剁肉？”“娥姐”说“你不做声，我知道你在这里做什么？”老人说“我一个老人家，今天赶暗早，走几里路，站在这里守半天，我不买肉，我专门来看你的脸蛋吗？”“娥姐”说“好，这就给你剁。”说完，一刀下去，把切下的肉往秤钩上一挂，然后取下肉用两根稻草一扎递给老人。老人拿起起肉左看右看了一阵说“姑娘，这么多肋骨，能不能换成猪头肉？这么多骨头，等会儿吃饭的时候一人一块肉都没有，小孩子不要打破头？”“娥姐”说“猪哪有不长骨头的，都要象你，这么多猪骨头卖给谁？”一边说一边极不情愿的还是给老人换成了猪头肉。

卖肉还在进行，大厅里依然热闹。

春雷一声震天响。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猪肉市场的彻底放开，曾经红极一时的食品公司一夜之间门庭冷落，没有了往日的生气，只剩下几栋破败的房子在风雨中摇弋，还在倔强地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