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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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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彪:母亲的“接班猪”

那年,我十五岁,背着柴米到狗街小镇上住校读初中,由于村里的猪得了瘟疫,我家的猪已全部死光。可猪是我读书的“摇钱树”,买猪崽的事火烧眉毛就在眼前。

急中生智的母亲眼看邻居大婶家那窝“满双月”的猪崽快卖完了,只剩下最小的那头像我一样排行末位数的“骸肋巴”猪崽。母亲暗想,那头猪崽虽然便宜,但自己手头无钱,就厚着脸皮试探着登门找大婶商量,央求先从大婶家赊回那头猪崽饲养。大婶看着我家揭不开锅,便把那头猪崽赊给了母亲。

那头“骸肋巴”猪崽来到我家的第一天,像个刚断奶离娘的孩子,面对陌生的我,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不论我怎么哄它,它既不理睬,又不肯吃食。母亲便舀来一碗包谷面,叫我驱赶大猪,搅拌在猪食里隔槽喂养,两三天后,它才慢慢回过神来,不再担惊受怕。天长日久,它和我成了朋友,每当我去喂食时,就会哼叫着不停地把栅栏门拱得“哐啷!哐啷”响,目光有神地望着我。当我把猪食倒进槽时,只见它“扎猛子”似的把头插进猪槽,猪食汤淹没到眼睛,扇着耳朵,甩着尾巴“吭哧!吭哧”吃食。喂完食,我经常用手搔几下它的屁股,它就会乖乖睡在地上,伸开四脚和我玩耍。当我提着猪食桶准备离开猪圈时,它仍像个贪玩的孩子,死皮赖脸围着我转来转去,“哼唧!哼唧”吻我的脚。

转眼半年过去,那头被母亲作为“替补队员”的“接班猪”,不知什么原因,和我一样,总是吃得多、长的慢。猪养不发,母亲常责怪我玩心大,不好好找猪草喂它,待它不好,让它长成了“核桃猪”。母亲在骂我的同时,也骂那头猪不争气,致使赊猪的本钱迟迟赔不了大婶家,让平时说话算数、掷地有声的母亲抬不起头。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被母亲早早的催起床,帮母亲剁猪草、煮猪食。简单吃过早饭,母亲端来半盆麦面,我以为要烙粑粑给我带到学校吃。后来才明白,母亲决定当天把那头“核桃猪”卖掉,重新买好的猪崽饲养,那半盆麦面是母亲为它准备的最后一顿离别美餐。当那头蒙在鼓里的“核桃猪”把全部糠麸麦面糊吃完,肚子圆溜溜的像筒鼓,正在咂嘴吸食舔槽时,我配合母亲冲上去神不知鬼不觉抓住它,强行用绳索捆住猪的手脚,吊起来用秤迅速一称,还不到三十公斤。转眼间,母亲像拎兔子一样,把声嘶力竭嚎叫乱蹬的猪放进垫着稻草的大花竹篮里。

迎着明媚的阳光,母亲背着那头“哼哼唧唧”的“核桃猪”,我背着柴米,跟在母亲后面,踏上了通往狗街集镇的崎岖山路。我和母亲早到,便在街口那棵大榕树下,占据了一个显眼卖猪的位置。我飞快回到学校打个转身,又跑到街上和母亲一起卖猪,心里盘算着要用母亲卖猪的钱买一支水笔、几本小人书。此时,赶集的人已经络绎不绝,买猪的人看着一身彝族刺绣衣服、花枝招展的母亲,不停凑过来,不知是看母亲,还是看猪。可当母亲把猪从竹篮里哄出来时,买者却摇头而去。买猪的人走了一个,又来一个,都嫌那头“核桃猪”架子不好,给的价比原先母亲赊的价高不了多少,这不等于白养了半年吗?母亲不想亏本卖。太阳火辣辣的烫人,猪一次次哼叫着被拖出竹篮,又一次次被放回去,躲在竹篮里喘着粗气,流着白沫口水,还拉了些尿屎,臭气熏人。守在猪旁的母亲仍在目不转睛搜寻着合适的买主,时间在讨价还价的交易声中如水流过,等我回到学校吃过晚饭,再次跑去看母亲时,猪仍没有卖掉。此时,街子已经回头,集市熙熙攘攘,母亲仍在守株待兔。眼看太阳已经落山,可那头“核桃猪”最终无人出上价,母亲只好背起它,踏着朦胧的月光返回家。

那头“核桃猪”随母亲到狗街集镇“旅游”一趟之后,依旧每天在母亲的手下“哼唧!哼唧”觅食,若无其事的吃了睡,睡了吃。我每个星期回家背柴米,都要拼命找猪草回家喂它,一见到我,它仍然哼叫着不停地拱栅栏门,和我仿佛是两个久违的小伙伴,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倍感亲切。当看到它嘴尖毛长,肯吃不肯长的样子,我恨不能用火筒插进它的屁股里,把它吹成个大气球。等米下锅的母亲更急,不知从哪儿讨来一个偏方,用草乌煮猪食喂猪,目的是把猪的筋骨撑开,让猪快长快大。结果,草乌过量,猪被撑得两三天都汤水不进,焦急万分的母亲请村里的兽医给它打了两次解毒针,猪才幸免一死,活了下来。从此,母亲不再嫌弃它,再也没打它的主意,依然像抚养我一样,喂养着那头“树疙瘩”猪。

转眼到了第二年秋天,我初中毕业考取中专。临走的前两天,喜出望外的母亲按照当时“吃半卖半”的派购政策,把那头长得滚圆滚圆的“油葫芦”猪卖给了国家,赚来的三十多块钱弥补我作路费和生活费。同时,母亲还从狗街食品组赎回“疙瘩猪”的另一半肉,有脸有面担待了五六桌客人。可吃着那头“接班猪”的肉,我却像嚼木渣似的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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