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县长司徒清

民国县长司徒清

冯华然

司徒清，这是民国时期海原一位县长的名字。自从我在《海原县志》上看了这个人的事迹之后，我就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再也忘不掉了。

听老人说，民国十八年（1929），我们这个地方大旱，饿死了很多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事。据县志“大事记”卷载：“民国十七年（1928），自春至秋，滴雨不见，全县悍匪交迫，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其实，民国十八年只是灾年的一个代表性说法，并不是十八年那一年跌了年馑，而是连续的三年特大干旱。“是年（1929），继上年，又遭特大干旱，赤地千里，人相食，大批灾民逃离家园，求乞为生，每百斤面粉涨至银元20余。”“是年（1930），旱情继续扩大，整户、整族、整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此时，司徒清正任海原县长，他就令部下在县城放舍饭，四乡饥民蜂拥而来，舍饭由当初的一锅增至三锅。司徒清亲尝舍饭，检验是否掺和了石灰粉。

关于灾荒的残酷性及严重程度，我们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听老人的说，我们并不以为然，以为只是一个故事，给人隔靴搔痒的心理感受。看了冯小刚导演的电影《一九四二》，关于什么是大饥荒才有了深刻的感受。其实文字对饥荒的描述更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尤其是细节描写。民国18年年馑时，25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内蒙古采访。在乌兰察不盟的土默特右旗，他目睹了一场令他瞠目结舌的饥荒惨况：“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折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把什么都卖了—房上的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买了最后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儿童们甚至更加可伶，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象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象空麻袋一样。”小说《温故1942》有一个这样描述人吃人的细节：“一个饥民用刀子割一个‘死人’身上的肉吃，刀子下去，‘死人’呻吟道：我还活着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是这样记载发生在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这是一次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的巨灾，以陕西、甘肃为中心，遍及山西、绥远、河北、察哈尔、热河、河南八省，并波及鲁、苏、皖、鄂、湘、川、桂等省的一部或大部，灾情从1928年延续到1930年，造成的逃荒人流无法数计，倒毙在荒原上的饿殍大约1000万……。”

关于饥饿，说说我偷吃馍馍的事儿，这件事发生在80年代后期。那时我念小学，在一个叫高台寺的小学寄宿，深刻的影响是常常吃不饱，只有周末回到家里才能给饭和馍馍“报仇”。学校里有一个老师的孩子常常拿着白面馍馍吃，这使咕咕叫的肚子记下了它们，非弄到几个白面馍馍不可。一次等同学们都出去了，我就到那个有白面馍馍的桌仓里“弄”了几个，然后若无其事地到空无一人的操场上狼吞虎咽起来。记得非常清楚，就在我嘴里憋着馍馍的关键时刻，我的一个和我一同在这个学校念书的表弟跑来了，还大声地问我吃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把嘴里的馍馍怎么了，是咽下还是吐出，不记得了。记得的是，我把我的表兄打哭了，我的表兄很伤心地哭着走开了。后来我的姑妈问过我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答的。现在想起这件事，心里真不是滋味。

最让人感动的是，这位来自广东开平的南方人，北京高等工业学校理化科毕业的司徒县长有微服私访的爱好。百姓一见县长出访，纷纷上前乞钱。谁知司徒大人的微服私访竟将自己的俸禄和大量公款散济给了穷人，以致负债累累，家境贫困。可以想象，这位司徒大人一定是留了分头，穿了中山装在街上溜达，把自己暴露给穷人，他便从随从的手里拿了钱，给排了长队的饥民散钱。心地善良而又可爱的司徒县长负债累累，后来还是他的妇人替他还了欠债。

民国十九年（1930）二月十五日，土匪穆夫提攻破海城，烧杀抢掠，搜索县衙公职人员，司徒清躲到北大寺（现在的海原大寺），被邓老太太当做儿子掩护下来，后回民田百万挺身而出，说服穆匪，司徒清越城而逃，幸免于难。对于这件事我想了解到一些细枝末节，可不知道去问谁，也不知道邓家人住在啥地方。忽一日想起有一位姓邓的同学在交通局工作，就去找。谁知，没在，可问到了电话。邓同学说，他的老人说起过这个事，他们的太太救下过一个汉民县长，具体细节也不太清楚。这位邓同学也真是热心，肯帮忙，就走访他们的本家，去了解这件事。第二天告诉我说，邓老太太夫妇无儿无女，他们邓家人叫拐子爷。土匪破开了城，搜县长，可是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搜。后来就搜到拐子爷家，土匪问这个人是谁，我的那个太太说，这是我的瓜（傻）儿子。土匪看这个人穿得破破烂烂，还戴着一顶白帽儿，土匪有些相信了，就走开了。可到门前又转回来，土匪觉得眼前这个人总有些不对劲儿，气质不凡，看起来不像个瓜子，就让司徒县长说话。邓老太太忙忙走上前，对土匪说，我的这个儿子不仅瓜着呢，还哑着呢。土匪这才走了。

我的邓同学所说的就这么多，可我心不甘，我想了解到司徒县长更多的故事。去年冬天领我的母亲去医院看病，遇到一个很会说故事李姓老人，家住在黑家洼。我想，李姓老人可能知道司徒县长的一些事。我就到海城镇的黑家洼去找会讲故事的李姓老人，可找了几家，见了几个七八十岁的李姓老人，都不是会讲故事的那个李姓老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会讲故事李姓老人的家，可李玉海老人不在。有些失望，但还是有所收获，毕竟找到了家。第二次去，老人还不在。老人的老婆子说，掌柜的是个“闲话筒”，天天到县城里逛闲谟。第三次快日落时，我估摸着老人应该在家时，又去了。老人果真在，正洗小净，准备做礼拜。洗完小净，我问起了司徒县长的事儿。老人说，知道知道，他听他的爷爷说，司徒大人是个清官。有一次，史店的马连彪绅士和司徒县长查看县城，马连彪绅士问司徒县长说，你觉得海原这个地方怎么样？司徒县长说，“南山不出头，洪水满街流。清官不常留，赃官常常有。”我还想知道司徒县长更多的故事，可李玉海老人讲不出来了，老人说他的爷爷就说了这么多，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此时，麻雀已在树枝上喳喳地叫，嚷着要进窝；窗棂上的黄昏像一大团阴影样逼近了下来。做礼拜的时间到了，我不再打扰老人，就离开了。

后来，司徒清到川区当县长（不知道是甘肃的平川，还是宁夏平原的川区，有待查考），因上级摊派过甚，他不忍勒索百姓，遂上吊自缢。其妻返回海原，归还丈夫生前因施舍而欠的债务。每每在县志上读到这段，我的心里总是有着很大的震动。

现在，我借着《海原县志》上对司徒清的记载，把民国时期这位县长的事迹讲给现今的人听听看看，也算是对已故司徒县长的一种纪念吧。

                               2015年2月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