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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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凯
王玉胡（1924-2008）既是新疆著名的小说家、电影剧作家，同时在散文创作上也卓有成就，著有长篇报告文学《南泥湾》、《第二次长征》，散文集《从延河到天山》，报告文学集《难忘的岁月》等。
《从延河到天山》是作者从1944年到1954年的散文特写选集，作家出版社1955年出版，共收入17篇作品，第一辑中的7篇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其余10篇均写于新中国成立后。
《艰苦朴素的程悦长师长》应该看作是一篇人物特写。作品从“简朴的房间”、“两条破旧的棉被”、“戒纸烟和其他”、“和士兵同甘苦”、“师长和家庭”这样五个方面来集中表现程悦长师长的艰苦朴素的品质。这里说的都是平凡的故事，列举的都是普通的事例，因为生活的原生态就是平凡，英雄的生命就是在平凡中不朽。作为师长，程悦长有时外出和战士们一起坐大卡车，不坐驾驶室，有时和战士们一同拾牛粪。他出身湖北黄安贫苦人家，两个哥哥都被国民党杀害，老母尚在。母亲病重直至去世，他未能见上一面。为了不让组织上在经济方面补助和照顾，老母病逝的事都对外保密。此时此刻，我们可以想见，情感与理智这一对古老而深刻的矛盾在师长内心深处是如何展开的。在《生产战线上的程悦长军长》里，程悦长师长变成了程悦长军长，职务变化了，肩负的任务也随之变化，现在的任务是：与大自然作战。作品里讲了程军长绘地图（今天意义上的作战地图）的故事，修建红雁池蓄水库、和平渠的故事，十分感人。几十年后的今天，工程犹在，斯人已去，这就是革命者对“造福后代”四个字的诠释。
《女拖拉机手张迪源》这篇人物特写写女战士张迪源的成长。四个小标题介绍四个大情节，展示女主人公的成长史、命运史和性格史。张迪源生于湖南醴陵，丧失父母后，遭到继母虐待。1950年报名参军，她的志愿是做一个女拖拉机手。在党的哺育下，她终于成为一个熟练的女拖拉机手，而且是全军第一位女拖拉机手，还上了《解放军画报》，受到王震司令员的热情勉励。造就她的是新的时代，新的军队。《牧羊功臣渠生保》里的渠生保，新中国成立前给地主拦羊，参军后给部队放羊，以一等功臣的身份参加了全团的英模大会，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拖拉机开动了》写在八一机械化农场的一个劳动场面。当年，拖拉机开动了，煞是新奇！《沙漠里的战斗》同样是写新建的一个解放军机械化农场，三年前这里还只是一个村庄的废墟呢。《在矿区》说的是工业建设：头屯河畔的八一钢铁厂采矿场，采矿队繁忙的工作场景。工人们住的是地窖式的泥皮小屋，即地窝子，一切都告诉我们，那是新疆钢铁工业的初创时期。
《北塔山风云》写的是新疆和平解放初期发生在新疆的一个重大事件，即民族败类乌斯满勾结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副领事马克南制造叛乱的事件。这篇散文和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是表现这一事件的两种版本。最后，国内外反动派的阴谋被挫败，乌斯满、马克南之流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胜利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胜利属于中国人民。北塔山位于中蒙边境，地势十分险要，作品中对此有细致逼真的描写。因为，“一九五〇年春天，我随同剿匪部队，幸运地到了这里”。作者是事件的亲历者。作品对事件的曲折、复杂有足够细致的描写，对几个反面人物，如马克南、乌斯满、马尚贤（宋希濂之特使）的刻画亦颇费笔力。“乔巴山，毛泽东”的欢呼声，表现了中蒙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篇末一段描写得极为精彩，氛围急剧向着高昂发展。
《哈萨克民间诗人司马古勒》说的是哈萨克“阿肯”司马古勒的故事。他是阿勒泰可克托海县人，旧社会吃尽了苦，新社会“诗人歌唱的时代到来了”，他生活愉快，歌唱不止。作品的情节比较单纯，清晰呈现了一个艺人的生命历程。
《王玉胡小说散文选》共选入小说8篇，散文10篇。《戈壁滩上的人造湖》写的是五家渠青格达湖。人造湖的建设与一支工程部队是分不开的，作者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奉献精神。《铁路工地散记》是写给铁路建设者的。兰新线上，铁路战线上的广大职工的辛勤劳动令人钦佩。《寄意天山话农垦》是一篇很好读的散文。作者既对王震同志慰问新疆各族人民的行程作了翔实的记录，又重在介绍王震同志对农垦事业发展的许多重要观点。读完文章，老革命家王震同志的高大形象在我们的脑海中非常清晰地浮现了出来：一位多么令人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尤为令人感佩的是他的人格力量。对于农垦事业，王震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农垦这件事，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也管着。”“文革”中，王震说：“是的，我就是三反分子，还是个老三反分子。我一反帝国主义，二反封建主义，三反官僚资本主义，一直反了几十年；要是这三座大山不倒，怕今天也不肯回头哩！”正气冲天，反话正说，嬉笑怒骂，好不痛快。
《朱德副主席新疆之行》是写1958年9月朱德副主席视察新疆的情况。“库车桥头”、“白水河畔”、“喀什二日”、“在吐鲁番”、“在哈密”，一路写来，写得很细，编织成一篇长文。在古城库车，这里刚刚发生过水灾，“朱副主席让汽车停下来，带着几分抑郁的神情走到已经被洪水冲毁的库车桥头，环视着河水两岸的凄惨景象”，足见朱副主席关心天下黎民的殷切之情，也勾起人们对故人的无限思念：这桥是当年在这里做县长的林基路烈士修建的，桥上还有他亲笔题写的匾额：“龟兹古渡”、“团结新桥”。
《登苏公塔》和《去伊犁的路上》是两篇游记，各有特色。前者写在吐鲁番的维吾尔古代建筑物苏公塔，它“犹如一个精雕细刻的古瓷瓶儿”，有着“浑然壮观的气势”。建塔者是维吾尔人苏来满，他是清朝吐鲁番王府第二代郡王。作者登塔远眺，吐鲁番盆地尽收眼底，绿洲美景自然引发了作者的许多感慨。篇末讲的修塔匠人的故事，正好又让作者借题发挥了一通，回到了题旨。《去伊犁的路上》只写路上，视野所及，旧貌换新颜：“绿色的道路”、“绿色的海洋”、“蓝色的湖泊”。玛纳斯以北，石河子新城，成了绿色的海洋；赛里木湖，原本就是蓝色的湖泊。路途中的景致与旅人的心情往往有着很直接的关系，除了绿色，就是蓝色，游人的心情自然会好，何况还没有抵达更令人向往的目的地呢！赛里木湖那边关于一对哈萨克夫妇的传说，又给旅行者平添了许多神秘和兴趣。
王玉胡散文的思想艺术特色，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王玉胡的散文作品告诉我们，他是时代的歌者，人民的歌者，英雄的歌者。建国之初，回忆在这个时候不期而至。作者有着并不短暂的军旅生涯。他笔下的人物，多为有着战争经验的指挥员、战斗员，也是他的战友。作者熟悉他们，热爱他们，理解他们，所以要由衷地歌颂他们。王震、程悦长，王玉胡多次写到他们，总还觉得言犹未尽。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热爱，对共和国缔造者的热爱，对给共和国大厦添砖加瓦者的热爱，因为他最能理解共和国打从哪里走来，他的经历可以对此作出回答。
其次，王玉胡的不少散文，可视为人物特写，往往在文章的题目里直点其名。他把笔墨主要用在写人物上，写人物的语言，写人物的行动，写人物的命运。此类作品，他又习惯于采用小标题分段法，这样可以集中材料，多侧面地来写人物，显得条分缕析，脉络清晰。
第三，在电影创作、小说创作方面，王玉胡都有突出的成就。这些方面的艺术创作都十分注重情节的结构，所以他的散文在结构方面也有这个特点。情节是人物的性格史，没有情节，人物性格安在？这里，同样是情节决定成败。注重情节的散文，增加了散文的生活厚重感，对散文的可读性亦有所裨益。散文《北塔山风云》在写法上借鉴了蒙太奇手法，读它，似乎觉得是在读电影脚本。
第四，王玉胡散文的语言朴实、明快，不刻意修饰，绝少八股味。平实的笔墨写平凡的生活。须知，生活的原生态就是平凡。大凡深谙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人，在文风上多数是走这个路子的。但王玉胡散文的某些篇章，似嫌文字枝蔓、冗长，缺乏剪裁。
王玉胡的报告文学集《难忘的岁月》收入作者写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10篇作品，也可以看作是作家的纪实性散文。其中反映王震战斗生涯的作品，占了这个集子的主要部分，也最具代表性，即《南泥湾》、《第二次长征》、《王震轶事》3篇。
《南泥湾》是生动记叙当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长达数万言。作品的中心人物是王震，许多故事都围绕这个人物展开，表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信念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还有他那正直豪爽、爱护知识分子的高贵品质。“南泥湾的魅力”里写记者团访问三五九旅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瀚依照西太后满汉全席的款式招待记者团，把张将军的风采写得淋漓尽致。“红色中国的挑战”里写王震同志安排朱德、刘伯承、聂荣臻乘坐美军观察组飞机在延安上空一游受到周恩来批评的事，革命领袖对下级严厉的爱以及他们对革命事业的赤诚，都十分令人感动。《第二次长征》的篇幅较《南泥湾》更长，是写1944年三五九旅奉命南征，加强和发展华南抗日根据地，再北返中原，一路征战，最后胜利回到延安的壮举。毛泽东同志把这次壮举称为第二次长征。“奉命南征”一章里所写的毛主席与王震同志的一段对话，至为感人。“大悟山会师”写兄弟部队胜利会师的场面尤为动人。“重归故里”写王震回到了浏阳，却未能见到老母。“凯旋”写三五九旅胜利凯旋，9月29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大礼堂召开盛大欢迎会。宴会上，革命老人续范亭即席赋诗一首：“王震将军不会飞，八千子弟两条腿，天罗地网都突破，万里长征百战归。”这实在是对这次长征的最好总结和概括。《王震轶事》写的是“王震许多赏心悦目的趣闻轶事”。这个“开伢子”开始在长沙街头拉黄包车，后来成为铁路工人。1926年10月夜送毛泽东一节，写得颇有传奇色彩。“长征路上”写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三原夜话”说的是他与当年亲自在临潼骊山上活捉蒋介石的孙铭九的一次长谈。“战地良缘”写王震将军与当年的北大学生王季青的“良缘”，相濡以沫厮守数十春秋。我们从“逆境之中显本色”一章中可以看到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无畏的品格和为真理奋斗到底的坚强意志。他在许多偶然事件中的表现，实际上正是反映了他人生观、性格的必然逻辑。
这些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与那些革命回忆录极为相似，多用顺叙手法，即时空的转移与历史的本来面貌是相吻合的。王玉胡尤其喜用小标题这种易为人接受的写法，脉络清晰，篇幅大体匀称，和人们的传统阅读习惯颇为契合。作者多年在王震身边工作，在总体的把握上更为准确，我们读起来倍感真切、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