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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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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
2018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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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批判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 ——评陈雄的长篇小说《清兮浊兮》

 


陈雄在小说创作上是有追求的,就题材和创作方法而言,他不愿重复自己。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暗夜莲心》所用的路数是传奇,写的是民国时期一个古老城镇市井小民的生活;而长篇新作《清兮浊兮》一下子跳跃到了当下,作家采用了现实主义这种最艰苦、最不能讨巧,也丝毫不能偷工减料的创作方法(贺绍俊语),深度介入现实生活,揭露和批判了教育领域的乱象和腐败,正面描写了老师们自发的救赎和抗争。

从创作规律来分析,几乎所有有成就的作家,其文学创作都是有“根据地”的,也就是说,作家总是书写他最熟悉的地域或领域的生活。福克纳曾说:“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本土是值得好好描写的,而且即使写一辈子,我也写不尽那里的人和事。”福克纳就是凭借自己对家乡的写作,成为了文学大师。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优秀小说,大抵上都是作家故乡发生的事。童年的记忆像烙印一样,深深地烙在一些作家的写作中。边城之于沈从文,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商州之于贾平凹、地坛之于史铁生、香椿树街之于苏童,都有地理学和精神学的符号意义(谢有顺语)。而陈雄小说创作的“跳跃”似乎有悖于这个规律,事实并非如此。《暗夜莲心》里江汉平原上的小镇莲城,其实是陈雄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而《清兮浊兮》观照的是教育,这是陈雄的本行,他长期在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清兮浊兮》反映的正是陈雄最熟悉的学校生活。他在最熟悉的乡土和最熟悉的学校生活中行走、耕耘和切换,比起一般作家,陈雄又多了一份创作资源和自由度。

一、“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清兮浊兮》的故事发生在三阳市。作家以大量怵目惊心的情节,揭露了三阳市中小学盛行的有偿补课和家养(学生在教师家吃住,教师收费),形成了一股浊流:

三阳市不少老师上课不讲,下课讲,校内不讲,校外讲,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好多解题的诀窍,学习的技巧,很多老师不在课堂上传授了,只在补习时“面授机宜”,喜欢“留一手”。

补课老师的“留一手”,逼得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往补习班。一个孩子在三阳中学几个老师组织的补习班上了十天课,就要收一千五百元;一个初中老师办补习班,一个假期就招了六十多人,补半个月,每个学生收两千,赚了十多万……

有的班主任公然说,九月份开学,他们补习过的新课内容,就不会再上了,不补习,掉坎了,可别怪。

这明摆着是捞钱,把家长当“唐僧”,能割一刀是一刀,但家长也只能发发牢骚。

小说里有人估计,三阳市有两万多名公办老师,“家养”、补习的老师几乎占了七成。

有偿补习、“家养”引发了几起恶性事件,造成了几个孩子的死伤;还有6个在老师家“家养”的小学女生,被女老师的老公“性侵”或猥亵了。

沉重的课业负担,也戕害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小说主人公雷平洋上初中的儿子雷程用四个字形容自己的生活—暗无天日!早上顶着星星去,晚上戴着月亮回,白天被逼在教室里做题目,除了上厕所,哪里都不让去。他说他已经很长时间没看到太阳了!十来岁的孩子,就戴上了400多度的近视镜。

仅就小说《清兮浊兮》反映的现实生活而言,当下的基础教育,确实“生病”了。

这种病态是如何生成的?《清兮浊兮》给出了答案。

大的背景是整个社会生态,小说里的一些细节显示,市场经济的法则已经渗透到了各个层面、各个角落。

学校当局对“家养”和有偿补课公然“开口子”。三阳中学校长丁相宇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宣布,允许每个教师“家养”三个学生。这种自欺欺人的“限额”,实际上为“家养”开了绿灯。而丁相宇特意成立的“方向班”更是默许老师们“家养”和有偿补课。

市教育局倒是成立了一个“纠风办”,专门查处有偿补课和“家养”,但也只是做做样子,对有后台和送礼的放过一马,只是处理几个没背景、没后台的搞“家养”、有偿补课的教师。

更耐人寻味的是学生家长。他们一面为补课、“家养”的高收费叫苦不迭,一面又或心甘情愿或出于无奈地把孩子送去补课。何以如此?他们笃信补课能提升孩子的成绩,而且在他们心目中,考试成绩是衡量孩子成才与否的唯一标准。孩子承载着一个家庭改变命运的全部希望。更为可悲的是有人破坏“良序”而引发的“剧场效应”:一个剧场,大家都在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大家都能看到演出。忽然,有站起来看戏周围的人劝他坐下,他置若罔闻,求助剧场管理员,管理员却不在岗位。于是,周围的人为了看到演出,也被迫站起来看戏。最后全场的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先站起来看戏的人在短时间内看更清楚了,等到大家都站起来了,所有人看的效果和原来几乎相同。只是,所有人都成了站着看戏,大家都更累了比原来付出了更多的体力成本,得到了和原来一样的(甚至更差)观剧效果。

学生家长的心理是,“别人的孩子在补课,我的孩子不补课就会吃亏”。但现实是大多数学生都在补课,那么补课的效应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比原来更差。

鲁迅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道: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当今时代和鲁迅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教育领域乱象的存在和愈演愈烈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作为长期在学校工作生活的作家,陈雄的小说是贴着地面书写的,而且书写的就是生活的“现场”。他以笔为解剖刀,对现实进行深刻的艺术观照,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生活中的“病态”,意在引起更多人“疗救的注意”。他的努力值得称道。

二、救赎与反腐,彰显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和社会生态的复杂性

小说中两个班——“鸿志班”和“方向班”的对比实验,摆开了两种教学模式较量的“战场”,实为《清兮浊兮》的精彩之笔。

三阳中学英语教学名师雷平洋对“家养”和有偿补课的盛行深恶痛绝,尤其是当昔日恩师的孙女因到老师家补课被汽车撞死之后,痛切地感到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联合几位不搞“家养”和有偿补课的老师打算组建一个名为“鸿志班”的实验班,进行教改实验。设想是不搞“家养”和有偿补课,完全按照老师们的想法教学,学生不上晚自习,双休日不上课,老师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学校不得干预。雷平洋破釜沉舟,立下“军令状”, 校长丁相宇不得不批准“鸿志班”的教学改革实验方案,但前提是学校另组建一个平行的,完全按照现行教学模式教学,而且允许搞“家养”和有偿补课的班,与“鸿志班”竞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平行班被命名为“方向班”,校长的意图不言自明。一个学期下来,“鸿志班”的考试成绩输给了“方向班”。雷平洋们顶住压力,总结经验,继续探索摆脱应试教育的新型教育教学模式。一年后,“鸿志班”初见成效:不仅学生的考试成绩远远超过“方向班”,而且学生适应了自主学习,不再是分数的奴隶,潜能被开发出来。他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发游戏软件、拍微电影、做航模、演话剧、搞小制作小发明、去远足、到福利院敬老。学生的发明成果获奖,学生设计的服装被追捧,成为校园时尚……三年后, “鸿志班”的高考成绩大放异彩,有两名学生过了清华大学的录取线,其中一个夺得全省理科第三名,三十多名同学过了重点本科录取线。

雷平洋们的教改实验可以在局部取得成功,但在当下的“大气候”下却无法复制和推广,因为在这节骨眼上,它生长的“土壤” 将不复存在,三阳中学面临着由公办学校向私立学校的“转制”,等待学生们的将是雨田集团“魔鬼集中营”式的教学模式,“鸿志班”的命运只能是夭折。

雷平洋被老师们推举为领头人到市政府上访,坚决反对学校“转制”;他还在握有确凿证据之后,实名举报了校长丁相宇,把这个贪腐之徒拉下了马。但是,学校“转制”依然不可阻挡;丁相宇被“双规”了,但比他更大的贪官——市教育局局长刘向东只是被换了一个单位,仍然当局长。

为什么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鸿志班”教改实验成果难以大面积推行?为什么反腐只是拍了一个“苍蝇”?

从《清兮浊兮》的字里行间来透视,学校“转制”只是导致“鸿志班”教改实验夭折的表面因素,是“浮在水面上”的看得见的东西,“水下”的深层原因要复杂得多。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学生家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普通老百姓)的普遍心理。自己家的孩子通过高考考出去,进而成为“人上人”,是当今打破贫富阶层固化,改变孩子乃至一家人命运的唯一合法通道,舍此别无他途。因此,“家养”也好,有偿补课也好,“魔鬼集中营”式的教育教学模式也好,私立学校的高收费也好,都是无奈但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是“家养”和有偿补课泛滥,而教学改革实验夭折的社会基础。

就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而言,衡量办学成绩和管理者政绩的,仍然是学生的分数和升学率。

教育的“买方”(学生家长)和“卖方”(学校及教育主管部门)在这里形成了利益的契合。可以说是他们的“合谋”,才导致了教学改革实验的夭折。

占据着道义高地的雷平洋们对学校转制、搬迁中的腐败的抗争,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雷平洋何以最终落得个出走他乡?《清兮浊兮》告诉我们,雷平洋们的抗争实际上是个人力量与一个堪称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搏斗。

围绕着三阳中学的“转制”和搬迁,官、商、校三方以利益为纽带,结成了共同体。

商人要牟利。雨田集团作为房地产开发商,欲买下省级示范中学山阳中学,进而开发包括学区房在内的房产,不仅能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通过将这所省级示范中学改制成私有,侵吞了这所名校几十年积累的巨额无形资产。

官员要政绩。三阳市市委、市政府力推山阳中学的转制、搬迁,是要以学校的搬迁,带动整个东城区的“发展”。至于市教育局,当然服从于市委市政府的“大局”。

学校校长要高薪。雨田集团向山阳中学校长丁相宇许诺,学校转制、搬迁后,他仍然当校长,年薪100万元。

在这条利益链的背后,是见不得人的猫腻:

雨田国际学校就在星云化工厂隔壁,这意味着几千师生将会长期生活在被化工厂污染的环境之中。

学校转制后,老百姓的孩子读书的成本将会成倍上升。

这就是周隐说的:“少数人得利,官员脸上贴金,老百姓埋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把戏”。

市委副书记汪金洪是三阳中学转制、搬迁的总负责,他“一手遮天”。其侄子汪全,“差不多包揽了这里的所有工程”汪金洪的老婆在雨田集团吃空饷,“享受的是高管待遇,另外,他的女儿去年到美国留学,也是雨田集团出的钱。”雷平洋对汪副书记的实名举报遭来了打击报复,幸好有朋友的周旋才免遭牢狱之灾,他不得不远走他乡以避祸。

转制与反转制,搬迁与反搬迁,看起来是一个局部的事件,但它却给了读者以深刻的启示:靠个人的单打独斗对抗不了资本与权力紧密结合的利益集团。要打掉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取得反腐的成功,有赖于强有力的反腐“大气候”的到来,有赖于从制度上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三、探赜显微,书写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一部小说若未能进入人心与人性的深处,即便有再“好看”的故事,也终归是失败之作。

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最为重要的是对人物心灵的探赜显微。看得出,在《清兮浊兮》里,陈雄对此是下了功夫的。

《清兮浊兮》深入到小说主人公雷平洋的心灵深处,多侧面地刻画了他的性格。

他在“家养”和有偿补课的浊流中挺身而出,联合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师创办“鸿志班”,进行一系列迥异于应试教育模式的教改实验,就是为了让学生接受最公平、最适合他们成长的教育。笔者相信,在雷平洋心中,是有一幅清晰的、理想的基础教育图景的。

他嫉恶如仇,以“渺小”对抗“强大”, 在反对学校转制和搬迁中,当“领头羊”,两次实名举报贪官,最后却被检察院传唤,险些身陷囹圄。小说里对雷平洋“唐吉坷德”和“西西弗斯”的隐喻,在似与不似之间。

他侠骨柔肠,拿出全部家当为陷入困境的同事莫小军解困;给特困生胡圆圆当“爸爸”,让她在濒临绝境时得以继续学业;从学校门前疾驶的汽车前救下了即将被撞上的胡圆圆,并上前与开车的富二代“理论”,不惜与这个恶少打了一架。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传说中当年屈原遇见渔父时,渔父的吟唱在小说里反复出现。

雷平洋与许琳的一段对话或许能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幽深之处:

雷平洋就把学校要转制的事情还有自己的烦恼,都跟她说了。

她问:“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会坚持自己应该坚持的,决不轻易放弃!也许,你会笑我这是蚍蜉撼大树!”

她摇摇头,怅然地说:“不,刚好相反,正是这一点,让我欣赏你,在随波逐流与坚持自我之间,你总是选择后者。”这是对“清兮浊兮”之问的最好答案。

小说写了雷平洋中学时代的恩师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关爱雷平洋的许许多多,并且跳入冰冷的河水中救了雷平洋一命的事,多年后,雷平洋依然深深铭记在心。当看到酷暑中、烈日下,来自安徽的民工熬沥青,修楼房漏水的情形时,雷平洋想到了孩提时代看到如火骄阳下挑着稻谷,汗水湿透了衣衫的父亲,他哭了随即买来西瓜,送给素不相识的农民工解暑。如果说不随波逐流是雷平洋在浊流中特立独行的心理依据,那么对底层劳动者挚爱的情感则是他的精神底色。

雷平洋并非“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清兮浊兮》不惜篇幅,展示了雷平洋人格的另一面:与姜莉无爱的婚姻让他苦恼不已,当遇见全身都散发着一种洁净高雅的气息,风情款款,业务精湛,又有文艺细胞,原先还做过市电视台特约主持人的医生许琳时,雷平洋不可遏制地爱上了她,并与之发生了婚外情。他决绝地与姜莉离了婚,并且请求许琳与丈夫离婚然后嫁给他,他的请求被拒绝。小说里有一段心理描写:这河水的清浊,正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说双重人格。雷平洋想到了自己,外人都知道他是三阳中学的名师,英语教学的拔尖人才,“鸿志班”的班主任,传道授业解惑,一套一套的,可是哪知道他心底有那么多不能为人道的苦痛、秘密和纠结啊。我们不必对雷平洋做道德上的评判,他就是一个有理想、有情义、有良知、有底线,但在情感面前有些率性而为的普通人;一个虽然年轻,但命运不无坎坷的知识分子。

《清兮浊兮》还塑造了一个性格各异的知识分子群像:如良心未泯,但“一阔脸就变”的教育局副局长(后去掉了副字)周隐;深沉老到,足智多谋的作家(也是教师)老杨;冰清玉洁,才华横溢的女教师杨雪霏;靠敲诈致富,但最终做了一回“血性汉子”的“记者”袁望乡。还有教师老樊,作者仅用他上访时在市长面前“惊天一跪”这么一个细节,就写出了其人的猥琐和阴暗心理。

 

陈雄很会讲故事,《清兮浊兮》的情节并不复杂,却被他写得跌宕起伏,摇曳多姿,活色生香,引人入胜,这与他的叙事策略密切相关。《清兮浊兮》中,围绕着三阳中学的转制和搬迁这一中心事件,局长、校长、教师、开发商、女医生、女记者纷纷卷入其中,展示了较为宽阔的社会生活面,这就为各色人等的“表演”搭建了舞台。《清兮浊兮》的叙事走的是通俗化的路子,力求贴近现实生活,用通俗的故事,表现严肃的主题。我们随机抽取第三章各节的标题来看看:“英雄救美、红尘有约、一日又一日、心猿意马、天涯沦落人、雨林酒店、不能接受、女军师、成王败寇、稽查队”,每个标题都是大白话,但饱含着故事,吸引人读下去。作者在小说中还有意识地加入了“婚外情”“三角恋”等畅销元素,使得《清兮浊兮》的故事更加“好看”。需要强调的是,通俗并不等于“低俗”“媚俗”,陈雄在叙事的分寸上还是拿捏得当的。

笔者感到不足的是,作为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人物的精神底蕴有点“浅”,看不出他们和芸芸众生有多大的区别。在深掘人物的精神世界,塑造更有个性的人物

方面,作家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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