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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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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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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那道湾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奔流不息、一路朝前不向后的小溪的话,高中自然是漫长征程中最多彩的那一湾。我高中的那道湾就位于祖河和厉河交汇后的转弯处,三山环抱,一水怀绕。三山者,桃峰、东山、西岩也;一水者,祖厉也。

其实不敢说母校的,可能缘于自己是母校怀里身体最瘦学习最差的那个,可自己又是母校怀里最胆大的那个,敢学校长的神态,模仿校长的语调。故而以断续的记忆献给自己生活了多年的母校——会宁二中.

是母校给了自己最丰盈的一抹青春。

认得她的时候,我还才参加中考,那时的日子并不怎么宽裕,鸡屁股里掏蛋,牛尾巴后等粪是常有的事,在年短日长的素平一日里,人老五辈把节俭持家发挥到了极致。我要去县城参加中考了,伯母就把多日子积攒的鸡蛋用纸包了,一个个,一层层,包得小心翼翼,包得稳稳当当,包得满含期待,然后捎带给在二中读书的四哥。在自己的记忆中,只要中考或者高考,老天爷总会下雨的,无论多少,简陋的自行车车棚里,四哥总会拉着自己不大的手,说了哭,哭了说,说起他的求学之路,说起他的回炉,说起他一个人坐在老家的山梁上如何地哭,弄得我一脸懵懂。

能装下四哥,二中不简单。那时我心里偷偷地这么想。那一年95年。

沿县城南关十字,向西一直延伸的路只有一条,狭窄,坑洼不平,遇上下雨天,急忙走不进去,进去了也急忙走不出来,路的尽头(不下坡)右拐就是母校的大门,极为简单的四个字“会宁二中”镶嵌在门洞的正上方,沿马路进去,正对着唯一的教学大楼,大楼后面是教工宿舍(小二层),除此而外,皆是清一色的平房,热闹一会,安静一会,灯黑着一会儿,灯亮着一会儿。只有不多的几盏路灯不知疲倦地站着岗哨。

四哥的宿舍就在进门的右手一面,第几排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马上高考的四哥就拿着《平凡的世界》一遍遍地翻,我见四哥的舍友们最多的还是在宿舍,中午抢着打水,赶着做饭,争着唱歌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两大桶开水,高低不一的煤油炉,挨挨挤挤,一字儿排开,蓝蓝的火苗不停地舔着铝锅底,刀挨案板,勺舀锅底;谈笑声,吃饭声,声声交错;煤油味,饭香味,味味杂陈;一曲水手歌,两支竹木筷,三个人唱,四拨人哼就是母校给我最初的印象。

四哥前脚刚毕业,我后脚才入门,稀里糊涂,印象模糊,几十张单课桌,四眼窗户,两个巷道,一帮子愣头青就被一个叫“高一(3)班”的牌子钉在了一起。

至今还能脱口而出的,大班长,叫金蛋,尕个子,人精干;文体委员,老麦衣,一头油头像毛毡,一副嗓门喝破天;再后来,长毛辫有大孟,唐老鸭,惹煞人的脸蛋蛋;笑面虎,眼睛一笑眯成缝,草苫子,旱烟老是卷成棍。班主任沙治刚,带化学,小平头,瘦削脸,八字胡,目光淡定而有神,脚步沉稳而刚健。刚开学那会儿,多时候给我们吃的是摩尔酱,后来我们渐渐地私底下都偷叫他沙摩尔。

五十多个同学里,大概分三拨,一拨属于家在城里或亲属在城里工作的;一拨属于家庭条件较好在外租房的;一拨属于睡通铺住宿舍的。形形色色的男生,花花绿绿的女生;个子高矮不一,身材大小不等;靠着墙根念书,挨着肩膀列队,站成一排撒尿,躲在厕所抽烟,到后来悉数都成了高中的常规课。

在众多的老师当中,我们尤以知识渊博的张东钦,扎实用功的赵晓丽而心生更多的敬意。会宁的高考状元县很大程度上与九十年代考翻面有关。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贴在砖墙上的百名榜,褪了色,微卷着,新的压着旧的,旧的衬着新的,被风吹得吱呜呜响。大红纸,黑毛笔,名次在前,班级在后,总要比一比、看一看。个人对个人,班级比班级。“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就是对大考小考最生动的写照。

关于张东钦老师的奇闻我们只是道听途说,传言他曾两度考上名校,只因个人身体原因,两度落选,后来柏凤歧校长专门托人委培到高校学习,学成之后直接留置二中专门研究高考题,多年来,声誉颇高。我们很荣幸做了他当老师以来的第一届学生。

老师的授课有两个特点,一是因视力原因,学生作业从不批阅,每堂课上新课之前总要工整地将作业的详细步骤写在黑板上,然后才进入当天的新课。二是对于一个知识点,他总能举一反三,动辄以高考题试探我们,有时候题目很容易地做完了,他才说是高考题。有时候,能当场答上来者寥寥无几,可等老师一讲,才都恍然大悟。

正因为装在心底的那份敬畏,老师的课堂秩序出了奇地整齐。只可惜老师带了不久就调整到其他岗位了。

初识赵晓丽,还不在三班,在二班。在见到班主任吴国强之前,年轻、帅气我就没有经见过。有一个课外活动,搞完卫生,因为人少,我拿粉笔在黑板上乱画,门口径直走进了一个人,一进门径直问我,吴国强老师在哪个办公室。用的是不一样的会宁土话,那一刻我就记住了这个不一样的女孩。

谁知后来又分班,在英语课堂上,我又见到了说不一样土话的那个女孩,那时候才知道,她叫赵晓丽,是我们的英语老师。淡眉,大眼,棱鼻,高挑个;宽肩、小手、长腿、玉立身。当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她该和吴老师是天生一对!

在我班的所有科任老师中,赵老师是没有更换的老师中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位,三年来,从当初的妙龄少女一直到高三颠着大肚子给我们吃力地上课,可谓诠释了一个老师为人师的本分。

校长柏凤歧,天生一副俊样,大高个,小背头,威严、中正,脚步里暗藏着几分杀气,眼神里微露着几分威严,感觉偌大的二中校园里,从老师到学生,不害怕的人少之又少,多数人都称他老柏,撞见谁都行,就是别撞见老柏。印象颇深的有两件事:

一次早自习时间,班里不知谁给大孟的长毛辫上贴上了“我是大孟”的字条,开始大孟不知其因,独见其他人大笑不止。教室里爆棚的笑声,肆无忌惮,不仅惹哭了大孟,而且招惹来了老柏。老柏一进门,我们都吓傻了,我细瘦的脖子挨了好几个巴掌,那声音在静哑哑的教室里,响亮无比。只有我知道,人家是故意重了声响,轻了用力,即使这样,屏住呼吸的教室里,针落地都能听得到。

还有一次是整顿排队打水的事,那会儿,人多,手稠,龙头稀,低矮的锅炉房,黑压压的人群,搁在一处,挤在一方。乱哄哄的场面,给提着热水壶的同学掩埋了很大的安全隐患。正当学生们挤破头地往空隙里钻时,一张宽大的手掌挨齐儿从长长的脖颈掠过,从十几米开外,一直袭到水龙头跟前,人群里先是一阵骚乱,旋即整齐地排好了队。可当老柏的身影消失之后,人群又开始不安分了,谁知道老柏又杀了个回马枪,同样的场景又重演了一遍。自那以后,再没有人敢往前挤了。

柏校长调走后,时任教导主任的张神明继任校长,会宁这坨地,始终还是没能留住老柏这样的人才,不仅如此,老柏在兰州创出一片新天地后,又带走了部分骨干老师,这已是后话。张校长上任后的风格与柏校长截然不同,感化教育做了他教育学生的主打品牌。多时候,人还看不见,声音就先过来了:“亏先人着,老人家把你打发到学校……”然后就迈着勤快的脚步去丈量二中的每一寸土地。

再后来我学了老者的样子,拿他经常说的这几句话,吓唬同学,因为声音和格调颇似,在贫瘠而困苦,单调而乏味的日子里,总能演绎几段插曲和佳话,总能惹来几阵爽心的一笑。

教室、宿舍、厕所,操场留下的不只是我们年轻的身影,还有可圈可点的欢笑,填满了一周宽窄不一的间隙,再后来,坐在墙角里有一句没一句地听课就成了生活的常态。

周末了,离家近一点的国雄,张二胡,老冯头他们,骑着自行车回家,从家里托运一周半月的生活补给;离家远的,洗完衣服,三五个相约,或上山或下河,用歪歪斜斜的脚印,瘦瘦弱弱的身影,打发难得的周末,在晨昏读书的黄金时段,坐在树荫下翻两页书,听几曲鸟鸣,不失为一种享受,即使每日里按分掐秒的一日三餐,也可以在周末吃得随便些,不定时,不定份。返校的路总是那么短,一首“蓝蓝的天上白云飘”还没有唱完,就拐进了拥挤的南关小巷。

相比上课期间,周末的开水打得相对早一点,因为忙了一周的师生们总要洗涮一下,开水过后的温水管用管够,赶在最前面的仍有两样:买菜,灌煤油。其时,葱,数根;蒜,数颗;包菜,数不超过一个,就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了,就这,都能让卖菜的婆娘喜不自禁(实际上,那会儿的两半户老师也是用卖油饼,卖菜,给学生灌煤油的微利补贴家用)。当洋芋盖被子被捂在铝锅里时,宿舍门外,袁婆灌煤油的叫卖声,嘹亮而粗野,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地来回穿梭……

灌煤油车才过,酿皮车就摇摇摆摆地划出一道弧线,旋又开进了我们的视野。拿煤油熏得有味了的白面换点酿皮,乘机多要一勺凉拌的调料,缺少颜色的饭食顿时可口了许多。偶尔手头宽裕点,称点绿菜,葱韭蒜的,外填上一斤辣子,内衬上两颗土豆,再打上一颗鸡蛋,黄处黄,白处白,绿处绿的,就算是一顿像样的美食了。

每到月末假前的时节,日子总有些紧巴巴的,能有盐有椒地把土豆和白面和在一起,就已经很不错了。没钱买早餐,赵二架在宿舍钢梁上的馒头片就是难得的美味佳肴,黄葱葱、脆生生地香,明开了要些,背地里偷些。那一片片干馍馍,不知潮润了多少颗敏感而又羞怯的心。

早操完,总能遇上训练归来的体育生,一元过一点就能端一碗鸡蛋汤,外加一个油饼,坐在小食堂里或蹲在门口吃。这样的享受,我们住通铺未训练的人是不敢想的奢侈。

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我们就开始轮番走马灯似的换老师,单就数学三学年换了四个,功力深厚的张东钦、憨直畅快的刘雄汉(已故)、能写板书的张继辉、略有近视的王建军。物理两个,独爱张鹏举的王耀林、“小心有电”的李国栋,语文两个,柔声细语的张建珍、风格迥异的魏功。

如是这般,三年来,我班学生的名字,在杨映华、魏振华老师写榜的毛笔下,留下轨迹的人数屈指可数。即使这样,老沙的眼睛还是不时地会隐藏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角落。百名榜上的红纸新了旧了,旧了又新了;桃花山上的杏花开了败,败了还开;祖厉河的水清了又稠,稠了又清……

还好,只要学校开运动会,我班总能以最高的总分夺得年级组第一,而且三年来,从未更改。除了一帮训练的体育生:写得一手好字的庞博、脸上长满痘痘的孙应文、齐耳短发的王亚红,会耍武术的朱永强之外,还有挺能跑的王建、挺惹笑的汪东瑞、挺帅气的杜磊、眼睛毛褐褐的王炎,拉得一手好二胡的张勇他们,可以说操场就是我们三班学生唯一能找到自信的一片天地。

清汤寡水的三年岁月,一眨眼就到了毕业季。男生们喉结大了,声音变了,个子高了;女生们身段有了模样,胸部有了起伏,眼睛里多了许多看见看不见的隐秘和娇羞。与心底的秘密一起多了的还有考试,大考,小考,月月考,期中考、期末考,阶段考……

紧日子慢心思,英语老师赵晓丽三天两头要提问,还要挨齐儿朗读课文,语文张建珍老师也喜欢当堂翻译文言文,而我跟金蛋就坐在老师眼皮子底下,朗读不够流利,或者一问三不知,终究是要伤及脸面的。我只得跟了段玉亮,早读前借着老师教研室里的光亮来来回回地走,逐字逐段地背。

高考在即,备考的节奏一时间如发条般被上紧,综合复习,大量做题,错题更正,跟上去的认真些,掉队了的散漫点。密密麻麻的日子里,留下了每一个人为自己目标奋斗的身影,或头顶繁星,或肩披夕阳,嘴角溢满爽朗的欢笑,笔尖游走流淌的心事。每个人都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色彩,或深或浅地撒播进岁月的辙痕,或浓或淡地盛开在年轻的节季。正是不识愁滋味的年龄,爱睡觉的,爱读小说的,爱恶作剧的,走路有模样的,说话占地方的,史向军的瞌睡更足了,孟珍燕的辫子更长了,李国斌的烟瘾更大了……

我定了语文报,时不时地来一期,一有空闲就拿出来啃,实际上,那时候数理化我已经跟不上趟了,写日记,拍照片就成了我最好的精神寄托。邻桌老贾,毕业那年时运不济,一时间灰心丧气,周末我就跟了他多时候往外跑,上山趟河,穿沟过涧,山顶上喝风,梁畔上唱戏,花音唱着唱着就成了苦音,善感的心灵多时候会让眼眶里噙满泪水……

老贾素来内敛,郁闷的心情一时得不到释放,我更多地就成了他悠悠心事的倾听者,实际上,那时候值得提及的还有“金兰兄”的一副热心肠,为了老贾的事,央及自己的母亲四处周转说人情,事情虽然没有办成,可跑过的路,说过的下情话,就是人间情义的最大彰显,何况我们说到底还是孩子。

语文138,英语96,数理化三门合起来150分刚过。这是我给三年高中上交的最后答卷。

毕业了,不无遗憾。毕业了,未来得及说再见。

再后来,补习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宽展,有一回,站讲台的父亲,发梢干枯、满面土色地给自己送馍,是这一永恒定格在记忆的情景,触动了自己内心最柔软的一面,我才下倒腰身读了一年书。张明老师的作文,李建业老师的英语,曹志泰老师的化学,课堂无一样不精彩,聆听无一样不享受。还好,生活没有拉下我太多。

时不时还会想念二中,因为它给了我人生里程最美好的情愫,动不动还会说起二中,因为它给了我岁月深处最温婉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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