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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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村岭的社员们发现，村里的党员们这几天忽然忙碌起来了。生产队的会计们在工作队的主持下开始查大队的账目；村里的党员们每天晚饭后都被集中大队部，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地开会，并且一开就是半夜。社员们看到这些，悄然议论：看来公社这回是动真的了，官村岭大队这次也该变变样子了！
党员会连续开了三个晚上。党员们每天从地里下工回来，日急慌忙地在家里按下饭碗，就往大队部跑。公社党委的“李组织”要求党员们七点钟前必须赶到大队部，他们没有一个敢迟到的。他们个个神情严肃，步伐紧凑，完全改变了以往那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开会时，也一改往日说闲话打瞌睡的毛病，按照“李组织”的吩咐，一个一个有秩序地认真发言，实实在在地做自我批评。大家的发言几乎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先对照党章上面的要求，检查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然后对今后如何干好工作，如何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表了决心。每当一个党员的发言结束，在场的党员们便立即分组讨论，提出评议，最后进行举手表决。能获得大家通过的，由“李组织”再提出几点希望，就算过关；过不了关的，让其回去继续准备，做二次发言。全大队8个党小组，一共25名党员，23名党员们都被顺利通过了，但支部书记孙永春和大队主任冯和超却被大家卡住了。
冯和超虽然在生活作风和经济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好人主义太严重，爱和稀泥，致使大队的一切大小事情由孙永春一人说了算，直接导致了孙永春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为所欲为。
大家对冯和超的批评，虽然是善意的，口气比较婉转、温和，像一阵阵轻风细雨，但冯和超却冤枉地哭了。他泣不成声地说：“当年我被选为大队主任时，孙永春已经干了几年支书了，我总认为他资格老，能力强，又比我年长，所以我处处都尊着他，他说咋干就咋干。可是时间一长，他就把我当做软包子，捏在他的手心里，大队的事情很少和我商量，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有些事情，他明明是在胡来，但我也碍于情面，怕伤了和气，不愿和他争竞，其实就等于是放纵了他，使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犯了错误，也有我的责任。”
冯和超刚说到这里，一个年轻党员立即插了一句：“我说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员还不如一个封建官僚，人家一个七品芝麻官都敢和诰命夫人斗争，你却见了一个大队支部书记都怕，你是不是有短头捏在他手里？才不敢与他斗争？”
“这个我保证没有，不信大家可以好好调查，只要发现我有任何问题，怎么处理我都行。我这人就是面太软，好人主义太严重，我确实对不起一个党员的称号，确实对不起社员们的信任，这次工作队来了，干脆把我这个大队主任撸了吧，工作没干好，窝囊罪我也受够了！”
这时一个老党员又插了一句：“和超，你闹什么情绪？大家批评你，是要叫你坚持原则，好好带着大伙干哩，你倒想撂挑子！你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听了这话，冯和超不说话了，憋得他脸红脖子粗，黏糊糊的热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把他棉袄的袄领都溻湿了。
这时，韩主任说话了，他轻声细气地说：“和超，听见了吧，你也理解大家的心情了吧，你若还要继续做一个共产党员，就不要说那些怂话！你今夜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明天晚上再上会给大伙说说吧！”
坐在一个角落里的孙永春听了韩主任的话，立即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说：“韩主任，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也很后悔，这几年我也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不然我再给大家深刻地检查一次？”
对于孙永春的问题，党员同志们的心里都有数，态度都很明确：他孙永春就不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能解决的问题。他就甭想抱着侥幸思想，蒙混过关！
韩主任听了孙永春的话，只说了一句：“算了，今天也不早了，明天晚上再说吧！”接着就宣布散会。
当天晚上，在党员会散了以后，工作队的同志们又接着开了一个内部会议。王国华汇报了他和李桂花近几天在群众中走访调查的情况，李桂花将一沓盖着红手印的证明材料放到韩主任的面前。接着钟国庆将他们查账的情况汇报了一遍，也将一沓查账记录和几分证明材料放到韩主任面前的桌子上。
听到这些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群情激奋，话语中充满了嫉恶如仇的愤慨之情。王国华建议道：“韩主任，鉴于孙永春奸污妇女、破坏军婚这么严重的问题已经被揭发出来，如果这家伙感到自己的问题严重，狗急跳墙，出现了不测事件，就不好了。我建议，我们应该对他采取果断措施。”国庆也急着说：“对，先把他控制起来，然后再和他落实其他问题。”李桂花说：“怎么控制？我建议还是让老王给公安局打个电话，让人家来人采取措施，比较合法。”
韩主任正在低头审阅他面前的一大堆查账记录和孙永春强奸妇女的证明材料，当他看完最后一页材料的时候，“咚”的一声，在桌子上擂了一拳，气愤地说：“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共产党的败类，还姑息什么？一刻也不能等待了。我看是这样，老王，你和李桂花现在就把孙永春叫来，立即与他落实一下这两桩强奸妇女的案子，如果这些问题都基本落实的话，就找个借口，把他控制住，不要让他离开了。谈话就放在我住的那间屋子里进行。国庆，你和祁志勤两个人操点心，在屋子外边听着动静，随时准备配合他们俩，防备他孤注一掷，狗急跳墙。”
孙永春的家离大队部不远，不一会就被叫来了。他心里清楚，对于他的事，韩主任肯定要和他个别谈，起码要给他留点面子，总不能在那么多党员面前丢他的人嘛！那多难看呀，将来还怎么工作呀？从家里临走时，他往兜里多装了两包前门烟，工作队里人多了，好给大伙散一散，大家多给咱添两句好话，比啥都强。
他进门以后，就被王国华叫到韩主任和李轩俩住的房间里，李桂花也跟着进来了。
进了门刚坐下，孙永春就从烟盒里掏出一支前门烟，恭敬得递给王国华，王国华也立即点上。王国华吸着香烟，笑呵呵地说：“永春，工作上的问题，韩主任都与你谈了不少，但还有一些生活作风问题，也不能小看，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呀！据社员们反映，你的生活作风很乱，并且有严重的违纪违法问题，今晚，你就好好谈谈这方面的事情。”
“王特派员，你怎么在一个女同志面前说起这些事啊？”说着挤眉弄眼地瞅了李桂花一眼。
“怎么？你还怕羞？咱们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谁还不知道这些事？有什么不能谈的，放心大胆的说出来吧！不说出来可不行，我们已经掌握了不少情况。”王国华边吸着烟，边笑着说。
“你们都是公社的领导，常年在村里下乡，还能不清楚下边村里的事？在村里当干部，有这方面问题还稀奇？你就是干干净净，和任何一个女人都不沾边，把你标榜得清清白白的，也没人会相信。”
“那你有几个？这么大的村子，你少说还没有一二十个？”王国华趁机与他打趣。
“哈哈！看你把人说成啥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
“那你一个一个说一遍，你说一个，我给你销一个号，你可要照实说，你若胡说一气，和我掌握的对不上号，又给你添下新的那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了。”
孙永春看到王国华一副认真的态度，便马上不吭气了，低下头，急忙吸了几口烟，掩饰他内心的紧张。
李桂花盯着他看了看，说：“永春，这些事情你既然能做出来，还不敢说？你以为不说就等于没有？我们不在党员会上与你落实这类问题，是为了给你面子，也是为了人家那些妇女同志的面子，你想好，是在这里说，还是换个地方说？”李桂花的话不多，声音也不高，但孙永春心里非常清楚，李桂花成天在村里和那些妇女接触，分别找妇女个别谈话，肯定掌握了他不少情况，看来硬顶着不说，显然是混不过去的。
他吭哧吭半天，终于开了口：“在你们两个面前，我也不怕丢人了。我照实说了，你们可别当着笑话给我传出去！第一个是李广生老婆，她在村梢上住，广生在郭县煤矿，一年四季很少回家，家里就她和两个小孩，她才30来岁，正旺着哩！有一次我从公社开会回来，天都快黑了，她却一个人站在门口嗑瓜子，见我过来，她就挡住我的车子，笑眯眯地瞅着我说：‘哥，耽误你一会时间，我有个事想对你说。走吧，干脆到我屋子里说。’说着就关了大门。
进了屋子，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她就立即走过来抱住了我，将她的头埋在我的胸前。一闻着她那股喷香的头发味，我就把握不住自己了，就......”
“第二个，快一些说。”王国华催促着他。
“第二个是我隔壁的小山媳妇，她小时候家里很恓惶，连小学都没有毕业，但人年轻，人样儿也不错，没事时经常过来和我老婆谝闲，后来大队有了救济款，我就特意照顾了她几回，她也没有什么感谢我的，就趁我老婆不在的时候，以来我家串门为借口，来到我家与我私通了几回，后来他男人好像觉察到了，但他也装作不知道。”说完第二个，他看了王国华和李桂花一眼，没等人催他，就又接着说：“第三个是王群生的老婆，她长得比较漂亮，自她嫁给王群生那天，我就看上了她，但一直没有机会，等到我给了王群生一个合同工的指标，让他到县陶瓷厂当了工人，我才得了手。当然第一次时，她不从，和我厮打了一阵，最后还是屈服了，日子一久，她反而主动了，如果几天我没去找她，她还急着给我抛媚眼。第四个是......”
“其他的先打住，你先说说欺负人家郭贤斌媳妇杨翠花的事儿？”王国华看见他避重就轻，不计划谈正经问题，便截住他的话，吼了一句。
“和杨翠花有什么事？”孙永春立刻瞪大了眼睛，装得一本正经的问道。
看到他这副丑态，李桂花火冒三丈，瞪圆了眼睛，怒吼道：“别装糊涂，个人做的事，还狡辩什么？”
“哎呀！这简直是墙倒众人推！她杨翠花敢说我把她怎么了？”孙永春仍然抱着一丝侥幸，负隅顽抗。
“那天晚上，你翻墙进入人家院子，卸了人家的窗扇，钻进杨翠花家里，干了什么？还需要我继续给你说仔细吗？”李桂花气得脸都青了。
“这完全是胡说，这是那个恶毒的地主分子郭忠裕在村里散布的流言蜚语，他给我栽赃哩！他这是阶级报复！我就不相信，她杨翠花敢说我胡搞过她？她有什么证据？谁能给你们做证明？”
王国华冷笑了一下，轻描淡写地说：“永春，你先不要说那些大话，也不用拿那么大的帽子吓唬人，你以为杨翠花的院子那么深，没有人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没有人给你作证？我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现在公安局破案，用的都是先进的技术手段，连细小的指纹都能辨认出来。只要吐一口唾沫，都能都能化验出来是谁吐的，你不想想，你那天晚上就没有在杨翠花那里留下什么东西吗？”
孙永春一听，立刻就慌了。但他还是不相信，他以为一定是王国华在冒诈他，所以继续硬着头皮说：“那你们就拿出证据好了，没有就是没有，我绝不向地主分子低头。”
“好了，这件事你不说也可以，铁打的证据放在这里，到了正经场合会给你看的。但你的认罪态度，我已记录在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历来是很明确的，你当了多年大队支书你也知道这个政策，何去何从，你自己忖断吧。这件事，你想说我也懒得问了。下边，你再老实交代，你破坏军婚，强奸学校女教师郝爱英的经过。这可是发生在学校郝爱英老师办公室里的事。那天你进了郝爱英的宿舍，就拉灭了电灯，接着郝爱英大声骂你，后来你又与郝爱英厮打，最后把她强奸，这样详细的一个完整的过程，都有人在窗外看着，你的一举一动人家都听的清清楚楚，你还想抵赖？”
听到这里，豆大的汗珠立刻顺着孙永春那张没有了血色的脸上流下来了。尽管他一直用衣袖擦着流淌的汗水，但仍然无济于事，汗水迷住了他的眼睛，他一听到郝爱英的名字和那破军婚的罪名，立刻就吓傻了。他知道扛不住了，也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破坏军婚可是大罪呀！这几年来，郝爱英一直没有提过这事，他也再没去缠过人家，他已经把郝爱英忘得一干二净了。怎么今天又把这事翻出来了，唉！墙倒众人推，该咱倒霉！
王国华见到孙永春那已经精神崩溃，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在椅子上，便将手中厚厚一沓证明材料在孙永春的面前晃了一下，说：“愿意把你是如何强奸这两个妇女的事情说清楚吗，不愿说，就只好给你换个地方了。”
“王特派员，你和李主任俩行行好，我说，我说，杨翠花和郝爱英的事都属实，我认罪，你们给人家上边好好说说，能不能看在我多年来在官村岭，为群众跑前跑后的份上，给我一个宽大处理的机会，我今后保证改恶从善，痛改前非，好好做人，最好能在咱大队把这事了了！”
“甭说这些，我们心里都明白。你现在就把如何强奸这两个妇女的详细过程，从头至尾写清楚。”王国华说着递给他一支笔和几页稿纸，然后给李桂花递了个眼色。李桂花立即走了出去，把这边的进展情况汇报给韩主任。韩主任也立即拿起电话，给公社杨书记详尽汇报了情况，要求立即对孙永春采取果断措施。
这时窗户上已经露出朦胧的曙色，王国华一边吸烟，一边盯着孙永春继续写他的交代材料，孙永春此刻手里拿着钢笔，咬着嘴唇，眨巴着眼睛，还在斟字酌句，避重就轻。但王国华并不在乎他这些小把戏，他的脸挺得扳平，严肃地说：“不要写那些没用的东西，实事求是的写具体过程，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这里有证明材料，你就是再在那里胡说一气也没有用处！”
天刚朦朦亮，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在官村岭大队部门口停下了，车上下来两个身穿白色上衣蓝裤子的警察。
王国华听到汽车的马达声，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让人打开大门，将那两名警察领进大队部。然后把有关孙永春强奸妇女的证明材料和他本人的交代都交给警察，李桂花特意把那个包着杨翠花被撕碎的内裤的纸包，也交给了警察。并说明，这个东西和其他证明材料都在一起，请你们再看一下。那两位警察接过这些东西，点了点头，便立刻进屋，对孙永春进行了一番审问。
半个小时以后，一个年龄较大的警察对韩主任说：“对于他强奸妇女、破坏军婚的罪行，我们已经预审完毕，他全都老实交代了，与你们掌握的材料相符。如还有其他问题，你们现在可以再与他继续落实一下。”
韩主任马上叫来王国华和钟国庆，说：“你们再和他落实一下经济方面的问题。”
当国庆和王国华两人再次出现在孙永春面前的时候，孙永春已经被戴上了手铐。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带着手铐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住的颤抖，他斜靠在一把椅子上，面如土色，紧闭双眼，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王国华厉声问道：“孙永春，我们现在再与你落实几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你的认罪态度将直接关乎到对你的定罪、量刑，你可要想好了。”王国华说着转过头示意钟国庆与他落实具体问题。
钟国庆还从来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和人谈过话，确实有几分紧张。他问道：“孙永春，你说说大队计划在8队的沟里抽水的事。”
“计划从沟里抽水的事，社员们提过，8队队长石银虎和大队主任冯和超也给我建议过，可是困难太大，我就没有敢启齿，大队也没研究过。”
“那怎么水利局会给官村岭大队拨水利款呢？”
孙永春的头低下了，他嘴里咕哝着说不出话来。国庆继续问道：“一共拨了多少钱？”
“大概是2000多元吧？”
“到底是几次，一共多少钱！”
“是3000元，两次，一共3000元。”
“是谁去办的这事？”
“是大队会计李宏基写的申请报告，我亲自跑的。”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就我和李宏基两人知道。”
“拨来的钱都干了什么？”
“第一次是1974年5、6月份给拨的2000元，转到信用社的账上，开始没动这笔钱，一直在账上存着，到了1975年8月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水利局，说是抽水机配套的资金紧张，水利局又给拨了1000元。”
“我问的是这些钱都干了什么？”
“.........”孙永春立刻沉默了。
王国华有些生气了，他说：“孙永春，你到底想说不想说？你要想说，就像麻袋倒西瓜，从头至尾，全部干净利索地说清楚，事情都已经干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干的，还要等人一句一句地问你？”
听了王国华的话，孙永春抬起头来，向王国华和钟国庆看了一眼，当他看见了钟国庆手中的一沓盖着公章和手印的材料时，汗水又一次从他那苍白的脸上流了下来了。他终于泄气了，有气无力的说：“我说，我老老实实地全说。这3000块钱我和大队会计李宏基俩花了，我花了2500元，给了李宏基500元。我退赔，我让我家里和李宏基马上退赔。”
说完这些，他装作松了一口气，好像这桩事情到此为止了，钱退了就没事了。但国庆却说：“说细一些，怎么出的帐？那2000块钱的发票是怎么回事？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
“那是我搞的一张假单据，什么东西也没买。”
“那农机公司的发票是谁弄的？”
“钟会计，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就不要再问了。”孙永春带着乞求的的口气说。
“那怎么行？还有事呢，你以为这就完了？”王国华插话道。
孙永春的眼睛瞪了一下，接着叹了一口气，有气无力的说：“那发票是我小姨子帮忙开的，她是农机公司的出纳。”
“仅仅是帮忙吗，往下说，全说出来你就轻松了！”王国华又吼了一嗓子。
“我说，我正说着哩嘛，我还给她出过两张假收据，一张胡说是给农机公司拉沙800元，一张好像是机播耧修理款300元。”
“那两宗一共1100元钱，钱到哪里去了？”国庆趁机问道。
“那钱我没有要，人家给出了2000元的发票，也没问我要一分钱嘛！”
看到该落实的问题都落实完了，国庆松了一口气，但还是给他留了一个尾巴，说：“咱们暂时先说到这里，还有啥问题，你考虑好了，给人家交代就行了。”说着指了指他身后的民警。
对孙永春的询问结束以后，国庆又将刚才的询问笔录让他看过，让他签字并按上手印。接着，两位民警就将孙永春押上吉普车。国庆、王国华几个也跟到吉普车跟前。尽管是大清早，但大队门口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国庆仔细瞅了一眼，发现哭红了眼睛的孙永春老婆也站在一大群人们的身后，正盯着越来越远的吉普车发愣。看见她那副可怜的神情，国庆心里竟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复杂心情，无法理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