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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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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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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铭刻的记忆

 

 

于都——站在长征渡口边

  春雨绵绵。

春雨似乎和我们一样的心情。密密麻麻,却是悄无声息的,肉眼看不见,雨伞的周围却是它的串串泪珠。

此时,我们默默地伫立在于都河畔,凝视着河面。河水混浊,河面也不宽敞,依稀可见对岸的树木房屋,并不是歌中唱到的“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的俏模样。若不是旁边的一块大石头,谁会留意到这条普通的河呢?石头上几个红色大字,像鲜血一样醒目,刺疼了我们的眼球和心脏,它告诉世人,这里是“长征渡口”,于是,所有人的心情就像眼前的于都河,貌似平静,细细端详,却被春雨激起了千千万万个涟漪,仿佛又激荡开80多年前的那次史无前例的记忆。

1934年10月,由于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人员8.6万余人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后,他们渡过于都河,挺进湘西,冲破四道封锁线,改向贵州,渡过乌江,夺取遵义,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于1935年10月到达陕西吴起镇,最后,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

历史记载了在整整两年的时间内,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创造了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然而,历史终究是一部恢宏的书卷,不可能详细描述所有的场景和细节,更不可能撰写8.6万征战军每一个人的故事,甚至连迈开长征第一步的情景也是一笔挥过。我们只得借助于中央红军长征纪念馆的一幅幅图画,勾勒当时情景:那个时候的于都河上没有桥,为了不被敌人发现,使红军能安全过河,只能选择在晚上,般只太少又慢,怎么办?架浮桥。于是,当地百姓纷纷拆门板,砍树木,有位古稀老人甚至送来了自己的寿方。夜晚的于都河,秋风中已裹挟着丝丝寒意,但一个个火把,仿佛银河里无数颗星星,闪烁出一片繁忙又温暖的景象。火把照亮了人们流汗的脸颊,也照亮了噙满泪水的眼睛,他们是父亲、母亲、妻子、姐妹,大家对奔跑在浮桥上的矫健身影,挥舞着双手,亲人,可要早日平安凯旋归来。红军战士的脸在火光中一明一暗,他们把眼泪咽进肚子,在心里默默念叨,亲人,等着我,我们一定要打败敌人,给你们一个美丽富庶的家园。

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颤抖。那夜里架起白天拆除的浮桥,凝聚了怎样深厚的军民鱼水情,积聚了怎样同仇敌忾众志成诚的决心。那浮桥,又仿佛是座生死桥,有多少亲人从此阴阳两相隔。纪念馆的一面墙上,挂满了草鞋,像一条条风干的鱼,见证了人间真情。其中一双黄麻编织的鞋引人注目,它做工精细,样式别致。馆里的讲解员说,用黄麻编织的鞋,贴皮合脚,十分舒适,故黄麻当时价格不菲。这双昂贵的鞋是一位叫谢致富的老人90年代捐献的。老人随红军出发前一夜,他19岁的未婚妻,将一个少女的千言万语,全倾诉在这双鞋里,默默地送给未婚夫。老人一生只穿过两次,一次是出征时,另一次是在最为艰苦的战斗中,他以为会牺牲在战场,他特意穿上黄麻鞋,能与心爱之物一起长眠异乡,此生也无憾。然而,老人最终从死亡线上回到家乡,迎接他的没有花儿般的笑脸,只有山岗上的一堆坟茔,未婚妻牺牲在突如其来的一次袭击中。从此,老人夜夜拥鞋入怀,揽鞋入梦。

还有一位叫发姑的女人,在挥泪送走丈夫后,每年为丈夫编织一双鞋。发姑活了105岁,在她去世的那一天,村里人从她床边的柜子里,发现了码得整整齐齐的几摞崭新的鞋,从草鞋到黑帮布鞋,大家一数,一共有75双。发姑等待亲人回家,等了整整75个春秋。讲解员讲到这里哽咽了,我们眼眶潮湿。我看着那一双双鞋,仿佛看到了一个年轻少妇,守在昏黄的青灯旁,飞针走线,从黑发熬到白发,最后油干灯灭。那一双双鞋啊,沉甸甸的,它浸润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相思泪。

烟雨蒙蒙,泪眼迷离,一段历经苦难的峥嵘岁月,已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河岸上杨柳依依,在风中翩翩起舞,新透的绿叶,闪着翡翠般的光芒。依河而建的于都大道,车流如梭,路两旁的雨伞,像流动的五彩斑斓的云霞,轻盈浪漫。马路对面,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像座座高山挺立起来的刚健雄浑的脊梁。极目远眺,于都河上已飞越起数座大桥,像道道彩虹联系着两岸。这一切都沐浴在春天的风雨里,是那样生机勃勃,又是那样安详静谧。

但是,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今天的和平盛世,与这个渡口有着血脉关联。在8.6万的始发军中,只有3万人抵达终点,也许能活在今天的红军战士已经屈指可数。但是,他们的丰功伟绩,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已经被永远地镌刻在岸边的长征渡口纪念碑上。纪念碑高10.18米,碑身为一个双帆的造型,寓意是1934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

瞻仰纪念碑,那段历史将永远地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叶坪乡——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雨霁后的天空,淡蓝澄明。茵茵草地,参天古树,林立翠竹,鸟语花香,幢幢黄墙黛瓦的独立小屋,像蘑菇般散落在草地四周。走进瑞金叶坪乡,犹如走进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但很快,小屋大门横挂的中央各办公机关旧址,和一扇扇斑驳的木门、镂空的木窗,仿佛在诉说它们曾经辉煌而沧桑的历史。哦,这里便是共和国的摇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所在地,迎面而来的空气顿时庄严、凝重起来,于是,房屋、树木、花草以及流动的人群,无不笼罩在一种神秘和肃穆中。

1931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机关迁驻这里,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7至20日,酝酿了近两年时间,并经过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同志精心筹备的中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央政府主席,大会闭幕后则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总办公厅。临时政府内设“九部一局”,颁布了《宪法大纲》、〈〈土地法〉〉、〈〈婚姻法〉〉等法律。

怀着敬仰的心情走向那间神圣的会址。这间礼堂原是谢氏宗祠,当地百姓自愿送给中央政府。

走向会址,外观简朴,极普通的客家房屋。两旁木栅栏上悬挂的金色五角星,刹那间,让会址在古朴中闪烁出熠熠光辉。迎面便见主席台,正中挂着一面红旗,旗上缝着一颗黄五角星和斧头镰刀图案,旗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为列宁像。台中央下方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炮垒”、“民主专政”、主席台两侧贴着一幅对联“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建立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主席台上方悬挂横幅标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坐在台下的条凳上,耳边似乎响起一个庄严的声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了!”这一声,就是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北京天安们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预演。从此,中国进入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的跌宕起伏的大潮中。

前进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敌人发起的一轮轮疯狂的“围剿”中,苏区根据地像蚕食般日益缩小,为保存实力,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来的人,继续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敌人对这里进行了血洗,很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

绕过红军检阅台,沿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的苍劲大字,来到了位于会址后面,红军烈士纪念塔前。塔座为五角形,塔身为炮弹形,布满塔身的一粒粒小石块,象征着无数革命烈士凝结而成。纪念塔于1933年8月由苏区募捐修建。但在次年10月被敌人拆毁,当时群众在沉痛和愤怒中,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纪念塔拆除下来仅有完整的“烈”字抬回家隐藏,直到1955年重建时方献出来。

今天,我们聚集在烈士塔前,心中百感交集,那些把生命无偿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人们,让我们这些和平年代的党员们唏嘘不已。大家不由自主地举起了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唯有如此,才可告慰那些长眠的英灵们。

纪念塔后一左一右分别是“公略亭”与“博生堡”。分别纪念黄公略与赵博生。两位军长都牺牲在反围剿战斗中,年龄仅是33岁和36岁。

是的,牺牲的烈士中,更多是无名英雄和革命群众,特别是为了革命胜利无私奉献的苏区人民。据介绍,当时赣南苏区人口只有240万,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人,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1万人。其中,瑞金全县仅有24万人,参加红军的就有4.9万人,为革命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7166人。瑞金沙洲坝的杨荣显老人,把八个儿子全部都送去参加红军,八子儿子没有一个生还,全部战死沙场。

向烈士致敬,向英雄的瑞金人民致敬。他们用柔弱的血肉身躯,用坚强的钢铁意志,用气壮山河的革命豪情,托举起了新中国的脊梁。

行走在几人合抱的百年大樟树间,我用手抚摸着深邃沧桑的树皮,似乎要寻找当年开拓者的影迹。当年的革命领导人,是否踏进叶坪乡,首先便被这些古树吸引,它们极像一个个经风沐雨、洞察世事的智者,然后,他们的思想在这里碰撞、交集,共同描绘中国的新画卷。这些古树还真是中国人民的护佑符。一棵一半枯萎一半繁茂的老樟树引起了大家的目光。导游说,这树被雷劈后,即便这样,它还在顽强地生长,而且,在一个枪林弹雨的夜晚,它残缺的身躯击中了一枚炮弹,庆幸的是炮弹没有爆炸,而紧挨着树干的房间就是毛主席的卧室。不知是伟人的幸运,还是大树的神奇,冥冥之中,我感觉他们是交融为一体的。

就要告别叶坪乡,我忍不住再次回头看看那些静默不语的大树,它们用伟岸的身躯,注视着这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守候着来之不易的和平。它们,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

 

 

红井村——吃水不忘挖井人

  红色旅游的最后一站是沙洲坝。沙洲坝位于瑞金城西北五公里处,在驱车前往的路上,我们不约而同地用舌头舔舔干燥的嘴唇,似乎立刻就想喝到那口井水,滋润渴盼已久的身躯。是的,沙洲坝红井村的红井水,自从小学语文课本读到后,尽管时光荏苒,流过经年,它依然是一口源源不断的宝泉,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不知是谁起头,大家背起了课文: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子叫沙洲坝镇,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

因为白匪军的狂轰滥炸,1933年4月到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从叶坪迁到沙洲坝,沙洲坝搏动起来,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脏。

一下车仿佛来到了一个古老的村寨,虽然看过去一色低矮瓦房,简陋朴素,但处处渗透出一种崛起的精神和昂扬的斗志,仿佛一个清贫家庭,被主人收拾得干净整洁,有条不紊,让远到的客人一踏入,就感受到了希望和生机。

又一棵百年老樟树。它从底部就叉开,像并排生长的三棵树,仿佛三位巨人团结一心,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生死相依。站在枝繁叶茂、盘虬卧龙的树荫下,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走过去就是毛泽东故居,当年毛泽东、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等人起居工作学习的地方。一幢民房建筑,穿过不大的院子,几位开拓者的房间赫然映入眼帘。每间面积都不大,才十几平米,木门,木条窗,木板床,还有木桌、木椅,桌上的瓦制粗糙茶壶、煤油灯,还有地面和墙壁,以及挂在墙上的斗笠、水壶,无不显得斑斑驳驳,它们默然静立,以几十年不变的姿态,执著地等待主人的回归。我不禁潸然泪下,今天的大江南北,城市乡野,耸立起栋栋豪华别墅,摩天大楼,可曾知道它们的基石和蓝图,就是在这般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运筹谋划。

老樟树秾盛的绿叶枝丫印在屋外的蓝色天空上。我的脑海突然呈现出一幅画面:毛主席手夹香烟,低头踱步在老树下。忽然走出来几位熟悉的伟人,于是,他们围坐在树底下,时而小声嘀咕,眉宇紧蹙;时而谈笑风声,轻松豪迈;时而大声争辩,言词激烈……百年老樟树,一部沧桑巨变的中国革命史,就镌刻在它的每一条褶皱和每一道年轮里。

在导游带领下,我们依次走过外交部、军事部、劳动部等中央九部一局办公旧址。远去了曾经的繁忙和紧张,远去了一张张鲜活的面容,如今的老房子,像一排退役的士兵,着一身褪色的旧军装,却仍然保持着当年站立的军姿,他们似乎是在缅怀那些峥嵘岁月,更是在告诫今天的人们,勿忘国耻,不忘初心。

路的尽头便是红井村。

毛主席驻扎沙洲坝后,发现乡民吃的是又脏又臭的塘水。一问缘由,一是穷,二来乡民听信风水先生的话,说沙洲坝的龙脉是条旱龙,不能打井,不然会破坏龙脉,因此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几天后,毛主席和他的警卫员在一个朦朦亮的早晨,拿着锹和锄,这里锄锄,那里铲铲,终于选在一块长满油草的地方铲开地皮挖了起来。挖到两三尺深,毛主席抓起泥土在手里捏了捏,就让警卫员喊人来挖。毛主席对闻讯赶来的乡亲们说:“我替你们找个有水源的地方,定个位,破个土。我知道,你们信风水,怕得罪旱龙王,我不怕,如果旱龙王怪罪下来,让他找我算帐好啰!”大家哈哈大笑,谈笑间一口井不到一天工夫就挖成了。从此,沙洲坝的乡亲们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大家给那口井取名为“红井”。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国民党又卷土重来,他们白天填平这口井,乡亲们晚上又把井挖开,反复好几次,沙洲坝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解放后,当地人民将毛主席带领军民开挖的这口井进行了全面整修,同时在井旁立起一块碑,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十四个赤金大字,以此表达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思念。

一幅巨大石雕矗立在路边,它把当年毛主席带领红军战士和乡亲们挖井的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给我们。那篇写进语文课本的小文章,也被石雕放大、定格,让每一个经过它身旁的人,再次重温过去,许多人在忘情地大声朗读。

终于看到那口井了。白色的井口圆圆的,被精心地保护在围起来的木栅栏里,那块碑就竖立在井后。两只木桶分别系着红黄绳索,游人在争相打水。用细细的绳索,操纵笨拙的木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木桶和一双双陌生的手抗争,显得很不驯服,摇摇晃晃泼泼洒洒地打上来半桶水,许多人纷纷用木瓢舀水品尝。我也舀了一瓢水,悠悠地倒入口中,停留片刻,再让它顺着咽喉,缓缓而下。一股甜津津、凉丝丝的味道,经舌头而流遍全身,顿觉浑身轻松舒坦。

回去的脚步轻盈飘逸。似乎那井水不仅仅滤过了心中的纤尘和杂质,还洗尽了我们身体的疲惫与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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