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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建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散文
2020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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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月光

书院的月光

郑建光

 

 

 

宋代文化高度繁荣,持续不衰,虽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光耀依然,尤溪已经彻底云开雾散,朗朗乾坤,清明祥和。建炎四年(1130年),一声婴儿的啼哭在城南响起,震天动地,唤醒天道人性,震惊了整个东方世界。这个孩儿后来为了探索和发扬儒家道统思想,孤寂地行走在寂寞大道上,一生与书院的月光为伴,他就是朱熹,高调出场,结局却有点悲凉。

 

 

尤溪人最崇敬的先贤朱熹,遭到庆元党禁迫害,因而说他结局悲凉。历史早已翻过这一页,我们要像崇拜孔圣人一样对待他,怎么也应当有一片属于他的林子。我这个想法缘于拜谒孔林,其实,他早已有自己的林子,只是没有冠以“朱子林”之类的名称而已,不是一片,而是两座山的葱茏。林子是由一棵棵树组成的,我认识朱熹也是从一棵树,一棵以他的乳名命名的香樟树——沈郎樟——开始的,因此我记住了他的乳名:沈郎。距离就这样拉近了。八百八十多年前他出生的那个傍晚,隔着青印溪遥遥相望的两座山同时野烧,有意思的是,火势向四周蔓延,居然在两座山头呈现“文”“公”字样,这样的出场够高调吧!这是《尤溪县志》的记载,言之凿凿。我固执地认为,两座山过火痕迹可能有点字迹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得到谥号“文”之后,一则传说才逐渐在口口相传中成熟定形。甚至更迟,或许到了明代,才有这两座山的名字,不是“文山公山同时野烧”,而是同时野烧的两座山后来被命名为文山和公山。历史上的传说往往是老百姓愿望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具有把假话说成真话的力量,尤其是在崇尚异人降世必有祥瑞预兆的年代,后世的修志者很乐意记上这一笔。至今,在他的出生地福建尤溪县,老百姓仍尊称他为朱文公,很少直呼其名。我不忌讳被指责质疑县志,别说地方志,《史记》中造假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话”经历时间酝酿成为传说并且能够立而不倒,至少可以推论民间需要这样的话语,以及公众有自觉接受故事主人公精神滋润的内心渴望。

朱子的精神是纤尘不染的月光,从南宋的天空照彻到今天的大地,天地间走过的无数孤寂身影仰望它时,没有人感到漫漶不清。朱子的思想像湿润的雾,像朦胧的月光,像不可触摸又无处不在的空气,在世道人心中流淌,无际无涯。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痛心疾首,试图借周礼整饬社会,创立儒学,周游列国十四年,推行仁爱。甚至,为了实现理想,一辈子奔波在路上。但是,思想家注定与孤独为伍,直至晚年意识到“克己复礼”、“吾其为东周”的理想彻底破灭的时候,偏偏有人在巨野大泽里狩猎打死被他当作麒麟的瑞兽,孔圣人大惊失色,喟然长叹:“吾道穷矣!”一千六百多年过去了,他在漫长的等待中迎来了继承衣钵的人——朱熹诞生了。请允许我这样说,相信你不会指责我唐突先师,玷辱斯文。当你走进孔庙,发现朱熹居然以四配十二哲的身份配祀大成殿时,一定会认可我的观点。这十六位先贤除了朱子,其余都是孔门弟子啊。所以,人们今天才会将这两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巨人并称“北孔南朱”。

我与朱子的缘分开始于沈郎樟,而后才真正沐浴在南溪书院宁静而温婉的月光中,进一步感受大儒的情怀。他就是出生在这座书院里,我因而有幸与他攀了乡党。那时叫溪南馆,是郑安道的别墅,朱松任尤溪县尉届满寄寓之地。朱熹因庆元党禁郁郁而终,逝世十几年后得到平反昭雪,郑氏后人将溪南馆捐给政府。朱熹去世之后第五十三个年头,宋理宗为溪南馆御题“南溪书院”,始有此称。二零零六年,我到朱子研究会工作,办公室就设在南溪书院。从此,我在这座仿宋建筑的院子里,或漫步在半亩方塘之畔看天光云影,或傻坐在沈郎樟的浓荫下,猜想沈郎种下这棵树苗时到底是六岁、七岁还是八岁?晴好的夜晚,邀约一二挚友在山门一侧那段白墙下摆桌小酌,仰望书院飞檐上的那轮冷月,谈论朱子。他的一生清凉、凄戚,属于他的月光也像书院前浅浅的青印溪水流,泠泠细语,不事喧哗。

李白曾把酒问月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但我分明看到南溪书院的月光陪伴朱熹走过一生啊!他出生时,北方大片国土失陷,大宋南渡。七八岁时父亲去建州谋职,他种下那棵今天已是冠盖如云的沈郎樟,走向青印溪中的小舟,随父母迁居。沈郎是个早慧的孩子,幼年时由父亲教授读完《孝经》,他在书卷的封皮上写下“不若是,非人也”稚拙小字。在家乡父老的爱心浇灌下,沈郎在他出生和受启蒙的南溪书院附近一带播撒的智慧种子,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问天、画卦、二度桃等诸多美丽的故事。青印溪因水中有一状如玉玺的青石而得名,据说,朱熹考中进士那年,青印露出水面。你信不?我信。找不到史料记载,但老百姓都这么说,为什么不信?唐朝僧人文炬留有一偈子:塔前青印见,家家亲笔砚,水绕保安前,尤溪出状元。我曾经去寻找过那块青印石,一无所得。后来研究发现,因居民筑陂,青印复潜于水,嘉靖六年,被巡按刘廷簠彻底毁之。不知道这个刘巡按与朱子、与尤溪,有什么深仇大恨,痛哉!

朱熹十四岁,父亡。朱松临终前把家小托付给崇安五夫里好友刘子羽,并让儿子跪拜胡籍溪、刘勉之、刘子翚为师,对他说:“他们三人学有渊源,为我所敬重,你要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听从教诲。”刘子羽在五夫府第旁另建别院(后世称紫阳楼),专供孤儿寡母居住,刘勉之后来还将自己的女儿刘清四许配给朱熹。年轻人谨遵父嘱,把失怙之痛深埋,心无旁骛师事三位先生,在屏山书院、兴贤书院凄凉的月光下读书成长,终于遂了父母的心愿,举业功成,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进士,那年,他十九岁。三年后,朱熹任同安主簿(相当于副县长),步入仕途。他在同安任职期间,为官贞正,清贫俭朴,正风俗、兴教化,政绩卓著,被人称赞为“三年之绩,有百年之思”。朱熹三十一岁时正式投在李侗门下,在西林院一住三月,朝夕受教,经历了一次自称“尽废所学”的自我否认,完成了逃禅归儒的思想升华。朱熹年轻时受家庭、老师和社会风气濡染,长期耽于佛老,赴临安考试时随身携带的竟然只有一本佛学著作《宗杲语录》,小舟沿着新安江行至桐庐时,他听到山寺钟声感慨地吟道:此去江湖随鸥鸟,粥饭何时共木鱼……不敢想象,他这一年如果落榜,或许会遁入空门,那么,我今天写的可能是《寺院的月光》了。这不是没有理由的担忧,朱熹二十四岁首次拜会李侗时,对佛学侃侃而谈。李侗眉头紧皱,对年轻人的狂热未置可否,只是让他去圣人经典中求义理,并循循善诱地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朱熹在同安政事之余,再三思量,才渐渐体会到李侗学问的精义。如今不少人开口闭口禅宗,好像比落在实处的儒学反而高明,不知是什么道理?南怀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家是百货店。不论是谁每天都得吃饭,没病也无需上药店,百货店虽然热闹也没必要天天逛呀!我们真的应该认真读一读朱子,先弄清楚圣人所喟叹的“吾道穷矣”中的“道”是什么。

 

 

朱子就是为“道”而生的人。

他不是成功的官员,一生“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四十多日”。没有政治家的话语权,也不具有大将军统帅三军那样的颠覆世界的力量,但他怀揣修齐治平的抱负,走的是一条探索东方哲学关于终极真理的寂寞大道。

他十九岁中进士,二十二岁任同安主簿,年轻有为。照理说,可以大干一番事业。但他的确适应不了官场潜规则,不要说那时因为年轻,即便到了五十二岁,依然不懂“规矩”。那一年,浙东闹饥荒,宰相王淮举荐朱熹提举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相当于管理一个地区的国家专卖和财税事务),赴浙东救荒。他一踏入嵊县、金华、衢州、龙游一带,就开始惩处一个又一个贪官污吏和恶霸豪强,一道又一道奏请捅到了朝廷大臣、州县官吏和强宗豪右的痛处,自己也成为这些人的对立面。尤其是六劾台州知州唐仲友,矛盾进一步激化,闹出一桩严蕊案,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唐仲友与王淮即是同乡又有姻亲关系,朱熹憋了一肚子气回到武夷山。他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时尚且如此,年轻时当然就更没有当官的“悟性”了。他从同安回五夫里家居十几年,期间有多次做官的机会,二十九岁那年,以养亲请祠,差监潭州南岳庙,开启了一生奉祠家居的生活主调。奉祠是宋代为年老或多病官员设立的领薄俸无职事的制度。朱熹一生奉祠十二次,总计二十一年零十个月,有官不做,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奇葩。从古至今大多数人怕被边缘化、被冷落,而他却主动远离主流社会,一头钻进书院,专心研究圣贤之学,在承续绝学之路上艰难求索。

我们知道在程门四大弟子中,杨时最为二程所器重,他在河南颖昌师事程颢归闽之际,老师不无得意地说:“吾道南矣!”后来,杨时又师事程颐多年,回福建传播二程之学,成为江南洛学大宗,闽学的开山。杨时弟子千余,他曾在镛州龟山书院说:“惟从彦可与之言道。”朱松在政和八年(1118年)入闽之后,主要同剑州一带的龟山弟子从游,他和李侗同时师事杨时高足罗从彦,潜心于六经诸史和二程理学。所以,李侗和朱松对朱熹的《四书》教育自然表现出洛学一脉以《中庸》为本的理学思想特点。后世将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并称“闽学四贤”。

北宋五子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继往开来,使儒学再放光明。朱子的功绩在于集北宋以来理学乃至孔子以下思想之大成,把中国文化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康熙皇帝在李光地编纂的《朱子全书》的序言中,评价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这句话被尤溪人镌刻在南溪书院的山门上。《宋史》说:“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到了朱熹这里“焕然而大明”,评价多么高啊,如果孔子看到儒家思想再现辉煌,相信他会高兴地说:吾道未穷!

南溪书院和屏山书院仅仅是朱熹接受教育的地方,屏山书院如今只剩下废墟让人凭吊。他开始书院教育实践是在岳麓山下“朱张会讲”之后。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从闽北到潭州拜访张栻,与湖湘学者论辩于岳麓书院,双方主要对“中和”问题进行讨论。三年后,他有了一个确定的认识,完成从“中和旧说”到“中和新说”的思想演变,写成《中和新说》一书,确立了问学宗旨。如今,“朱张会讲”的座椅还傲然居于岳麓书院的讲坛,似乎仍然保留着当时处于中国学术文化最高端的两位大师的体温,不知道今天有谁敢端坐在上面?湖湘多才俊,前不久,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现任院长朱汉民微信中获悉,他们正在评选历史以来的湖湘十杰,不知道张栻是否榜上有名。朱教授敦厚儒雅,因前些年在朱子后学陈淳研讨会上刚刚认识,我就不好意思问他朱熹成为一代宗师也是由谁评出来的吗?

在这里我还要悄悄地说一声,在那场会讲若干年之后,湖湘学派领袖张栻带头倒帜反叛,学子尽被朱熹收归门下,如果张栻位列十杰,不知道湖湘人士是否会认可。

朱张会讲这一年,祝孺人去世,朱熹葬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寒泉坞,并筑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他在寒泉精舍(后称云谷书院)边著述,边讲学,会友聚徒,前后达八年之久。首批门徒就是由此开始从其问学求教,其中最著名者有后来成为他女婿的黄榦。值得一提的是,朱熹与湖湘学者论战取得胜利的热情尚未消退,浙学领袖吕祖谦来访,与他共同整理编辑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以及程颢、程颐、张载语录,共十四卷,命名为《近思录》。当时的思想学术界已经形成了朱熹、张栻、吕祖谦“东南三贤”主导的局面,因此,《近思录》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传布。朱熹送吕祖谦回金华时,江西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兄弟等前来铅山鹅湖寺与朱吕会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因为鹅湖论辩,鹅湖寺后来扩建为鹅湖书院,这可能是老佛之宫向儒馆妥协的特例。

前几年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发现鹅湖书院被当作地主的大宅院取景拍摄。我考虑良久,要不要给王忠强山长打个电话,后来还是放弃了。历史上信州、饶州一带朱子门人遍布,他们的后裔不管,我操什么闲心?中国历史上儒释道并立,一座禅林宝刹变成了儒家书院,意义之重大,今人怎么反而忽视了呢。如果接下来跳出一个人拍着胸脯对书院管理人员说:“你们也奉祠去吧,我要把这里变成山庄会所!”怎么办?如今,除了读书人,谁没钱?我们难道就得眼睁睁看着书院的月光消失?孟子说过,大丈夫须贫贱不能移,朱熹为母亲守墓时穷得叮当响,在寒泉精舍早期就完成了一批重要的理学著作,如:《家礼》《论孟精义》《太极图解》《伊洛渊源录》等,鹅湖之会以后,又完成了《论孟集注》《孟子或问》《周易本义》《诗传集注》等,如果不是披着一身月光坐冷板凳,标志着集孔孟思想之大成的朱子理学体系怎么能够形成?

拜谒寒泉精舍时,我见到的情景一片荒凉,屋宇尽废,仅剩下一片不大的竹林和一方水塘,还有祝夫人孤零零的坟茔。朱熹当年一边为母亲守墓,一边讲学授徒,想必也不会太热闹吧。我从崇安五夫里凭吊屏山书院废墟和参观兴贤书院之后,驱车百余里抵达建阳崇泰里时,已经暮色四合。从处于五夫里老街闹中取静的兴贤书院,到深藏在崇泰里一个山坞中的寒泉精舍遗址,心理落差很大,在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感到有一股寒气袭来。寒泉精舍对面山头有一座西山精舍,为蔡元定所建。蔡元定自幼受理学陶冶,慕名前往寒泉精舍求教,朱熹以友待之。他们俩各自在精舍前筑灯台,夜晚张灯相望,灯明则无事,灯暗则有疑,约次日相聚研讨。两人经常对榻讲论诸经奥义,自月升至月坠,不知昼夜。朱子十分赞赏他的人品和学识,常与他相互切磋,共同参改著述。那些年,这两盏心灯与寒泉坞上空皎洁的月亮,温暖了多少学子饥渴的夜晚啊。

 

 

寒泉精舍是朱熹书院教育生涯的开始,也是他书院教育的第一次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复兴白鹿洞书院之后的教育思想日臻成熟奠定了基础。那是在鹅湖之会三年后,朱熹差权发遣南康军兼管内劝农事,给他擦亮书院的月光带来了机缘。

这是他自同安主簿卸任后,再一次出山为官,那年他已经四十九岁。南康军辖现在的江西星子、永修、都昌等地,军治设在星子县。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之麓,在宋初已是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之一,此时,竟然仅存瓦砾榛荆、衰草荒丘,遗迹难辨了。他上任伊始,亲赴白鹿洞书院遗址踏勘,看到那里山青水秀,幽静清雅,好生欢喜,断然决定尽快加以修复。随即发牒分派军学教授、星子县县令筹备复兴事宜,并上书朝廷,奏明复兴的理由和计划。朱熹的奏议并未引起皇上重视,于是再次呈奏。奏文反复强调复兴白鹿洞书院的意义和理由:考此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兵乱之余,次第兴葺,鲜不复之旧者,独此儒馆莽为荆榛……况境内观寺,钟鼓相闻,殄弃彝伦,谈空说幻,未有厌其多者,而先王礼乐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阔,合军与县,仅有三所,然则复修此洞,盖未足为烦……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至于学校则一郡一邑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朱熹奏文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朝廷和各级官府只重佛道,尊儒不力,忽视书院的委婉批评。同时对佛道泛滥、寺观遍立而危及儒学地位的状况深感不安,从而表达出决意与之抗衡的紧迫感和焦虑心情。

然而,他的建议和计划并未得到朝廷的支持,反而遭到讥笑和反对。尽管如此,他仍然冲破各种阻力,依靠地方力量,白鹿洞书院得以初步修复。朱熹率领军、县官员同书院师生一起,祭祀先圣先贤,举行了开院典礼,并讲授《中庸》首章。我们到白鹿洞书院时天空刚刚放晴,因此前连续降雨,所见景物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我与管理处主任郭宏达也是在研讨会上见过,算是老熟人,他说:“今晚一定要住在当年朱熹为师生住宿而建的延宾馆,感受一下书院的气氛。”世间的好山水多为佛道占据,居然给儒家留下这样一方胜境,先得感谢朱子。当晚月光如水,白鹿洞显得愈加清幽,步入书院讲堂,重温一遍挂在墙上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仿佛看见古代学者论辩的身影。在这里随处可见赵朴初、启功、欧阳中石等人书写的楹联,我问郭主任润格多少,他说不花钱,现在许多人想写,还没地方挂呢。是啊,白鹿洞是什么地方,管你是何方神仙站在中国文化高峰前也得贬值呀。

朱熹在修复和主持白鹿洞书院的工作中,有两项举措影响最大。其一,亲手拟订《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世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教规、教约、学规等,是相当完整的书院建设纲领性规章,对书院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是南宋书院的标准化规约,而且成为元、明、清各代书院学规的范本,甚至各级各类官学也“以白鹿洞学规为诸生准绳”。时至今日,台湾各大小书院依然沿用。其二,朱熹亲自主持、主讲白鹿洞书院,并聘请名流学者讲学,使书院讲学的特色更为突出、鲜明。

书院教学体现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类似于现代的研究生院。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不再重复传统经学教学的旧模式,不以章句训诂、名物考证、文辞声韵的雕凿为主旨,而是究明义理,求得德行道艺之实。朱熹将理学研究成果转变为书院讲授的内容,汇集了他毕生研究成果的《四书集注》初稿,正是在白鹿洞书院边讲授边修订的。

书院倡导学术自由精神,实行开放式讲学,重视质疑问难,讨论争辩。这与朱子心仪孔圣不无关系,他做梦去了曲阜,“胜日寻芳泗水滨”便是他神游的明证,可惜金兵的铁蹄挡住了朝圣之旅。《论语》有一段话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庄子》也有类似的记载:“缁帷之林,坐休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圣弦歌。”后世学子为追求功名利禄,哪敢相信读书可以这样轻松自在,此情此景,多么令人羡慕啊!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怀抱仁爱之心的聪明人像山一样稳定、宽厚,反映敏捷如水流不息,大自然是实现“澡身而浴德”的最好课堂。朱子追慕孔子讲学遗风,后来在武夷精舍时,“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颂,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辞,哦而歌之,萧洒啸咏,留必数日……”原来,朱熹并不是板着一副冷面孔的老夫子,我们不要误会呀。他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返”。师生在休假日一边游玩山水,一边质疑问难,真是不亦乐乎呀。

书院刚刚修复时,朱熹诚恳邀请曾在鹅湖之会上与他争得面红耳赤的陆九渊来讲学。陆九渊高兴地接受邀请,讲授《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勉励师生不要“惟官资尊卑,禄廪厚薄是计”,并盛赞复兴白鹿洞书院之举,是“起废以新斯堂,其意甚笃矣”。朱熹深受感动,一再表示:“熹当与诸君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将他的讲义刻石永存,以警学者。而现如今的莘莘学子十年寒窗为了什么,唯有高考一途,然后挤进公务员队伍,或者找一份高薪的工作,是不是值得深思呢?据后人记载:“陆九渊登白鹿讲喻义一章,环而听者千人,田夫野老有闻而泣者。”听讲者达千人之众,其中还有“田夫野老”,正是白鹿洞书院教学开放性的有力证明。讨论争辩成为白鹿洞书院讲学的特色,也成为南宋书院讲学的优良传统,为后世书院遵循沿袭。在此期间,朱熹日益显示出深刻的哲学分析能力,在“东南三贤”中已经成为思想学术的核心。南宋中期以后,理学大体分为程朱和陆王两派,特别是在《近思录》问世后,即使是陆王派的思想家,也大多认同“濂洛之学”作为宋以来学术思想的渊源。就在陆九渊应邀来白鹿洞书院讲学的第二年,朱熹到浙东赈灾有了接触浙江学者,深入了解浙学的最好机会。在巡视浙东期间,他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刻,历史上《四书》之名称首次出现,形成了备受当时知识分子关注的四书学,并有渐渐凌驾五经学之势。至于明代统治者指定科举考试以朱子注释的四书五经为标准,的确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朱熹虽然也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但对科举制度却持抵触态度。他九岁接触《孟子》,一读即着迷,立志做“圣人”。十岁始习举业,他却沉迷于圣贤之学,对做“干禄”程文没有一丝兴趣。朱熹说他到考中进士只做过十五六篇举业文章,对科举之弊感慨良多,“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类似的言论在《朱子语类》中还有不少。在封建社会,科举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朱熹没有全盘否定谋生计之道,但一再强调对“圣贤学”与“举子业”应当有所侧重,在他眼里,“禄蠹”算不上读书人,因为他们只知道科举,不知道学问,见识短浅。书院教育与官学、私塾不同,前者以继承和弘扬中国道统文化为己任,关注人的自身价值和人格的养成,后者则主要针对举业教学,为学子铺设通往仕途之路。某些人说朱熹培养了多少多少进士,确实没有必要这样“抬举”他,我们不要误解古代书院的功能和提倡自由讲学的精神要义,朱子做的是道德文章,传授的是圣贤之学,没有那么强的功利性,也不是应试教育那么简单。

 

 

朱熹到浙东救灾前,台州知州唐仲友已升迁江西提刑,只是尚未赴任。他巡视台州掌握了唐仲友贪腐及其它劣迹的事实后,连上三篇奏章,却被王宰相压下匿而不报。朱熹的言辞越发严厉,迫使唐仲友公开为自己辩护,王淮才将他的奏章呈上。皇上令详细侦查,指派浙西提刑官查究真相。朱熹一边仍旧前往发生旱情的州郡视察,一边上书,前后六次弹劾唐仲友。王淮不得已废了唐仲友的职位,改授朱熹为江西提刑。这样的结果很容易让人误会朱熹劾唐是为了争夺江西提刑宝座,他梗起脖子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干呢!”于是再次请祠,回武夷山去了。朱熹的梦想在山林、在书院,只有在那里才找得到让他内心安宁的月光。武夷山有刘氏族人修建的水帘讲堂,他在五夫里读书时,常随老师刘子翚前往修习半年数月。刘氏还在下梅村置田二百亩,设歇马庄,往来极其方便。他与吕祖谦在寒泉精舍共商编订《近思录》,完成后邀诸友同游武夷胜境,那里的秀美山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此番复归山林,决定在武夷山创办一所精舍。一代大儒遁迹山林,吸纳天地山川之灵气,辛勤授徒,潜心著述,这样的清苦生活几乎伴随朱熹的一生。

武夷精舍选址在五曲大隐屏峰下,朱熹不靠官府资助,亲自擘画,“使弟子具畚锸,集瓦木,率相成之”。不到半年时间,朱熹“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之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查史料,武夷精舍面溪背山,占地三亩许,在隐屏峰下两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间,名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谓“隐求室”,乃朱熹住所;右为“止宿寮”,为待客之用。山麓外有一山坞,以石累为“石门坞”,坞内为生徒群居之所,称“观善斋”。外有墙门,额题“武夷精舍”。由此推断,精舍真正不是轻而易举一次性建成,工程至少延续了一年半载,只是朱熹偏爱此地,“堂成而始来居之”,此“堂”当指“仁智堂”,即精舍的主体建筑。如今,武夷精舍仅仅剩下一段残壁柱廊被钢化玻璃包住,已经闻不到宋时的气息。毫无疑问,武夷山申报双世遗如果缺了朱子不可能取得成功,当地政府对他亲手创办的书院给予保护也是应该的,哪怕只是断壁残垣。

创办武夷精舍是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两年后又一影响巨大的举措。精舍落成,众多学子投在他的门下,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蔡元定、黄榦、詹体仁等。传统教育注重师承,书院这种师带徒的教育模式至今值得借鉴,据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等少数院校准备推行本科生导师制,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讲学六七年之久,完成了又一批理学著述,如:《易学启蒙》《孝经刊误》等,并正式序定《四书集注》。他借助独立于五经学之外的四书学体系,建立了复归人性的人本主义理学文化思想,标志着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探索。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以《武夷棹歌》为代表的大量优美诗篇。转眼,朱熹步入了花甲之年,此时又受朝命再度出山,知漳州。但是,他依然不改“腐儒”脾气,挑战权势。朱熹在漳州的全部更革,可以用正经界、减税赋、敦风俗、播儒教来概括。来自官僚大臣和豪强富室的阻力,使改革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任期未满,因长子去世请祠治丧,凄惶北归,一年多的更革弊政努力以失败告终。孔子不是为鲁国而生,朱子也不是为南宋而生,他们是儒家道统谱系上最耀眼的星座。政治更革的失败,无碍于探索圣贤之学的大道,因为他在漳州传播儒学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新收了几个得意弟子,其中龙溪乡贡进士陈淳最善于领略阐发朱子理学思想,为程朱理学向南方偏隅深入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够了!

朱熹回到闽北,决定从五夫里移居建阳考亭,实现先父的遗愿。朱松“爱其山水清遽,欲卜居未果”,他念先父之志,在考亭买旧屋数楹重加修缮,又构筑新居,宅旁建一藏书楼。不久,朱熹调赴潭州之任,然而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一次出山把他引向一场空前的劫难——庆元党禁。庆元四年年初,反道学新贵开列了一份包括以赵汝愚为首的四名宰相、以朱熹为首的十三名待制以上官员在内的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处以终身禁锢。朱熹“落职罢祠”回闽,加上各种疾病困扰,有大限临头的预感。这个脾气也犟到奇葩级别的老人,处在类似于今天被开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的人生低谷,还有心情在藏书楼之东建竹林精舍,重新开始著述、授徒。也许只有在书院月光下,才能走向长存于心中的大道。学生远自川蜀,慕名来学,其门人高足多聚此讲论。从此,考亭成了四方学子新的朝拜“圣地”。这位见了棺材都不落泪的“伪学魁首”死不悔改,在完成了《韩文考异》《楚辞集注》《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等最后几部著作之后,生命的一星灯火才熄灭。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哀哉!

 

 

大约在宋理宗御赐溪南馆“南溪书院”匾额前后,也赐额竹林精舍,改名“考亭书院”。同年,武夷精舍扩建,不久后,又被这位亲政之初实行“端平更化”改革的皇帝赐额“武夷书院”。二零一二年,我借参加福建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在武夷山召开的机会,重访考亭书院,发现这座刚复建十几年的仿宋建筑,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由于没有充分发挥书院的功能,徒有其名,走向没落荒废只是时间问题。朱子后裔对复兴朱子学不敢说不热心,二零一五年清明节,我参加闽北朱氏联合会牵头祭扫朱子墓活动,各地朱子后裔和海内外朱子研究机构专家组成祭拜团队,清华大学陈来教授、台湾社会活动家朱高正博士等学者也到场。因为几年前听说世界朱氏联合会捐款百余万,计划效仿孔林在朱子墓地周围营造“朱子林”,可是那次我没有见到那片林子,连一棵新苗的影子也没有。朱子继孔子之后矗立在中国文化的巅峰,汇纳群流,发出金声玉振之音至今萦绕在我们的心里,为他造一片林子的想法一点不为过,我内心一直有所期待。“朱子林”没有立起来也无所谓,朱子和孔子一样,是东方文明这片绿洲上最靓丽的色彩,属于朱子的荣耀,何止是一片林子,何止是文山与公山的蓊郁青葱,百鸟嘤鸣?据说营造朱子林的钱被拿去批了一块地,准备修建朱子广场,如今这块地长满荒草,成为扫墓团的临时停车场,唯一的变化是有人臆造出一口巴掌大仅供瓢饮的“半亩方塘”。我看过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为央视《百家讲坛》准备的部分讲稿,在第一集《童年与启蒙》中有一段话,大意是:沈郎性格内向,老成持重,才思不凡。六岁时有一次随群童在尤溪郑氏馆舍前的沙洲上嬉戏,一会儿即离群独自端坐,用手指在沙上画写。大家趋近一看,画的竟然都是八卦符号,无不感到惊异,认为是神童。后来人们把尤溪的这块沙洲称为画卦洲,连建瓯也附会这件事建了一座画卦亭……其实,附会名人事迹的例子很多,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人们都具有对历史名人景仰的心理。半亩方塘如今也不是仅尤溪一处,五夫里、婺源都有,无需深究朱子诗中所写的半亩方塘到底在哪,只要是历史遗留,只要是先辈们崇敬圣贤的产物,都值得保护。如果做法太随心所欲,就成了对圣贤的亵渎和对后人的愚弄了。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朱子思想,需要做实实在在的功课。还是在墓地前,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听到身旁的当地朱子后裔说,考亭书院朽坏多年无人过问,终于抵挡不住那次雹灾而坍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二零一八年五月,我又一次去祭拜朱子,看到那个文化广场立起了几座仿古建筑。足以安慰的是,考亭书院也得到重建,规模比之前更加宏伟。

朱熹逝世后,武夷精舍作为家塾式书院,由其子朱在、其孙朱鉴相继“葺而广之”。几十年后,朝廷命有司再次扩建屋舍,建古心堂,随后不少学者来此或就近筑室建堂,读书讲学,如:刘瀹、蔡沈、熊禾等。闽北一带到处都是书院,文化繁荣,因此,武夷山被誉为“道南理窟”。朱子门人弟子有姓名可考者达数百人,许多人为传播朱子思想学说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黄榦追随先生二十余年,“闻其言论,观其举指”,坚守师说,始终不二,在闽赣地区建多所书院,如:建阳城内龟峰精舍、建阳崇泰里潭溪精舍、抚州临川城内莪峰书院。朱子在饶州、信州一带门人弟子甚众,大多继承朱学,创办书院教诲后学。如饶州金去伪不就官,不著书,在鄱阳县建鄱江书院专心讲授朱学。信州陈文蔚经同乡余大雅引见,曾前往寒泉精舍师事朱熹。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先后在饶州、信州、袁州等州学,以及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景德镇双溪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铅山鹅湖书院讲学。将先生有关书院教育的思想和经验,付诸实践,并有所发挥者,在朱子门人中陈文蔚之表现最为突出。南康军乃朱子旧治,他的声望辐射周边地区,建昌县吕氏五兄弟同游朱熹之门,学成隐居不仕,建乡山书院读书讲学,号称“朱门五贤一家”。吕炎联合众多朱门弟子在康郡庐组成“联讲会”,惟先生书是读,每季集会一次,往复问难,相告以善,有过失规正之,岁月寝久不少患,集中来会者常十七八人。讲会之风十分浓厚,至明代发展成书院讲学的主要形式。浙东一带虽然陆九渊弟子为众,但朱子门人也颇有影响,辅广从学吕祖谦,后赴武夷山入朱门三月而返,奉祠归里,建傅贻书院于浯溪,以传习朱学为己任;陈埴先师叶适,后师朱熹,主讲于明道书院并任山长;石墪曾任尤溪令,与朱熹交谊甚笃,在临海建观澜书院传播朱学;杜煜师事朱熹十余年,与其弟杜知仁同学于石墪……朱子的门人弟子无法一一历数,在弘扬道统文化的寂寞之路上有他们的身影和足迹,书院的月光中有他们的一道光芒,我们理应记住。

儒释道三教并立,共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历史上有过百家争鸣、互争长短的时代,正如统一和分裂一样,是文化融合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是,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主流地位是不争的事实,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个明证。当然,这不是什么好事。还有更可怕的是发生在北魏、北周、唐、后周四次烧毁寺院,杀死僧人的灭佛运动,即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都应当令后人吸取教训。我没有反对佛道的意思,但儒家卖的是粮食,我自然成为这家店的主顾,对药店和百货店只是偶尔光顾。书院的月光温馨而宁静,尽管有时显得深邃,却也透着清朗,绝没有佛道那种神秘、玄虚和诡谲的色彩。书院这种民间教育机构大多设立在山林僻静之处,最早出现在唐朝,而正式形成教育制度则是由朱子创立的。江西、福建的书院大多由朱子及其门人弟子热心创办,对书院教育的勃兴和传播儒家思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古代书院教育不以盈利为目的,孔子收徒束脩仅仅是几条猪肉,我没有查到朱子收徒学费是多少,想必也不会太高。可惜如今没有多少人热心公益教育,时间过去了八百多年,人们还是像朱熹治理南康军时候一样,热衷于建寺庙,有几个人愿意投资书院?听说现在也有一些企业家热心创办书院,邀请学者做公益讲座,希望这种无关“干禄”,不以应试教育为目的的民间教育机构,越来越多。

二零零九年,我参加编纂《朱熹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因为撰写词条又重新查阅清刻本《南溪书院志》,发现南溪书院数度兴废,明代时建筑规模最为宏大。尤溪县根据《南溪书院志》等古籍记载,投资近三亿元修复南溪书院建筑群,已经竣工投入使用。再次仰望星空,仔细分辨书院上空的冰轮清辉,其实我们并不陌生,期待南溪书院的教育功能也能够恢复甚至超过历史上最鼎盛时期,让那一轮曾经升起在尼山,倒影曾经摇曳在周敦颐的莲塘,也曾经与程门小院积雪交相辉映过的月光,能够沐浴到更多人,让埋头走在寂寞大道上的读书人体会到安静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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