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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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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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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的岁月

       

                                李德全

 

                                             题记:岁月不居,人生苦多。

    我属于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但从当时或以后的实际意义上讲,我们和城市毕业生不一样,没人称我们是知识青年。这在当时就已经很明确,我们被称之为回乡青年。而且在恢复高考后,直至参加了工作,回乡青年的劳动时间没有算作工龄。

    我是1974届高中毕业生,而其实正式离校时间1975年的元月份。记得当时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为每一个毕业生赠送了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黄色背包,同时配发了一个白瓷茶缸和一条白毛巾。当时同学们在教室里举行毕业典礼联欢,每个人的茶缸里盛上了白酒,互相敬着喝。尽管大部分同学都是第一次喝酒,也不觉得难喝,只觉得在这种难分难舍的场合,这酒就是唯一能够表达离情别意的媒介。喝着谈着,谈着喝着,一时间教室里摩肩接踵,茶缸相碰声,高声大笑声不绝于耳,教室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接着便各自为阵,有醉酒的,有走出教室的,有回宿舍的,有互诉衷肠的,有难分难舍的。

    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那种生离死别的情境如今依然历历在目

    第二天,同学们背着学校赠送的背包,回想着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及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教导,踏上了各自回家的路。

                                    

    我的家在农村,系卓尼县大族公社柯癿大队烟筒沟生产队,一个仅有七八家不足百人的小山村。

         1975年,一个风雨飘摇,令人窒息的年月。路线教育犹如遮天的阴霾,笼罩着山水秀的村庄,侵蚀着人们贫瘠而苦难的灵魂。

    我的父亲原系一名国家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当权派开除回家,随之家被洗劫一空。回家后,又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从此便是这个小山村里唯一一个长跑运动员。父亲因此经历了莫须有的诬陷和折磨,遭受了非人性的蹂躏和摧残,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许乱说乱动,而且在我家的大门两边用红泥土写上了批林要批孔,斩草要除根的标语。

    这是一个畸形的社会,阴阳易位,黑白颠倒。我家原本就是贫下中农成分,只因父亲被开除,家族势力单薄,加之家境贫寒,兄弟姊妹弱小,回到家乡的父亲和我一直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这一年开春后,生产队长来我家很贴心地对我说,你是我们生产队唯一一位高中毕业生,农业学大寨需要有知识的人,所以生产队决定派你去搞农田基本建设。

    其实我心里也很乐意,离开家,离开这个背若芒刺的地方,至少也会是眼不见心不烦。俗语云,只要一步翘出门,不管家里人吃人

    修梯田是直活,而且那里人多,十里八乡的互不认识,没必要心存顾忌,更多的是互相帮助。即使大干苦干,以及夜战,歇工人们依然轻松愉快。

    那时没有娱乐,唯一的就是看电影。每逢山里山外的村子里放映电影,哪怕十里八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顾不了吃饭睡觉,也要翻山越岭的去看电影,看电影时的心情是那样的好,那样的与世无争,那样的让人解脱。

    在当时,是一枚任人取舍的棋子,不管下到哪里,那里就有我一片自由的天地。

    第二年,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如火如荼。全县掀起了与河争地的热潮,卓尼县集中全县劳力,奔赴秀丽的车巴沟与河争地。我也不例外,还是那个由生产队长提拔为大队书记的人,来我家说,车巴农建开始了,上面规定,这次要的都是基干民兵,你是我们大队的基干民兵,所以经研究,只有你去合适。

    我思忖,何时又成了基干民兵?坏分子子女有资格成为基干民兵吗?

    是的,基干民兵很光荣,我这是被“破格提拔”的,去那里义不容辞。

    车巴沟是一处风光秀丽的地方,这里绿水青山,仿佛世外桃源。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莽莽苍苍一条清澈见底的车巴河,碧波荡漾。山鸡扑棱,苍鹰翱翔;野兔穿梭,麋鹿成群。

    此时的车巴沟,冰雪尚未完全消融。一群群来自四面八方的民工,在白雪皑皑的河滩里,安营扎寨。傍晚时分,一顶顶帐篷里冒出的炊烟,缭缭袅袅,使安谧寂静的林间戈壁,弥漫着浓浓的人间烟火。

    第二天,在车巴农建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各公社民工按照连队的编制,每两个公社为一个连,划分了驻地,开始搭建窝棚。

    一场轰轰烈烈的与河争地运动,就这样在车巴沟的十里河滩拉开了序幕。

    季节已是春天,密布河滩的松柏、杨柳,以及茂密的灌木丛,在春日的阳光下,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各连队也在连长和指导员的指挥下进入林木茂密的河滩,砍大树,烧灌木,剁枝条,挖树根。一群群野鸡此起彼伏;一只只麋鹿腾跃躲藏。不时有或野兔被擒的欢呼声,响彻在浓烟滚滚的车巴河滩。

    几个月后,一条长约十公里,宽约两公里的河滩砍伐一空,给人以辽阔而平坦的感觉。但由于满河滩尽是鹅卵石,无法耕种,于是又从对面的山上挖山取土,然后铺在鹅卵石上,当年就种上了洋芋。接着便开山炸石,在河道边筑起了一条蜿蜒的堤坝,宛如长城般巍然壮观。

    这是1976年,一个多灾多难的年月。

    车巴农建在这年年底,由于人们不堪重负和饥寒难耐,无视“棒棒队”的拦截,民工不断流失。当时我们几个人也开始谋划好了逃跑路线,悄悄绕开农建指挥部“棒棒队”的监视,从一条小沟进入密林深处,然后翻山越岭,穿越一座座丛林,顺一条陡峭的山沟,连滚带爬地到了山底下,然后从洮河上游的强岔村,通过一座古老的木头伸臂桥,过了洮河顺流而下沿着达加闇门艰难地东进。

    这一路细雨绵绵,饿了吃点玉米贴锅粑,渴了喝一气山泉水,浑身犹如落汤鸡,两腿裹满了泥巴,就这样直到天黑,才蹒跚着到达了临潭古战。这时有些人已经疲惫不堪,无法继续前行,大家稍事休息后,决定分别去找自己的亲戚家借宿。可我在这里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只有挣扎着到了临潭旧城。

    就这样走着想着,觉得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到达自己的家。无奈中想起了父亲的一个朋友,住在临潭古城里。我们平时有往来,估计一定会收留的。只是觉得,人家是城里人,喜欢干净,像我这样失魂落魄,邋里邋遢的真是有点自惭形秽。但人在走投无路时,顾不了那么多,于是便硬着头皮去那里借宿。由于太迟,人家都睡了,打扰起人家,还要给我做饭,我拒绝了,只是说不饿,很想瞌睡。是的,半夜打扰人家,已经过意不去了,那还要更多的奢望。

    这一觉就太阳照到院里了,吃过早饭,我便回家了。

    这样,我的任务也就因此而完成了。可每当想起那段艰苦的岁月,不禁心存侥幸。毕竟比起那些因饥饿而起早贪黑,偷偷到藏民牧场里讨饭的人,为填饱肚子到山上折野菜的人,或是因爆破、搬石头而死于非命的人,以及那些朝不保夕,因体弱挣不了10分工分而冒死回家的人,我算是幸运的。哪怕是每天生活在棒棒队的恐吓和威逼下,我倘能苟且偷生,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又过了一个新年,又是那个大队书记来我家说,公社新成立了社办,并且要安装一些新式机器,而掌握这些机器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我们大队唯有你最合适。

    是的,不管怎样,我是生产队的长工,非我莫属。社办厂在公社对面的拉力沟门,供销社的隔壁。到了那里先住在一户农家,在新址上打墙盖房。房子盖好后便陆续搬了进去,一边开始作业,一边继续修建房。听长说,里准备购置一带锯,但这种机器不能由坏分子子女掌握,这是阶级路线和政治原则问题。这我明白,但子里有解板的,有打基子(砌墙用的土坯)的,有进林采伐木料的,不论哪一样,我都是一流的劳力。大约两个月后,长让我负责给打基子的人记工分,因为有四五个人住在离子约三四里路的地方打基子,他们住在一个破败的窑里,每天按规定要完成任务,因此每天下午我便前去登记数字,按照数量核算工分。

    过了不久,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对拉大刀锯感到新奇,就过去在大刀锯师傅的同意下,试了几下。师傅说,你拉得不错,可以给某某师傅拉下手。其实我在平时很注意他们的解板情况,那位师傅的动作和技巧很不尽人意。于是我随口说,能不能给我一联锯,我自己找人解板。几个人在发笑,并且有人说,没有几年的实践,你是不会用大刀锯解板的。另有一位师傅说,库房里不是有一联穿山甲败锯闲放着有啥用?让他们试试,反正解板的人不够,仅我们两连锯供不应求。

    就这样,我找了一个本大队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让他给我拉下手。由于我不耻下问,勤于观察研究,不到一周,我便学会了发锯、砸钩子,用水平尺、用墨线,对锯子操作自如,完全可以单独解板。尽管给我们的是一联败锯,也同样和行家们一样完成既定的任务。而且好的是,只要早上多用点力,直到中午饭时就可以完成八平方的解板任务,下午就可以自由安排。

    厂里解这么多板,而且都是五分(半寸)板,主要是用作水箱装板。有时厂里也接一些私人家解板的活,我们都喜欢去给私人家解板,因为去私人家解板就不用自己做饭,而且还吃得好,不受人约束。

    过了一段时间,我偶尔去了一趟县城,看见一则贴在电杆上的《招生启事》,很认真地了看招生条件,好像我这类人就是招生对象,但不知政治条件是否合适,尤其是父亲的帽子依然未摘,仍然是劳教对象。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好心人告诉我,公社里有几个人在加紧复习功课,听说要参加高考,你也应该试试。于是我便在一个下午悄悄去公社里了解情况那里果然有几个人在复习,而且已经复习了近一个月。看着他们,我感觉有点望洋兴叹。是的,毕业已经快三年了,本来就在“文革”中浑浑噩噩结束了中学教育,现在回想起来,不是一无是处,就是无所适从,大脑一片空白。但我还是偷偷地报了名,因为实在是有点不甘心。

    临近考试时,我依然手足无措,拿不定主意。回到家里,家里贫若悬罄,朝不保夕,繁忙的农活使一家老小顾此失彼,疲惫不堪。看着这场景,里还有考试的念头。

    这是1977年的冬季,全村人都忙着碾场,一家人都忙得昏天晕地。待到忙完生产队里的农活,又要把刚刚分给家里的麦草,再用连枷打一遍,希望从草里面获得一些剩余的粮食。忙完这些,已是半夜了,稍稍平静的家里,一家人围坐在炕上如豆的煤油灯前,无话可说。吃完饭后,我无奈地说了高考的情况,父亲仿佛如梦方醒,急促地说,这是难得的机遇,无论如何都要参加,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争这口气。你不能退缩,家里也不用你操心,要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权利,哪怕是坐一回考场,也要给我

    回到子里后,一切照旧。

    距离考试只差三天的时候,我便向长请假,说明了原因。而长却大发雷霆,不仅不请假,还说你是坏分子子女,没有资格考试。其实过这一段时间的了解,国家的政策越来越明朗了,对待地富反坏右的政策不再那么极端,我隐隐约约觉得,我等子女有希望。于是理直气壮地和他争执了一番,临了告诉他,准不准假,我去定了。

    第二天早上,我依然决然地回家了。

    回家也没啥好准备的,母亲一生含辛茹苦,一定要把家里那一把留给干部们吃的白面,给我做成馍馍,带上它去参加高考。可我于心不忍。我说,倘若考不上,如何对得起白面馍馍,还是带几个青稞面贴锅巴,心里比较踏实

    考试前一天,我离家去30多公里外的县城参加高考,和我一起去的还有我们村学里的两位民办教师。走到上卓沟时,我看见一辆拉砖的拖拉机,上面坐着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我一看认识他,是我老家草岔沟的一位亲戚,名叫安闹杰。这时他已叫拖拉机师傅停了车,把我们三个也带上了。在车上,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木匠,在县城里做花窗。我也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他又问我,准备住哪里?我说,没有住处,到了再看。他说他那里就他一个人,可以将就一下。我是喜出望外,感谢他的帮忙

    到了县城,看了住处,我们就去县城转悠。一会儿便碰见了几个同学,他们正谈论着复习功课的情况。我们打了招呼,认识了几位从未谋面的同学,心中感觉五味杂陈。我没有复习一天,就这样急匆匆地、盲目地参加考试,实在是无的放矢,毫无把握。

    看着这几位原来在班上就是名列前茅的学,又复习了那么长时间。此时此刻,我有点灰心,只想打道回府。可同学们一再劝阻,既来之则安之,大家都是试一试的打算,谁也无法打保票。

    然后,我就去了县一中,那里有我的一个堂叔。叔父的房门没有锁,我推开进去后,只想找几本书看看。可是书架里只有一本《毛主席诗词学习》,办公桌上有一本《中共十一大文件汇编》。就这样我也是如获至宝,悻悻然回到了木匠老哥的住处。

    考政治的前一天晚上,看《汇编》,考语文的前一天晚上,《毛主席诗词学习》。其实这两本书给我起了大作用。《汇编》里有这次高考的政治题,《毛主席诗词学习》里,我只看了一篇对《七律•长征》一诗的评析,非常感人,记忆犹新。而此次高考题的作文便是“不到长城非好汉”。当我一眼看到这个题目时,喜出望外。觉得从广播里听到的“四个现代化”,一定与这个作文有关,于是便有了发扬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精神,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主题思路。

    这次我选报的是高考文科,因为明知报考大学无望,但报考中专,科目除政治、语文外,还有数理化,对此我忘得一干二净。而高考文科只有数学一门,只能放弃,可以在史地综合中碰点运气,好在这次报考大学的同时,还可以兼报中专。

    高考在县一中进行,这里曾是我的母校,考场也是我们当年上高中时坐过的教室,即使人再多也倍感亲切,毫无陌生和紧张之感。加之本来就对这次考试没报过大的希望,考试时很是轻松,很是坦然。而且在这寒冬季节,我的身边是一个烧着烘烘炭火的火炉,烤得我浑身汗滋滋的,心中充满了欣慰。                         

    高考完后我就回家了,一是到了年底,二是和社办厂厂长闹翻了。而且听说,我那天离开后,他就马上去公社告我的状,说我不受管教,没有准假就擅自去考试。好在公社的领导早已了解了国家的现行政策,尤其是党中央恢复高考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于是就对这位长说,你不给人家放假复习,还不让人家参加高考,这是你的不对,国家对此有明文规定。

    到家里,生产队长不给我算工分,说是我的工分不准确,原因是社办的工分是我自己记的,这样我就没有粮食可分,正是可恶至极。

    无论如何,严冬将过去,春天的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

    尽管我们的等待来得太慢,而且在人们诡谲的目光中,在人们带刺的戏谑中度日如年,但春天的气息越来越浓郁封冻的河流开始消融,路边的小草露出了稚嫩的新芽,春天的色彩越来越明丽了。

    不久便听到临县的人们在传说,烟筒沟里干部(临村的人把我父亲叫干部)家儿子考上了学校,并说人家就是龙养的龙,凤养的凤。于是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县城看看榜示。

    一到县城就发现有很多人在看榜。榜上第一部分是大学预选名单,共计10人,其中有我的一个同学。下来是中专录取名单,其中第一名便是我的名字,但我依然疑虑,不知是否有同名同姓的。

于是又在继续等待。

    终于在几乎忘却的日子里接到了《甘肃省中等专业学校录取通知书》。后来正式被甘南州师范学校录取。这对一个濒临崩溃的家庭是多么大的鼓舞。父亲从此抬起了头颅,母亲的脸上出现了笑容,村子里人们以往的眼光变得温和了。

    记得是三月份,我父亲给我买了车票,帮我背着行李,将我送上了去学校的班车。

                       

    甘南师范学校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府所在地合作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等专业学校。这次学校招收了两个班,一个文科班,一个理科班,我被分到了文科班。在这里,大家都为了将来更好地做一名称职的小学教师,废寝忘食,勤奋苦学。由于我们这一届,大部分是往届生,而且也都因为多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对学习如饥似渴。

    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半后,原定80届毕业的,可在1979年秋季开学后,突然通知,报名后马上进行毕业考试。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大家茫然,感觉一切才刚刚开始,才刚刚理顺了学习的思路,希望按原定时间毕业。但学校解释说,这是省上的紧急通知,全省各地教师奇缺,急需补充。于是,于八月底完成了毕业考试,91日正式分配到校任教。

    我们县此次分配了14同学,于94日离开学校去县上报到了。在县上,文教局给我们发了9月份的工资,然后安排学习、实习。十几天后,终于有了分配方案。可在宣布方案的那天,我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只好提前请假奔丧。七天后,我便去县文教局取行李,局里人说,你被分配到麻路中学了,行李也已经带到学校里了。于是我赶紧去学校报到。

    一路上想,麻路我去过,就是当年麻路公社的所在地,1976年与河争地的车巴沟口但那时我只知道有一所小学,在麻路公社的隔壁。那年毛主席逝世后灵堂设在公社院内,知道了隔壁的小学。又后来,我们去公社看过一次文艺演出,对那所学校的印象十分深刻。可怎么说是中学呢?

    到麻路一打听,才知道是一所新建的完全中学,即卓尼县第二中学。

    一到新学校,发现学校还在建设中,没有围墙,只是在戈壁滩上刚刚建起几栋平房,校园里处处是鹅卵石和灌木丛,一条小河从校园里流过。而学生们大部分还住在戈壁滩上搭建的窝棚里,潮湿阴冷在所难免。

    分给我的房子是刚刚新建的,校长叫来人安上了玻璃,并打扫了房间,安了床,安了火炉,又派学生上山给我拾来了一堆烧火柴。一个人的家就这样安顿下来了。

    根据学校的安排,让我带新招的高中一年级班的语文课并任班主任。

    这的确是一个难题,我作为一个刚刚毕业于中师的学生,所学知识仅仅局限于小学教育,而这高中课程的确是力不从心。可校长说,文教局介绍过你,说你是这届毕业生中的高材生,只有你一个分配到了中学,其余都分到小学去了。所以,只要你多多请教老教师,不断积累经验,相信你会胜任的。

    过了几天,我就去当年大干苦干过的车巴农建看了一回。那里已经是一片荒凉,裸露的鹅卵石间,已经长出了丛丛灌木。那条蜿蜒的长堤荡然无存。听说在1978年的一次洪水中,冲毁了河堤,冲走了铺在鹅卵石上的那层土,冲走了小河桥梁,而且危及到了沟口的麻路村和各机关单位。

    这都是我们亲手造的孽,可我们的酸甜苦辣将与何人诉说。                        

    卓尼二中距县城l00多里,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配备给教师的用书除教本外,一无所有。而作为一个刚刚毕业于师范的学生来说,要将高中语文书中的全部知识准确地传授给学生,那是谈何容易。为此,我只有向老教师借读,请教,从外地邮购资料,把高中课本一字一句地啃……

    好在这里有一个幽静安谧的环境,有我用不完,挥不去的时间,这使我研读了大量书籍,熟悉了高中、初中,乃至小学的各类语文知识,把语文知识系统化,层次化。同时,自修大专课程,一边教,一边学,学教结合。这样,在实际教学中便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特别是班主任工作,由于我的无私奉献,使全体学生非常尊我,整个班级呈现出齐心协力,团结友爱,刻苦学习,不遗余力的良好氛围,这也是我所带的82届高中毕业生为学校赢得很高荣誉的根本所在。

    通过时间的教学实践,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的含义。1982年,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入兰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习。在校两年期间,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做笔记,努力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极大地丰富了自己,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毕业后我又回到原校任教。这期间,我在全力教书的同时,和几个老师利用课余,先后创办了《诗歌爱好者》《桃林》刊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了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为全校师生开辟了一块文学写作园地。这一刊物向全县文学爱好者赠送,拥有数以百计的文学爱好者,为卓尼沉寂的文学苑林增添了一枝艳丽的奇葩,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为卓尼培养了一大批青少年文学创作人才。

    通过教学实践,我深刻地认识到,要教给学生一滴水,教师要拥有一桶水,要教给学生写文章,教师首先应该有文章。教师要在教中学,学生应在学中写;教师不仅是理论与实践的表率,更应是学生效法的楷模。

因此,与其把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滔滔不绝地灌输给学生,不如让学生自由描绘日月山水,风土人情,以此而引发他们观察社会,体味人生,达到激扬文字的效果。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教师从传统藩篱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是学生从“带着镣铐跳舞“万类霜天竟自由”的过程。为此,我深信,衡量一个人语文水平的唯一标准就是写作能力,就是文学功底。

为此,我力倡语文教学离不开写作,衡量一个人语文水平的唯一依据,就是他能拿出好的作品的观点

1986年的暑假,我被调到县文教局,参加《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卓尼卷》的编辑工作。开学后被调到县藏族中学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并任语文教研组组长。

在这里我经多方努力,继续创办了《柳林》文学社,组织师生及广大文学爱好者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使不少师生的作品从这里走出去,发表在省、州刊物上,这无论对老师或是学生都是教与学,学与练的最好方法。这里有教师的心血和汗水,也有收获和成果这里有学生的努力和艰辛,也有希望和成功。经过长期的教学实践,使我的教学技艺日臻完善,教学方法有了不断创新,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而我自己的作品也开始走向全国,走向国外。

l992年,我又被调到县一中担任高三语文把关教师。                          

“人民教师”是我最为看重的神圣称号,我热爱着这一工作。我的工作作风就是严谨求实,我的工作特色就是开拓创新。由于个人对事业的精益求精,在教学中总觉得轻松自如。在教学过程中,我力求发挥学生的个性特长,并注重身教,因为我知道身教重于言教,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起到最生动、最形象的教育,都会成为学生看得见,学得到的典范。

多年来,我一贯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活跃其思维,培养其情趣,解放其个性,激发其创新。在这里,学校每学期都要举办文学创作讲座,我的讲座每年不下两次后来发表的论文大都属讲座讲稿。为此,我订阅多种教学研究方面的杂志,并与北京、山西、武汉等中学语文研究机构经常保持联系,搜集信息,探究教学教改。

二十多年来的教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中毕业生,如今在接受过我培养的学生中,就有不少已成为省内外有名的文学作和业务骨干,并不断有专著出版,或有著述见诸报端,我为之而深感荣幸。

教学期间,我又以藏书读书为生命及生活的第一要著,在自己读书的同时,感染陶冶他人,长期将自己的图书介绍给师生阅读,并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为此,我也有不少珍贵图书因此而丢失,为之惋惜,但我决不因图书的丢失而停止借阅,我会利用机会一次又一次地重购部分必备书籍,四方联系购置新书,以丰富自己的知识。

我以此为乐。2015年全省开展的“五老”向青少年讲“中国故事”活动中,被评为“故事佬”,2018年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书香之家’”。

长期以来,在教学上我耐心指导年轻教师,指导教法,帮助撰写教育教研论文。在我的鼓励、帮助和积极推荐下,学校形成了一个写论文的热潮,在文学创作上,我对师生作品详细评点指导,多年来向州内外报刊推荐,发表师生作品近百篇

2010年,我已退居二线,基本脱离了岗位。着手编辑了《卓尼县教育志》《卓尼一中志》,出版了《生命如歌》《如诗岁月》。之后便致力于民俗及洮砚文化的调研,并于2014年出版了《话说洮砚》,2019年出版了《洮砚探秘》等。

实践证明,只有在漫长而艰辛的人生道路上脚踏实地,一如既往地不断前行,才能使自己的追求前途光明,也只有把年轻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融入自己平凡的事业中去,才能领悟“功夫不负有心人”的真正含义。

为此,我便有了一个永远的座右铭:只管耕耘,莫问收获。

2019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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