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作家与《天津日报》的因缘

前几天，一位东北作家问我，成都文学老前辈安旗还在世吗？老人家的《李白传》写得很不错，文采飞扬。不过，现在年轻人对安旗知道的不多了。凑巧，《天津日报》一位编辑朋友在晒一封安旗的信件，那时她已不在成都，而在西安生活工作。我看资料得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她在四川省文联工作时，和诗人戈壁舟就居住在我家附近的茶店子街上。如果凑巧，在这街上闲逛还能遇见他们吧。

这让我想到成都与天津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颇为频繁，在更早一些的晚清时，成都学人多有到访天津，甚至淘书的经历。这种交流在今天都已变得很便捷，但这种“亲密”却让许多记忆留下瞬间回忆。不过，成都作家近二十年与《天津日报》的往来，完全可视为两地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这个资讯快速消费的时代，可通过这种观察探讨两地文化的幽微差异。

那么，成都有多少作家与《天津日报》有往来呢？这只有从在世的作家中探寻了。好在现在还留有不少资料在，可以佐证这种文化交流。流沙河先生在《天津日报》发表作品是1995年的事，系其谈论余光中的诗歌。文章是通过作家伍立杨转过去的。沙河老师这段时间也还曾给《今晚报》写稿。

这一时期的伍立杨先生在北京人民日报社《市场报》任副刊编辑，人脉极广，为了《天津日报》副刊的发展，还推荐不少作家如吴新宇、何立伟等投稿。伍先生曾先后在北京、海南工作，最后回到了成都，也是成都作家中的代表。那么，伍先生与《天津日报》的往来又有怎样的故事？大约此时的伍先生常撰稿，引起了《天津日报》的注意。值得肯定的是，这样的约稿则显示了《天津日报》海纳百川的胸襟：只要是优秀的作品，都在欢迎之列。我查到2012年伍先生还依然为《天津日报·满庭芳》撰文。

现代文学版本研究专家龚明德先生，1990年代尚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工作，他当时的一张名片上标示“喜好1916至1949年间的中国文学及其研讨，乐意与同志者交流”，可见其对现代文学用力最多，以后取得大成就与此不无关系。此时的龚先生在编辑图书之余，也给各大报刊的读书版撰写关于现代文学的稿件。《天津日报》副刊中有个“书林”版（现为“读书”版），品位极高，不少读书界的名家都是其座上客，龚先生也不例外。龚先生在发表读书作品的同时，还希望编者“多寄一些过来，只要《书林》单页即可”，此时他在成都也还参与编辑《读书人报》，自然通过彼此的信息沟通，也就掌握了当时读书界的最新动态、研究成果，等等。值得一说的是这一时期的龚先生还自制信笺，所使用的是最广为人知的“六场绝缘斋”。

前两年，成都出版人吴鸿在世时，一起聊天不免聊起全国读书界的事。他曾说到给《天津日报》投过稿，发表了什么作品，我当时也未曾细心留意。现在则无从知道这一段文化掌故了。而吴鸿与《天津日报》的往来是因龚明德先生而起，当时他们都在文艺社工作，同在一个编室，吴鸿亦爱创作（作家克非说他是新散文家）。龚先生在编辑和写作路上，对吴鸿帮助极大，乃至于多年以后，吴鸿以师视之，逢年过节都会去看望一回。

在成都还有一些作家与《天津日报》往来，如阿来早些年曾为《天津日报》的副刊撰写稿件。曾任四川省作协创联部主任的作家殷世江与《天津日报》有过书信往来（这也许与龚先生也有关系）。小说家王火在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之后，应《天津日报》编辑之约专门写了篇创作谈，我翻阅王凌和慕津锋编著的《王火年谱简编》时，注意到2001年7月，他曾应《天津日报》之邀，“写庆祝建党80周年的文章”。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天津日报》有往来？在我的印象中，木斧、曾伯炎、张放等因熟悉现代文坛掌故，又擅文学创作，也当与《天津日报》有往来的。

不过，因种种原因，这些成都作家现在则难得在《天津日报》亮相了。我们观察现代纸媒与作家的关系是微妙的，这其间的故事也耐人寻味。不管怎样，作家通过“作品”走出成都，与天津读者互动交流，这样的文化往来看似细微，正是润物细无声的最佳注脚。

这些文坛旧事，最可记忆。我曾到成都的图书馆查阅《天津日报》近二十年刊发了哪些成都作家的作品，遗憾的是，这样的资料并不太多。想一想“满庭芳”如今出刊四千余期，数据亦很庞大，若是有目录索引或者相应的记录，查阅就方便多了。至少能挖掘出更多的史料来。期待有心人能够打捞出这些旧事来。

当然，成都作家与《天津日报》的往来应该还有不少记录，但随着人事的变迁，这样的文化交流也还在继续，成都还依然有多位作家与天津媒体往来。这样的文化交流看似偶然，却也是值得关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