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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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曾长生
在江西省于都县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枚印章，该印章长9.0厘米、宽1.9厘米、厚2.5厘米,木质，呈梯形；竖式阳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印”九个字，字样清晰。这是一枚出入枪林弹雨，历经惊魂动魄，饱含军民鱼水情深，有着不凡经历和故事的非凡印章。
1933年底，信康县苏区大部地区失陷。1934年2月初，中共粤赣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苏维埃政府为巩固苏区南部地区，在南部增设一行政县的指示，决定由于都、赣县、会昌三县各取一部分地域，加上原信康县残剩之地，合并组成一边界县，命名为“赤南县”。1934年2月初,赤南县苏维埃政府在于都的祁禄山畚岭袁屋下村祠堂宣告成立。1934年3月，苏维埃中央政府为纪念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罗登贤，决定将赤南县更名为登贤县。该县起先隶属粤赣省，至同年7月改属赣南省。因战争所迫，机关先驻畚岭袁屋下村祠堂，同年5月迁至小溪圩附近的横路下杨家祠堂，10月后驻隘上，11月驻黄沙，12月移驻朱坑，此后因进入游击斗争时期而没有固定的驻地。1935年2月，县党政机关人员一律编入县挺进大队，随队行动。同年3月下旬，县挺进大队在安远被打散，县苏维埃政府机关随之解体。
此公章系1934年3月改称登贤县苏维埃政府时所刻制并启用的，1935年由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家瑶保管。
钟家瑶是于都县靖石乡人，1935年1月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随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后跟随登贤县挺进队向信丰突围。
登贤县设立后，成立了登贤县独立营。1935年1月中旬，因敌情严重，情况紧急，必须派出部队和干部挺进到信丰油山去开展游击战争。将独立营改为挺进营，到油山一带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2月19日下午五点钟，挺进队三百七十余人吃过晚饭，从观音亭出发，在安远黄沙与敌人进行了战斗，因山高林密，不便指挥，挺进队被打散，三百七十余人剩下三百二十余人。由于遭受挫折，挺进队于2月21日撤退到禾丰山下，在山下住了三天，24日又开始出发，翻过山下的火钳哧，于25日在中坑的大布宿营，26日晚到茶梓五里排，27日到安远的双园，28日到合头的杨梅坑。3月1日挺进队在罗坑头、罗坑岔，与敌战斗。县委书记陈梦松在此战斗中负伤，队伍被打散。天黑后，钟家瑶收集三十余人，在山上隐蔽了一夜，天亮后到了信丰的金鸡山。陈梦松说：“几百人的队伍不好活动，挺进队必须以连为单位分开游击”。钟家瑶带着一个连当天到达赤竹园。由于连日行军作战，加上天气寒冷，春雨浇淋，钟家瑶得了重病。3月6日被送到庵山养病，不能随队行动。
庵山是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村子，钟家瑶所住的房东叫赖芳盛。一天，“铲共团”突然来搜查，与钟家瑶一起养病养伤的刘义才和钟桂春两人迅速冲上屋后躲藏，钟家瑶由于病势沉重，走不动，只好躲在赖芳盛家的小楼上。这是一间放杂物兼做仓库的低矮小楼，楼上放着几口大水缸，钟家瑶跳进一口小缸里，水缸太小，不能躲藏，又跳进另一口大水缸，还是藏不住，急得他团团转，他发现楼上有一个谷仓，只好爬进谷仓顶上的空隙躲起来。这时，钟家瑶猛然摸到身上那枚登贤县苏维埃政府的公章，心想，这枚公章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搜去。于是，他赶忙将它从身上解下，顺手将它塞在瓦梁下面的砖缝里，并做好记号。
“铲共团”走后，为安全起见，房东赖芳盛将他们三人带到屋后的一座大山里，隐蔽在一个岩洞中。为了让他们早日治好病、养好伤，房东冒着生命危险，每隔几天给他们送一次米、菜，还几次冒险去为他们买药，找草药，他每次都将米、菜、药送到一块石板底下，钟家瑶他们则在黑夜摸到那里将东西取回石洞。房东还将家里的蓑衣、草席拿来给他们做铺盖。他们三人白天离开石洞到山上隐蔽，天黑后摸回石洞煮饭、熬药、休息。当地的“铲共团”知道了赖芳盛掩护了红军战士，经常到他家找麻烦，逼着他交出“土匪”，并抄了他的家。但是，赖芳盛一家坚贞不屈，保护了钟家瑶他们的安全。由于赖芳盛的悉心照料，过了一个多月，他们的伤、病逐渐痊愈。
钟家瑶他们回到赣南省机关部队突围时的出发地点——上坪山区，找到游击队的几个队员，都说，敌人占领乱石和禾丰以后，大肆烧杀抢掠。钟家瑶家已被洗劫一空，村庄也被焚毁。他们只好在山上躲藏，后来就逃到外地，长期躲在他乡，以补缸、打铁为手艺谋生，解放后才回到家乡定居。
1968年，于都县开展宣传革命活动时，号召苏区干部回忆苏区史料和捐献文物，曾任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与苏区干部钟恒春两人前往赣县赖芳盛家，将公章取回，捐献给于都县宣传革命活动办公室，也就是后来改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也就是现在的于都县博物馆。
这枚多经战场，让人牵挂的印章，终于有了安详的安身之地。
刊于《今朝》2023年第二期
（责任编辑：叶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