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谁

黄 琪

   世界上，没有长相完全一样的人。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只能百分之九十几相似。我们说像谁，只能说基本轮廓相似相近。

   那些电影电视剧里扮演公众人物的特型演员，在上镜前，都要有专业化妆师给打扮，整个过程不亚于完成一件艺术品创作。

   我像谁这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遇到。

   就拿我来说吧。我在河北省文安县国营界围农场子弟学校当老师的时候，随着父亲问题的平反和政策落实，禁锢在我身上心理上的无形枷锁被打开了。正值“而立之年”，我一面要进修学习，充实自己；一面要教育管理学生。还当了一个小小的“班主任”，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我带的班级里，给孩子们开了早晚自习课，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利用课余时间，在各级领导支持下，我还组织了一支足球队。整天和孩子们混在一起，踢球打蛋儿疯跑，即和谐了师生关系，也快乐了我的身心。在文娱活动儿童节等节日，我经常上台吼上几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很多人夸我像“蒋大为”。

   “不惑之年”，我通过调动，回到了久别的天津，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一个愿望，成为每天都能骑自行车，往返自己家和工作单位的人流一员。九平方米多点儿的住房，老少三代六口人（其中有我三妹家已回津上学的儿子）挤住在一起。是紧吧了点，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能在母亲跟前尽孝了，虽还有很多困难，但生活过的有滋有味儿，其乐融融。可能是到了发福年龄，身体微胖，脸上也有了光亮，圆润了很多。我离开天津二十三个整年头，口音也发生了些变化。在农场子弟学校当老师时，要讲普通话；如今到了一个新单位，在办公室里工作，与同事们说话时，又总是撇着点儿京腔儿，其实听上去更像东北口音。我的领导和长辈祈福迎大爷，他说我非常像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负责串场的解说员王刚。同事们也跟着他，一起起哄式的这样叫我。

   我知道我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对大家这样的调侃，我并不是一笑而过，而是很明确地告诉大家，我就是黄琪。我就是我。

   这不是吗，好景不长，刚“不惑”有六，我就突遭“中年丧妻”之祸。我的前妻，年仅四十五岁，因患卵巢癌，发现得太晚了，从就医、住院、手术，到她离世，一共才三十八天！在这短短一个多月时间，我一直守护在她身旁，昼夜无眠。再看我一头华发，悄然而生！我开始相信“一夜白发”故事，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等料理完我前妻的后事，为了缓解和疏散心情，我利用“五一”假期，去了石家庄，在我叔伯兄弟家小住几日。我刚到他家时候，来给我开门的是我侄子。开门看到我之后，愣了几秒钟，我问他怎么不认识了？他尴尬地说：“突然看到您的华发苍颜，我在怀疑是不是陈铎老师，走错了门呢！”

   你看，这才多短的时间哪，我的容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说句实在话，没有那些长得像谁的特型演员，就不会有那么多优秀的影视作品。像《列宁在十月》，像《走向共和》、《大决战》，等一系列优秀传世佳作，使我们普通百姓，能有幸目睹那些曾经左右历史进程的伟人风采。

   这些特型演员，因为他们相貌形似历史人物，在各种剧中成功塑造了角色，而万众瞩目，名利双收。但是，不是所有貌似“伟人”的人，都有这样好的运气！

   我对人们经常提起“你长得像谁”这个话题，非常反感，就是源于我在那个非常时期里所遇到的一件事情。

   我的老家， 地处大清河和赵王新渠所形成的“牛角洼”的顶尖上，交通很不方便。可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里，这里的人们，在紧跟当时形势上，一点儿也不逊色。

   因为这里曾经是解放区，当初，很多家庭堂屋里，都挂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画像，大家对这些领袖模样并不陌生。村里有一个因鼻子长得高大，形似刘少奇，遭殃了。

   他叫李润堂，小名叫“小春”，在土改时，“凭着”那十几亩经常被洪水浸泡的薄田和祖上遗产分家时分给他的几间青砖瓦房，被定为“富农”——“五类分子”。

    他娶的媳妇是大清河对岸，霸县下码头村人，姓靳，娘家是地主成分。跟我爷爷那辈人有姻亲关系，她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但辈分低，跟我称呼“老叔”（在我们老家，不是很近的亲属关系，都这样称呼叔叔。关系近的或者是为了显示关系近的，都用“老伯bai”称呼叔叔）。

   巧的是，我们这个远房表侄女，身材长得小巧玲珑，脸盘神似当年的“国母”，她们年龄也差不多。

   这下有戏唱了。这个小小的，交通闭塞的村落，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活报剧。

   几年后的一天清晨，有人在一栋新建的房子旁边一个淋白灰膏大土坑里，发现了小春尸体。几乎同时，人们在这栋正要做内装修的房子里，发现了小春儿子的尸体，他已经上吊自杀了，身上沾满了灰水。因为父亲疯疯癫癫病症的影响，都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没人肯来给说亲。他用他自己能够选择的唯一方式，对自己命运做了最后一次抗争！

  因为有此教训，人们再以我像“某某人”来赞誉我时，我都毫不客气立即响亮地宣布：不。是他长得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