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断乡土乡情脐带,抒真情回应时代召唤
——论蒋兴强及其文学创作
开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彭辉
用“行稳致远,久久为功”来粗线条勾勒巴山作家群著名作家蒋兴强的人生经历和创作路径应当是比较恰当的。一位从巴山渠水走出来的作家用40余年的躬耕不辍抒写了为人行文的筚路蓝缕与硕果累累,蒋兴强的文学路子不是很宽,主要的就是散文和小说,前者收获了冰心散文奖、后者则在《小说选刊》等刊物频频亮相。适逢隆重举办蒋兴强作品研讨会,笔者就大题小作,仅就他的乡土乡亲情结所释放的回应时代那赤子情怀进行品头论足,敬请方家指正。
一、 知人论世:从“乡村娃”到“无冕王”
今年65岁的蒋兴强在文字领域的头衔不少,中国作协会员、川报集团记者……可能用巴山渠水的儿子来形容他是最好不过的了。正是浓浓的乡土乡情成就了他的文学梦想和人生幸福,“退休闲下,一想到户籍还在渠江边的老家,就有了把那房子整修一下,趁手脚灵便,一边种点青菜、萝卜,一边在天然氧吧看书、写作的念头。”(《木匠身影》)便能坐实这一看法。乡土题材是文学创作的基石,孕育了无数文学大家和经典作品,尤其是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文明、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下的作家们或多或少都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渲染着中华文学的万里江山图。单就最近十余年,大巴山走出去的罗伟章、邹谨、贺享雍等作家大体上都以家乡为原点,基于现实蔓生小说的精神藤蔓,其作品都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只不过生活经历和工作阅历又让他们开出不同的花来。
优秀的作品总会折射出作者的影子,渠江流域的钟灵毓秀自然会养育出文采斐然的儿子来,比如说被称作是“宕渠四杰”的杨牧、李学明、周啸天和贺享雍。在拜读蒋兴强众多作品和稀稀疏疏的交往中,这个地地道道的渠县乡里娃形象愈发明显了,加之小说家的创作本就很容易与童年的经验发生关联。蒋兴强打小在渠江河边生活,天真浪漫而又艰辛洗礼的孩童时光在成年后更为清晰、更有情感,《远去的野渡》《老家那盘青石碾》等佳作所展示的乡土记忆和民风民俗与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湘行散记》有异曲同工之妙。世人总会播下脱离乡村的种子,随着种子的破土发芽便有了新的际遇,蒋兴强就这样茁壮成长,学木匠、当修理工、从戎报国,最终走上了无冕之王——记者这条道路。枝叶繁茂、硕果累累,但都离不开根须的营养供给,蒋兴强成熟后的作品同样割舍不了乡土乡情的依恋。在他的小说《隔单》《猫鼠传》中有当多年记者内生的愤世嫉俗、使命担当,更有对乡下来的城里人生存状态的怜悯与书写,增添了作品的深度、厚度和温度,拥有了全新的质地。
二、 宕开一笔:让乡村文学跳出同质藩篱
随着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自媒体时代传播渠道的多样性背景下,进行文学创作的人越来越多,乡村题材成了最为重要的选择。这类作品往往基于回忆,显于同质,虽能引起读者的同感和共鸣,但难免千篇一律而沉于文字汪洋。对乡村生活有丰富体验的蒋兴强同样写乡土乡情,但却能够靠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高超技艺跳出同质的藩篱,突破乡土散文范式,从而引得读者由衷的亲睐。面对同样的乡村事物,他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进行审视书写,同样是写渡口的消逝,作者选材更多的是蕴含其中的乡情人性,更有对乡村变化的反思,沉浸于邻居变了,河岸变了的思考,“野渡,故乡的野渡,在眼前一片模糊,遥远得恍若隔世。”(《远去的野渡》)。与此同时,蒋兴强还能凭借高超的文字驾驭功夫,以细节刻画为抓手把司空见惯的农事农具写活,写出新意来。比如说,“徒弟推得猛、师父拉得柔,一个肩助肘推,一个回环自如,那肘拐便一去一回,极具节奏。”(《最后一单老式木匠活》),即便是极其少见的古老木匠活也让读者大开眼界,具有新意。
不仅散文随笔如此,蒋兴强在小说创作上也有意识地摒弃烂桃一框,追求那鲜桃一个,因而在乡村叙事上别有新意。当书写者苦于找寻滚滚时代潮流下的乡村变迁与城市发展的衔接点时,他已创作出了一系列的小说佳作,字里行间有乡村的凋落,也有城市化进程的变迁和缩影,特别是在对现实内部褶皱细致审视下对平凡大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进行了抒写,《隔单》中的老薛形象塑造了城乡巨变下的老人赡养问题,《丢失》中反映出的父亲与子女因金钱导致亲情的崩塌问题,诸如此类看似对乡村着笔不多,但却是乡村发展中的一个极为深刻也亟需思考和突破的问题。在此不得不提及其长达40余万字的小说《猫鼠传》,作者以一个敢于担当的记者视角写出了城乡转变过程中隐含的丝丝猫腻,农民工的种种艰辛。这类题材本已为读者所熟知,但蒋兴强却让其有了新意,有了看头,有了思考,也让写作者豁然开朗,“原来可以这样写!”
三、 回应时代:肩负新时代作家使命担当
作为一个新时代作家,他的思想和灵魂应该与新时代共振。乡村题材文学缺新、缺深、缺震撼力的根本原因应当是作家的构思选材能力和必备的责任担当意识,换言之,是创作者选择性回避了时代主题,偏离了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回应,突出表现为大多数乡土文学作品沉溺于回忆,着力于美景佳肴。乡村有变化没有?乡村为什么变化?乡村如何发展?这一类的时代追问还很欠缺。就此而言,农家娃背景的蒋兴强是一个具有新时代使命担当的良心作家,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作品里,它也印证了小说是时代的镜子这一说法。在他的中篇小说《石静和她的三渡镇》里,就塑造了一位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回乡挂职、分管农经的副镇长石静,面对“猪瘟”这一常见的农村产业发展问题,她不是去安慰开导养殖户恢复养猪业,就是跑银行帮助协调续贷,或者是动员个别没遭遇“猪瘟”的同行援手,最终众志成城战胜了困难。一则短信“经多次做工作,父母说,考虑到乡亲们过去拉那么多猪粪,三牛养猪场都没有收过一分钱,他们同意捐助三牛养猪场三窝刚满月的猪崽46头,再借10万起动资金给他,希望三牛养猪场早日恢复昔日的兴旺。”把一个乡村的发展,把一团群众的凝聚,把一份人性的光辉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不少人还在徘徊于乡村文学和城市文学的差异时,蒋兴强早已理性认识到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了,他游走于都市和乡村之间,蒋现实社会进行观察与思考,既有对新时代日新月异的赞美,又有对美好人性的讴歌,还有对现实的不足进行批判,充分展现了一个作家对生他养他的乡土城市的热爱和创作者应有的担当和使命。正是这种情怀造就了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创作追求,从而以赤子情怀融入乡土乡情的写作之中,写到人物悲苦之处能自己痛哭流泪,达到这种境界怎能不出好的作品呢?再如,他一直努力从作家视角寻求真善美的路径与出口。在书写传统农业社会延伸下的乡村父亲这一形象时,他敏锐地观察渐进退出家庭主角地位的父亲群体,通过展示当前老年人的生存现状,折射出现代生活加速下的亲情关系退化,表现出了一个良知作家矢志不渝寻找焦虑与不安之精神出口的责任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