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

黎采

惊蛰期间，老天爷接连下了好几场酣畅淋漓的雨，把整个村庄浇得清透又妩媚。

雨过天晴。村庄昂起头，任阳光把她全新的“妆容”照亮。嗯，我的村庄，淡妆浓抹总相宜。

母亲提着一竹筐苕、扛着一把锄头，急促地走向屋旁那块田地。母亲又要面苕（面，方言，将苕整齐地埋在泥土里的意思）了。这时节，这天气，正好面苕，母亲一刻也不能再等了。

母亲径直走到预留的一小块空地上，放下一竹筐苕，挥起锄头，开始挖田。面苕的泥土，需松软，细腻、平整，这是长出丰茂的苕秧子的前提条件。锄头起起落落，泥土不断地往母亲的裤角上沾、布鞋里钻，好像在跟母亲撒娇似的。母亲才不管泥土怎么个调皮法，自是不慌不忙地挖了又挖，然后用锄头把大坨的泥块一一打散。泥块散开的一瞬间，像从大地里飞出一簇簇“烟花”，不绚烂，也绚烂。母亲挖了一会儿，用锄头把挖松的大部分泥土扒到一旁堆起来。

母亲又挖了几锄，停住，慢慢地直起腰——一个崭新的长约两米、宽约一米的凹下去约15厘米的苕厢子，方方正正地呈现出来。母亲迅速地用严苛的目光扫视了苕厢子一遍，在边沿处和中间位置又挖了几锄，硬是把轮廓线弄得直直的，把苕厢子的底部弄得平平的。阳光洒在母亲的身上，母亲的影子映在苕厢子上，忽明忽暗。阳雀儿在不远处的山林里一声接一声地叫，画眉鸟在田间那棵椿树上飞来又飞去，母亲懒得理会。母亲蹲下身子，慎重地拿起竹筐里的苕，轻轻地往苕厢子里放，从苕厢子的一端开始放，一个紧挨一个，一行放满，再放一行。很快，大半边苕厢子被苕占据。母亲又回家去提了一竹筐苕，同样一丝不苟地放进空着的小半边苕厢子里。

最后，母亲选了一个细长的苕塞进苕厢子一角那个空处，刚好填满，就像给一篇文章划了个完美的句号。母亲站起来，舒了一口气，抬头看了一下天，天空蓝得像一个深不可测的海。

苕厢子+苕，在母亲的手里，简直变成了一幅画。是素朴而雅致、内敛又粗犷的乡村风情画，散发浓郁的田园气息，笔触古朴稚拙，色泽沉稳厚重，是乡村田园“原本”一部分的模样。就是再浮躁的心，见到这样的画面，也不由得安静下来。凡人的凡心，需要这样的抚慰，更无法抗拒这样的抚慰。还可以是抽象画，就像蒙德里安使用的色块和线条，乍一看，那么简约，那么平常。可多看几眼，就会陷在那种明快的色块与整齐的线条构建的不动声色的诱惑里（甚至称得上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世界里），触到一种恍若来自喧嚣尘世之外的神秘而磅礴的艺术气息。

苕厢子，苕，苕厢子边堆起的从苕厢里扒出的泥土，竹筐，锄头，母亲，以及周边的田地、庄稼、小草，包括空气里的尘埃，也构成一首无字的诗。诗句在风里飘来飘去，我抓不住。也无需抓住。让那些极具饱满生命力的未经任何修饰的接近于圣洁的诗句，飘进我的心灵深处，就能悄无声息地清除我身体里残留的喧嚣与毒素，完成一次自我救赎般的修炼。

母亲才不关心画呀诗呀什么的。哪怕母亲一辈子都在大地上写“诗”又作“画”，但她自己从来都不这么认为。

母亲回屋里拿了一只旧得快变形的竹撮箕，走到苕厢子边的泥土边，伸出双手把泥土扒进竹撮箕里，挑出草根，捏碎小泥块，然后端起来，走到苕厢子边，温柔地往苕上洒。母亲的身子弓得太厉害，整个人像随时都会扑倒在田地上。母亲摇晃竹撮箕时，身子微微有些颤抖。母亲的双手有节奏地晃动，泥土沿着竹撮箕的前沿均匀地洒落，像一道泥土形成的瀑布。一个个越过寒冬的苕，安详又坦然地接受一粒粒泥土的轻抚。母亲接连端起一竹撮箕竹撮箕的泥土洒在苕上，不一会儿，所有的苕都被一层细细软软的泥土覆盖。就像盖上一床崭新而温暖的被子。母亲又沿着苕厢子走了一圈，看看哪里泥土厚了，用手扒开一些，哪里泥土薄了，再添几捧。苕们一动不动地躺在泥土里，也许什么都没想吧，也许在窃窃私语吧。母亲好像没去听苕的动静，母亲又好像听得见苕的一切悄悄话。母亲一刻也不歇息，她又回屋去提了几桶水，均匀地浇在苕厢子里，接着拿来七八根竹篾片，插在苕厢子长一些的两条边上，盖上白色的薄膜，用土块压紧边沿。就这样，一厢子苕面好了。母亲的脸上，终于浮现一丝淡淡的笑意。作为种苕的苕们，重新回到田地的怀抱之中，究竟是怎么想的，母亲其实也搞不清，我更搞不清，没有人搞得清。人能确定的是，苕们只要一回到田地里，就会重新发芽，拼命生长，冲破黑暗，迎向全新的光明。这甚至像一种重生。这正是人想要看到的，这会带来人想要的“结果”。这就够了。

看着母亲刚刚面好的一厢子苕，我还分明感到，有一些东西从苕厢子里透出来，不由分说就勾出了我记忆中的许多片段。

小时候，每到惊蛰时节，母亲都会在屋旁这块田地里面苕。那时候，母亲年轻着呢，黑发挽在耳后，走起路来带风，好像总有用不完的力气。面苕这点农活，母亲三下两下就干完了。

我特别喜欢跟着母亲去看苕厢子里苕秧子的长势，每每看到苕秧子破土而出，说不清的欣喜便溢满心头。苕秧子当真是见风长，用不了几天就忽拉拉地长得如密林一般，挨挨挤挤，郁郁葱葱，那蓬勃的生机简直无处安放，那昂扬的气势简直不可一世。母亲呢，站在苕厢子边看她的苕秧子，就像一个威严的将军在视察士兵。“士兵们”一个一个风华正茂，精神抖擞，挺直了“身子”接受“将军”的检阅。轻柔的风拂过，苕秧子们点点头，母亲微微笑，苕秧子与母亲之间，就完成一种奇妙的交流。

谷雨过后，苕秧子更是一天比一天长得快。待到苕秧子长到接近一尺高，母亲便握一把磨得锃亮的镰刀，提一个精巧的小竹筐，将苕秧子自根部齐刷刷地割断。刀锋割开苕茎的一刹那，苕秧子像发出一声声尖叫，一些汁液飞溅出来。不过，苕秧子也不用担心，母亲只是带它们去到“新家”。苕秧子冷静下来，顺从地依偎在母亲手里，好一副楚楚可怜惹人喜爱的样子！母亲有个习惯，那就是一定要将割了的苕秧子数一数，100根整齐地放一起，用棕叶子捆成一捆。母亲数苕秧子的时候，若是周围有人经过，和她打个招呼，或是问个事，就打乱了她数苕秧子的节奏，等回过头后，往往不记得数到哪了，于是笑笑自己的记性差，又不紧不慢地从头开始数。有时候，我也跟着母亲一起数，一起捆。老实说，我曾对母亲数苕秧子感到不解，数或不数，不都是一样要栽起来嘛。母亲也没空揣摩我的小心思，只是嘱咐我数得仔细点，捆之前，把根部弄齐整，我乖乖照做，始终没问过母亲为啥要数苕秧子。

母亲把捆好的苕秧子放在竹背篓里，背到远远近近的几块田地里去栽。这活看似简单，却也讲究一些技巧。一是栽苕秧子的窝子，要挖得深浅适度，才有利于苕秧子更快地生根。二是苕秧子不能垂直放，而要尽量贴着田地斜放，因为苕秧子从来就不擅长向上生长，所以一开始也得顺着它们的意思。三是掩埋苕秧子的泥土不能太硬，更不能压得太紧，不然栽下去半个月还是个要死不活的模样。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栽苕秧子还得趁田地湿润。泥土太干了，苕秧子难以成活；泥土太湿了，人在田里栽着栽着，踩来踩去，把泥土也给踩板结了，苕秧子好些天才能缓过神来。母亲常常一栽就是大半天，连饭都顾不上吃一口。从田间回来，母亲一边在院子里擦锄头上泥土，倒鞋子里的泥土，一边自言自语地进行总结与规划：今天栽了500根，栽完就下雨，太好哒；后头坡上，再栽200根，估计就栽满了；门前的田里，先栽了300根，还栽个300根。原来，母亲对于自己栽的苕秧子，是要做到心中有数啊。呵，其实，母亲对于很有事，心中都非常有“数”。母亲认真记数的样子，深深地刻在我心里。后来，我在任何地方看到苕秧子，母亲数苕秧子的情形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几场夏风一吹，几场夏雨一淋，苕秧子愈发放肆生长。好像眨眼功夫，苕秧子就长成一片片密不透缝的苕藤子了。苕藤子纵横交错，缠缠绕绕，甚至像一场不顾死活的缠绵到无以复回的爱恋。这个时节，就需要翻苕藤子。任苕藤子这么疯下去是不行的，得把苕藤子的主茎掐掉，才能让苕藤子掩饰之下的在泥土里黑暗里同样放肆生长的苕吸收更多的养分，长得更多，更大。母亲翻苕藤子的动作可潇洒呢，只见她站在一片绿盈盈的苕藤子里，弯下腰，低着头，手一伸，一根苕藤子的主茎还在悠闲地做着梦呢，就被毫不客气地掐掉。母亲将掐断的苕藤子麻利地往旁边一甩，苕藤子在空气里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断裂的一端被母亲握在手里。待掐完好几窝苕藤子的主茎，则扎成一束，扔在一边。我呢，学着母亲的样子翻苕藤子，可就是学不到精髓，动作笨拙又缓慢，还常常一不小心认错了主茎，该掐的没掐，把不该掐的给掐了。不过，我玩苕藤子倒是一套一套的，比如，把苕藤子挂在脖子上当项链；把苕叶的茎撕成凹凸状的长条，挂在耳朵上当耳环，缠在手臂上当手链。母亲也是无可奈何，只是偶尔笑我是个“苕脑壳”（方言，意思是脑瓜子笨）。在我的家乡，形容一个人笨或傻，通常都会使用“苕”这个字。比如，“苕家伙”“没有哪个有你苕”“苕哈哈的”“苕里苕气”“苕到家了”等，而“苕脑壳”一词，更是使用频率非常高。谁知道苕究竟是哪里得罪了人，背负了这么一层意思。苕若是知道人这么意会它，会不会气得裂开？

先不管苕生不生气，还是回到苕藤子上来。

被掐断的苕藤子，通常会被背回家剁碎了喂猪。那些年，村庄里大多数农家，除了喂年猪，还会喂几头猪卖了换钱。苕藤子几乎是每家每户都会用来喂猪的好庄稼。正是基于此，每家每户都栽苕。母亲一下地翻苕藤子，往往就是几个小时。母亲估摸着背篓里实在装不下更多的苕藤子了，才会将捆好的苕藤子装进背篓里，压紧压实，再用一根削尖的木棍从背篓里的苕藤子顶部插入底部，防止苕藤子在路上掉落。一背篓苕藤子很重，母亲从来不言重。母亲蹲在地上，一手撑地，一手撑一把打杵，奋力地背起来，有时要尝试几次才能背着苕藤子站起来，有时会连背篓带人歪倒在田地里，只得把散乱开来的苕藤子捡起来，重新装进背篓，再试着背起来。母亲背着苕藤子走在乡间小路上，像背着一座绿色的小山，一些苕藤子垂落下来，遮住了母亲的黑发，遮住母亲压弯的腰。母亲的腰，就是这么慢慢地压弯的。母亲的黑发，就是这样慢慢变白的。

那些继续长在田地里的苕藤子，在母亲翻动过后，就像得到某种启示似的，又像是什么都不关心的样子，三下两下便又缠绕成更繁盛地荡漾着绿波的迷宫。好像没有一根苕藤子被掐断过，反正就是不露出任何破绽。好像只有这么炽烈地生长才配得上炽烈得没有退路的夏天，反正横竖都是没有选择的一生。母亲看着这一切发生。母亲的欢喜，无声无息地从眼神里漫出来，整个村庄都弥散着某种安定而素朴的情愫。苕叶子轻颤，在母亲的心头颤成一串好听的音符。风还是懂事，适时吹开了母亲脸上难得的微笑。当然，风也知道，母亲的视线，是抵达了泥土里的——一个个苕，正在鼓足了劲，争分夺秒地长着。苕们的炽烈，一点也不逊色于地上的苕藤子。那样的炽烈，叫泥土一再为之松动。苕内心的火焰，足够把自己的世界的照亮。生而为苕，注定与泥土纠缠不清。哪怕泥土掩住了苕的一生。但也是泥土成就了苕。人看不见的许多地方，总是暗藏着惊心动魄的力量以及行动。人在这世间走着走着，也终将会看见。用心看见。看见了，就不会急着赶路了。不然，走得再起劲，也可能是白走。

夏末秋初，苕藤子长到属于自己的极致丰茂阶段，苕也进入一个更加旺盛的生长阶段。八月初一开苕门——在我家乡的那些村庄里，几乎没有哪个农人不知道这句话——意思够直白：到了农历八月初一，就可以挖苕了。这是农人们总结出的经验。苕门，多么有情趣的说法。在这一天，开苕门的农人其实并不多。苕还未长到最大，苕才勉强有个苕味，还真是有点下不去手呢。不过，但凡这一天去挖苕，还是充满仪式感的。选几窝长得最旺相的苕藤子，用镰刀割掉苕藤子，然后用锄头沿着苕窝子四周挖。这个过程，就像是在解开一道谜题——长了几个月的苕，到底有多大个，一挖见分晓。又像是一挥锄，就把苕的无形之“门”给叩开了，更多的苕将从通过这样的“门”见到光亮，完成某种宿命的完成；农人在叩开这“门”的瞬间，心里的期待和虔诚，天地可鉴。

好些年的八月初一，母亲都会去屋旁那块向阳的田地里开苕门。我只要在家，一定会跟上。淡淡的喜悦弥漫在空气里，好像烈日都温和了一些。我好像八辈子没吃过苕似的，反正就是迷恋开苕门挖出的苕的味道。母亲在田地里左挑右选，才会动手开苕门。“看看这窝怎么样？”母亲将锄头高高地举起，像是自由自语，又像是在对问脚下的田地。随着锄头挖开田地的声音，一个个新鲜的苕破土而出，“哟，苕还不小啦！”“呵，一窝有七八个呢。”苕那淡淡的清香直往鼻孔里钻，把人都给带新鲜了些。一窝苕，大多都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像一个小小的家呢。也有一些苕，可能是想走到梦里的远方，或者是自个儿都不知为何走了神，倔强地横斜在离主根稍远的地方，这样的苕，纯属不按套路出牌，不走寻常路，也因此往往被挖破。锄头挖破苕的一瞬间，清脆的破裂声令挖苕的人心里一惊——可惜了！破裂处会流出苕浆。苕浆沾在手上，难以清洗，沾多了，会沁到皮肤里，乌黑乌黑的，人多的时候，都不好意思把手伸出来。当然，这里提到的不好意思仅限于不懂事的小屁孩，在田地里讨生活的大人，整个生命都被自己所伺弄的田地和庄稼染了“色”，质朴的本色，哪会为手上的苕浆大惊小怪。毫无疑问，那些沾染苕浆的手比很多手干净多了。

九月，苕藤子开始走向枯萎，画风从明朗变得暗哑。就像一个女子，终究还是不可避免地来到了暮年，曾经的无限风华一去不复返，但却显出一种更具质感更有层次更带冲击力的韵味。每一个苕也差不多长到属于自己的巅峰阶段，再也不必作无谓的努力。别以为苕真的“苕”，苕藤子在地上所经历的任何风吹草动，苕在地下都能敏锐地感知到。苕在地下的种种心思，苕藤子在地上也是一清二楚。只不过，苕藤子枯萎之时，便是苕成熟之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就像完美的寓言。阵阵秋风刮起，刮得苕藤子止不住地颤抖，枯叶儿如枯叶蝶般飞起来；刮得泥土一阵阵发凉，凉意在泥土里蔓延，苕静默地接受。也静默地等候一双双手把它们从泥土里挖出来。

挖苕跟栽苕藤子一样，也要抢准时节，才能保证苕的品质。若是没有及时挖，又赶上连续的阴雨天，或者挨到霜降了、下雪了，苕就只能烂在田地里了。烂得农人心里疼呀！要知道，苕对于一个农家来说，分量可不轻哪。苕既是农家的主粮之一，也是用来喂猪的重要粮食。及时把苕全部挖回家，是农人们藏于心的默契。挖苕挖苕挖挖苕，秋色在农人挖苕的节奏里又浓了几分。

母亲在春天栽了多少苕藤子，就得在秋天挖多少窝苕。母亲数过苕藤子，但母亲从来不数苕的个数。至于为什么，我也始终没问过。秋风萧萧里，母亲把所有的苕一锄一锄地挖出泥土，装进背篓，沿着走了无数回的乡间小路，一次一次拼尽全力地背回家。母亲把所有新挖的苕堆放在一间空屋里，堆放出一种丰收的喜悦，堆放出一种真实的安定。

母亲选出上好的苕，变着花样做给一家人吃：去皮或不去皮，放蒸锅里蒸了吃；埋柴火灰里烧了吃；用水煮了吃；将煮熟的苕压成糊状，加少量面粉和白糖，做成苕圆子炸了吃；切成小块，炸得黄灿灿了吃；切成长条，焯水，晒成苕干了吃；剁细，磨成浆，做成苕粑粑了吃；也可以直接削皮了生吃……那些关于吃苕的过往，当时只道是寻常，多年后再回味，仿佛还能闻见那些飘飘忽忽的香气。苕，母亲的苕，甜了我的童年，甜了我的回忆。

还有一项重要的事，那就是留种苕。留了种苕，来年春天才能又面苕，才有新的苕秧子，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母亲选出大小适中、完好无损的苕，风干表面的水分，然后放入苕窖。在我故乡的那些村庄里，以前很多农家都有苕窖，大多在室内，也有少数在室外，用来存放苕过冬。苕这东西，别看它们外形五大三粗，跟个粗犷的汉子似的，实则娇弱得跟个娇滴滴的大小姐似的，经不起风霜雨雪的侵袭，得好好地呵护着呢。母亲到苕窖里放苕，一手提个煤油灯或是握个手电筒，一手提着一竹筐苕，小心翼翼地踩着一架木梯子往下挪。苕窖里黑不溜秋的，母亲一下到里面，就像进入一个神秘的世界，去执行一项神秘的使命，苕们也很配合地进入“角色”。母亲上上下下好几趟，方才把种苕全部放到苕窖里，然后用木板盖上苕窖出入口，像封住一笔财富，又像封住一些秘密。

剩下的大量的苕，则用来喂猪，把这部分苕喂完了，村庄里各家各户也就要陆续杀年猪了。母亲可舍不得浪费半个苕，每天给猪喂多少苕，大致能喂多少天，母亲心里也是有数的。也就是说，这部分苕的多少，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家杀年猪的日子。苕多的话，猪就可以多活几天。苕少的话，猪离死期就近了。好在猪不知道这些，吃苕吃苕吃得乐滋滋的。大冬天的，寒风刺骨，母亲在院子边洗苕，洗后就把苕倒进一个大木盆里，用一把大薄刀对准盆里的苕，快狠稳地剁下去，呲呲呲，嚓嚓嚓，苕块子、苕丁子、苕沫子飞出盆外，飞到母亲头发上衣服上，像在发出抗议。抗议无效，母亲把盆里的每一个苕都剁成细小的碎块，才会停下来，把刀擦干净，然后端起盆，把碎苕倒进煮猪食的大锅里，加水煮开后再加入一些苞谷面闷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农家来说，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每年开春，家家户户都会面一厢子苕，大大小小的苕厢子，承载着不尽相同却同样真诚的希望。秋末，一座座农房里，堆放着或多或少的苕，日子便显出一种说不清的丰满来。

春去秋来，又春去秋来，在悠悠的时光里，在农人默默地劳作里，苕一次一次地完成生命的轮回。那么简单，又那么庄严。那么不动声色，又那么惊心动魄。每一厢新生的苕秧子，和一个人记忆里的某厢苕秧子好像也没什么不同，郁郁葱葱，如孩童一般活力无限。每一片放肆生长的苕藤子，都有可能乱了一个人假装平静的心。每一窝刚挖出来的苕，都有唤醒一个人重新嗅到童年时某窝苕的气息。

老实说，我小时候在村庄里见过了太多的苕，也吃了不少的苕，横竖没觉得苕有什么特别的，甚至觉得苕的确是“苕里苕气”的。也不知是不是近些年我在城市里待得越来越“苕”了，时不时地，在街头巷尾遇到卖苕的农人，就不由得发起呆来，脑子里闪现无数从前关于苕的画面——我这么呆着的时候，看起来应该很像一个苕吧。我愿意这么“苕”着——这种时刻，我离那个简单而快乐的自己很近。

如果可以，我多么希望再做一回小孩，跟着母亲在村庄里面苕、栽苕、挖苕，母亲也没有老去……没有如果。没有哪个人有两次做小孩的机会。没有哪个人不会老去。时光最是公平。时光最是无情。这个春天，母亲的苕厢子又缩小了一些。近几年春天，母亲的苕厢子一直在不断地缩小，缩小。每小一点，母亲就又苍老了许多。我再一次凝视母亲打理的最新的苕厢子，心里泛起无边无际的惆怅。苕秧子很快就会冒出来，母亲还是会一丝不苟地数100根、200根、500根……母亲所栽的苕秧子的总数，也在不断变小，变小。母亲栽苕秧子的速度，正在不断变慢，变慢。母亲握锄头挖苕的动作，正在不断变得迟缓，迟缓。母亲再也背不动一满背篓的苕藤子或苕。就是一背篓空气，母亲现在背着也吃力。母亲的力气，已然无声无息地慢慢地消失于岁月深处。

母亲也知道，如今，苕在家里不再是那么特别的需要了。有苕，偶尔吃一下。没苕，也不会饿着肚子。而且，也不用非得指着大量的苕来喂猪了。可母亲就是放不下田地啊，田地深处，收藏着母亲这一生无数个拼命劳作的瞬间，也收藏着母亲的青春的芳华。母亲就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节气一到，村庄里四处晃动的苕秧子、苕藤子的影子啊，可没有一根是属于她的。母亲从来不解释，只是倔强地依然在房前屋后的田地里，平静地伺弄出跟几十年前也没有不同的苕秧子、苕藤子。秋天，母亲挖出新鲜的苕，待我们兄妹几个回家，就让我们带一些回各自的小家。母亲说，自家那块向阳的坡田里长的苕蛮甜，吃完了又回来拿。我们连连答应。母亲好像忘记了自己老了，还一直不认为她的儿女都长大了。母亲总是把我们兄妹依然当作孩子啊，要让我们带走苕呀、苞谷呀、菜呀等所有她亲手种出的食材。我们也很听话地带走。很多次，我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吃着母亲种的苕，感到如初的甜，直接甜到内心深处。甜得我害怕失去这甜。甜得我不想理会尘世的诸多纷扰。甜得我静静地微笑，笑着笑着，就笑出眼泪。

人生实苦，得允许我贪恋些许的甜。反正，我本来就一纯苕脑壳。我可能是苕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