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丁

老丁的娘共生了十三个孩子，老丁是唯一存活下来的一位。老丁是我在农村老家的邻居。

前几年我见到他时，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牙齿全掉光了，说话都有些哆嗦，还尽露风。老丁出生于1953年，二十岁左右就在全村当上了队长，那时村里人见过的官除了驻队的公社干部之外，队长就是最大的官了。队长管啥？什么都管，村里一年种什么粮食，男人们干什么活，女人们又干什么活，全村养多少头牲口，春季种多少棵树，什么时候修路，什么时候掏泉，谁家的工分一天记多少，谁家的口粮一年分多少，老丁都是说了算的。就连哪只猪崽突然病了，哪只公鸡突然不打鸣了，哪只母猫突然不生育了，老丁也有权亲自过问。村里人能看得见的，或许暂时还看不见的；村里人能想到的，或许暂时还不怎么能想到的，老丁都得操心，因为他是全村的官。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丁是跟我家“最过意不去”的时候，二哥，我，还有弟弟，在前后好几年的时间里，母亲要给我们喂奶，喂完奶之后，才去上地干活，难免有时误了上工的时间，老丁就当着众人的面批评我母亲，听说那是家常便饭了。但母亲嘴并不笨拙：“我给孩子喂奶，是犯了哪门子的王法！”每每听到母亲所受的冤屈，我竟然产生莫名的懊恼：“我们那时不吃奶该多好哇！”然而，人不吃奶怎能长得大？父亲在生产队里的时候身体就不好，曾经患过胃出血，但并未引起队长的多少同情，犁地，修路，掏粪，锄田，担麦子，扛麻袋，重活累活，一样也没少，也许这就是人民公社，什么都公平，连干活也不例外。但这些年，我好像从来没有听到父亲的一声埋怨，难道是活儿并不太重？听说，一次因为划地角线的事，队长还和父亲打过一架，谁赢谁输，自然不得而知了。

老丁尽忙了大家的事，个人的事却耽搁了下来，二十几岁还没娶上媳妇。那时公社推荐村干部到华亭、窑街当煤矿工人，邻村有人报名去了，可老丁坚持不去，别人一个劲地劝他：“去了，混个女人没问题。”老丁舍不下他的事业，老丁有老丁的分析，苏美在争霸，核战争箭在弦上，而且中国的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讲：“我们要准备打大仗。” 老丁更是响应号召，组织村里人挖防空洞（那个土窑洞直到现在还存在，我小时候和伙伴们点燃橡胶皮，打着火把钻进去还捉过几回迷藏呢）。据老丁的判断，世界大战一旦打起来对他是有利的，碰上一个苦口婆心劝老丁赶紧找媳妇的人，老丁听得腻了，就有点不耐烦了，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起来，女人多的是！”

老丁就是这么一个犟人。犟的不仅于此，70年代末期，安徽凤阳县土地联产承包的风声吹进了我们村里，村里个别消息灵通的人知道了，那会大家在干完活的当下，私下里议论着：“土地要下放了。”藏着掖着，还是传到了老丁的耳朵里，老丁十分恼火：“嘿！土地要是能下放，太阳就打西边出来了！”就这样，在村民们半信半疑的眼神里，在老丁忐忑不安的心绪里，人们像以前一样忙碌着。

谁也没有想到的事件发生了——1981年，全村正式下放土地，老百姓有自己的地种了，各操心各的事，各过各的日子了。老丁和他的母亲也分到了两口人的地，老丁也开始分种了。那时的老丁话语不再犀利，行动不再麻利，额头上爬上了满脸的愁绪，时常把两只手挽在袖筒里，头发也蓬蓬松松的，没有了笑容，没有了爽朗，甚至没有了希望。有人曾看见过，天色晚下来的时候，老丁还蹲在家门口的一堵墙前黯然神伤过。

可老丁还是老丁，老丁得活着。那时我也七八岁了，老丁见了我也不骂我，老丁开始变得喜欢村里的孩子了，但孩子们也有几分怯怯的怕，因为老丁长着一脸钢茬似的胡须，哪个调皮的孩子不听话，老丁抓鸡似的一把攥住，把脸贴上去，扎上他一回 ，孩子们便跑得老远，下回再也不敢捣蛋了。

老丁的母亲，我叫二娘，是一个十分慈祥的老太太，裹着小脚，盘坐在炕上，身子慢悠悠地摇着，时常给我讲古经（就是那些似懂非懂的故事，比如两个蛤蟆咬，后面跟着两个娃娃跑啦）。我家的院落和老丁家的院落不远，中间隔着两排修长的白杨树，高高的，像两排整齐的兵，那随风摇曳的枝条又像美女飘逸的发，那是我年少时永远不厌的风景。夏天，我还在树荫下读过书呢。不过，我穿过白杨树可不是专门去听古经的，二娘总能给我馍馍吃。二娘烙的白面饼厚厚的，圆圆的，像个铜锅盖，刚出来，热热的，一把抓住一个，一股热像电流般仿佛传到了心窝里，忘情地啃呀啃，那是多么的香啊！因为那时我家孩子多，从来没有肆无忌惮地吃过一回馍。直到后来的日子，我再也没吃过比二娘烙的馍更好吃的馍了。以致混熟了，我也就不再打招呼了，一进老丁的家门，便直奔厨房，把手伸进放馍的蒲篮（是用柳树枝编的，模样类似簸箕，能盛放食物），都不用看，准能摸着一个馒头，或者一个饼子来。哈哈，那种感觉真是地球人对食物最奇妙的感觉吧！

老丁在队长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年。卸任后的老丁明显像一个闲人似的，我家的地多，老丁又是我家的邻居，父亲有时叫上老丁给我家帮忙干一些农活。老丁还喜欢下棋，将上几军十分过瘾，他很在意棋的输赢，要是让围在一旁的十几岁的娃娃给搅和了，老丁愤怒地一把推开：“去！你们这些娃娃仔仔失了牛大的茶了！”（就是特别得让人讨厌的意思），孩子们才嬉笑着四散开来。

老丁再也熬不下去了，上世纪90年代末，老丁留下了老母亲由同村一个本家照看，到徽县的山里招婿了，那个女人虽然比老丁小，但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听说此前的男人大脑不太好使，因于生活的困顿一撒腿跑了。老丁就开始了新的生活，成天为一家老小忙碌着，农闲时刻到附近的镇上麻沿河一带给人背石头挣点零花钱。老丁曾回老家探过亲，逢人便一五一十地说，今年的庄稼怎么样，孩子怎么样，家里怎么样。听说那里是石头山，一年的收成不怎么好，交通也不怎么方便，但老丁每天总算能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饭，晚上也有老婆陪了，老丁成了一个十足的男人。那时的老丁已经快50岁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把老丁给害苦了。听说老丁所在的村子去世了一位老人，老丁跑到几十里外的集市上买回来一只祭祀用的公鸡，由于天色晚了，就和自家的二十多只鸡圈在一起。谁知第二天一早，发现家里的鸡几乎死光了，因为那只鸡是只瘟鸡。老丁的老婆一气之下，把老丁从家里连骂带撵赶了出来。那一夜，老丁寄宿在一个老乡的家里，老丁哭了，双手摸着老泪，在一个背井离乡的地方哭了一夜……

（禾苗，原名李和平，系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老丁》发表于《散文选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