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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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天来心有点闹，闹的不仅是眼前的事，还有岁月落下来的一粒粒种子，连同春天一起发芽了。我还很惊诧：“枝头春意闹”，时间尚早了些吧。
第一粒
刚背起书包的年纪真是对学习向往得很，当然，向往的还有那一支稀罕的钢笔。刚开始，我连握笔都不会，只能学着拿铅笔写字，拿树棍儿在地上写字，拿手指头在另一只手上写字。
然而，始终没摸过钢笔，钢笔便成神圣的了，钢的尖，镀了一层黄，金灿灿的，好一派直插云霄的气势。还有一个软和的大肚子，神气的很，能喝水，也能吐水，当作孩子们的玩具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外面还裹着一层衣服，那是钢笔的笔筒了，上身和下身都有，紧紧地套在一起，给人天衣无缝般的感觉。这就是心仪的钢笔啊，我太渴望拥有它了!
时间过了约莫两年，父亲有一天突然给了我两元钱，说：“给你自己买一支钢笔吧。”我总算没听错，快速地出了家门，就开心地往集市上走。那里有一个个沿街而设的商店，一路上那个心情呀真是没法说，你要是喝过蜂蜜的话，是可以想象的，比那甜多了。商店就在集市的入口处，商店的售货员是位阿姨，三十岁的样子，模样挺周正，我屏住了气，把紧攥在兜里的钱递上了柜台。那时的柜台比我还高半个头呢，阿姨就递过来一支钢笔，笔身是墨绿色的，只是笔尖有点粗，没有我盼望得那么完美。在触到钢笔的那一刻，我感觉触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梦。
就是太高兴了吧，我惹下了祸。在集市的街道上转了一圈，忽而记起，我的钢笔呢，左摸右摸，上摸下摸，就是不见一个影儿，焦渴的心驱使我气喘喘地跑向了商店，一问，没见着，我说：“刚买的，我可能落在柜台上了。”阿姨又一次无奈的回答，竟带出了我眼眶中的几圈泪。
后来，我用过各种各样的钢笔，英雄牌的，白雪牌的，圆头的，扁头的，乌色的，金色的，粗长的，细小的……他们像时光的影子陪伴我走过了多少年，然而，唯独那只遗落在柜台的钢笔，至今在我的心里灿灿发亮。
第二粒
儿时，我从不以为秋是多么的凄凉，我倒盼望着一年的秋天早早的来临，我就可以挑上篮筐，到外面捡树叶去了。是虫子哥带着我去的，虫子哥是我的一个堂哥，比我大近十岁，在我的印象中，他可是大人了。就这样，虫子哥担着两个大筐走在前面，稳稳当当；我挑着两个小筐走在后面，磕磕绊绊。穿过村子，来到一片十亩见方的坡地上，树群密集地站立着，好像迎接着我们，大多是柳树、白杨树，还有少量的槐树、核桃树。我是不需要爬上树的，我有我的秋风，秋风是我的帮手，不是我扫落叶，是秋风扫落叶。
我们去时，叶子落了一地，像撒了一地的金子，一团一团的，堆起的地方，厚厚的，你尽管大把大把地掬，掬起一把放进篮子里，又急急地掬起一把，再放进去。我们猛然抬头，有的枝干上还挂着一支或两支的树叶，孤零零地飘在空中，像小女孩额前飘着的短发。虫子哥说：“我上去把它们给打下来!”说着，就神速地爬上了树：两手一抱，两脚一蹬，“噌噌噌”，印象中比松鼠还快呢。虫子哥挥舞着长杆就“扫荡”开了，叶子便稀里哗啦地往下掉，一片挨着一片，我赶忙过去接应，三三两两的叶子便扑簌簌落在了我的掌心上。看呀看，凌空高傲的叶子啊，你终于攥在我的掌心里了。
虫子哥总是先把自己的弄满，然后就帮着往我的篮里灌，是虫子哥启发了我的劳动，我的劳动从虫子哥那儿开始的。从小我就热爱上劳动了，因为劳动中充满着无穷的乐趣。
然而，虫子哥后来患了肝癌，去世已经有三年多的光景了，我还不曾到虫子哥的坟头上去过一回。不过，我一定会去的，我会带上一篮子树叶，献给我的虫子哥。
第三粒
阴历的三月二十八日，在乡亲们的眼中，绝对是一个隆重的节日。唱社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不是人们压根儿就没见过戏，是每年都非唱不可的事。一年和一年请的剧团不一样，有宁夏西吉的，固原的，有陕西咸阳的，凤翔的，还有甘肃静宁的，通渭的，甚至还有驴贩子的（镇上有一个村组建了一个戏班子，这个村贩驴的人多，于是因此而得名）。
这唱戏有大大小小的开销，钱由乡亲们分摊，按人头摊，不管你看不看戏。连吃的鸡蛋、白面、清油，都得分摊，于是在唱戏的几天里，会长便到每户家中去收（每村基本上是每年由两人轮流当会长），经常会碰到一个会长担着担子，另一个会长提着秤，活像解放前收债的地主。清油倒是很麻烦的，每家量少，但也得收呀，他们就找了个塑料瓶子，按标准倒，然后再集中到一个大塑料桶子里。
这种风俗直到现在还延续着，只是现在唱起戏来，捐款的人多了，有苹果窖上的老板，有企业主，有从事个体的商贩，有城里包活的包工头，以及当地庙里的僧人。
唱社戏，高兴的自然是老年人，老年人拿着板凳，戴上老花镜，坐在一起，一边似醒非醒地欣赏，一边以自己的眼光品评着戏里的每一个角色。我记得常演的剧目有《韩琦杀庙》、《周仁回府》、《苏武牧羊》、《打镇台》，老人们一边捋着长长的带着口水的胡子，一边哄着偎依在自己怀里的小孙子。高兴的还有青年们，什么壮小伙子，什么大姑娘们，都按耐不住寂寥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活，人跟着心早跑到戏场里去了，白天看，晚上也看，生怕落下来一场，他们多半不是冲着戏去的。一会儿，瞅着了邻村的姑娘，拨开人群，挤到炸爆米花的小摊上，买上一包绽开花芯的爆米花，就出了戏场子，到村里的麦草垛后面去了。
记得有一年，母亲给我缝制了一件蓝卡叽布的新裤子，二十八一大早就穿上了，兴奋得直蹦，和小伙伴们思慕着看戏去。前夜下了一场雨，门前的水渠里积满了雨水，我们就打呀闹呀，谁知脚下一滑，我掉进泥里了。没有了新裤子，我就没有看戏去。那个失望劲儿，至今揭开，还像老醋坛子。
第四粒
儿时，装在兜里不小心滚落的一颗核桃，被风裹起埋在了土里，谁知第二年竟长出了一颗小小的树苗。那是绿的核桃苗，真是太欣喜了！
时间一久，核桃苗竟然在心底发芽，疯长。我的老家有四颗核桃树，靠着院墙的一棵，树冠高大而且浓密，竟爬到了屋顶上，像个锅盖，但结的核桃又瘦又小，还挺难看。门前的一棵，旁边还盘着个驴槽，夏天常常拴着驴缰绳，估计活得也够呛。场边上还有并排的两棵，一模一样高，样子挺拔端正，英俊潇洒，结的核桃也是一样的大。我便常生怀疑，难道它们是孪生的？母亲说：“人有一娘生的，树也有。”
母亲接着就讲起了她经历的故事：有一年，我家门前飞来了一只喜鹊，嘴里衔了两枚核桃，喜鹊就把它栽下来，后来就长成了核桃树。核桃熟了的时候，我常常爬到浓荫密布的树杈上去，顺手摘呀摘呀，直到兜里的掉在地上了，还在使劲地往兜里继续塞。
然而，我总是不满足于在自家的树上摘，在我的心目中，别人家的又大又圆，又好又香。村里有一棵“核桃王”，据老人们讲，那树足有百年的树龄，树冠延伸的地方足有半亩地那样大，自然张开的核桃叶像一把把扇子，风儿吹来忽闪忽闪的，像波浪似地愉快地翻滚，我就琢磨着有一天能钻到那里美美地摘上一回核桃。
白露一过，心里掩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开始萌发了。我和邻家的小伙伴就真的跑去了，此前还做了好几天的侦查呢，我坚信，应该万无一失！那树冠从空中直垂下来，树枝快要挨着地面，核桃探出的小脑袋看得十分清晰，有的孤零零的一颗立在枝头，有的两颗头挨着头显出难舍难分的样子。正当我们摘得起劲的时候，忽然有人老远地大声喊起来。那一定是主人来了，我们撒腿就跑，跑了不远，还是让主人给逮住了，等待未知的惩罚。我们只好把兜里的核桃一个一个地翻出来，我的一数，共十一颗。那家主人当过兵，手劲蛮大，揪住耳朵就训斥：“十一颗核桃，十一块钱，明天赶紧让你爹把钱拿着来！”截至现在，我还欠着人家的钱呢。
后来，我谈了一个女朋友，特别喜欢吃绿皮的核桃，就是核桃面刚饱，尚未完全成熟，核桃皮还未自然脱落。有一回的国庆节，弟弟恰巧回老家，我好说歹说让捎上一箱子，虽然班车上人很挤。为此，母亲还在电话中特别问了我：“你怎么喜欢吃起了绿皮的核桃！？”我把带来的纸箱子从外面裹了一层布，焐了约一个礼拜，取出来，把核桃轻轻往桌子上一磕，粘在壳上的绿皮便全掉了，我就给女友拿刀子掰，核桃瓤白嫩白嫩的，还透着一点一点的粉。掰一颗，她就吃一颗，吃完一颗，我再掰一颗。我还一再说：“这东西吃多了不好，每天只能吃五六颗。”可每次她都要吃上十几颗，还努着嘴喋喋不休地问：“能不能给我再掰一颗？”可是现在，或许永远，我再也不能为她掰核桃吃了。
夏天又要来了，火辣辣的阳光洒向大地，家乡的核桃苗又该铺满浓荫了吧。
（该文刊于《散文选刊》、《朔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