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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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尽毕生的情感为你写一首诗，只属于你的史诗。
——题记
大房子
这一刻，我站在密密斜织成雨幕的稻田里，泪流满面。
白岩河水哗哗地向东流去，在水雾的笼罩中翻滚起碧绿的水沫，即将深秋的山野便荡起震耳的涛声。河岸上，那些白墙青瓦的人字形屋顶高低错落，收获后的水田里金黄的稻草垛静默无言，伸手可及的秦岭苍茫起伏。大雨中，江南水乡般的烟雨布满天地，一如我脑海里的波涛汹涌。
汉中市南郑区新田村一组，是我此刻站立的地方，是我半生想要探寻的地方，也是我隔着九十五年的时空，想要永久记住的地方。我站立在田埂上，雨水冲刷着田边的泥土，如无数条蚯蚓飞快地爬向低处，密密斜斜的雨线打湿了我的裤脚，更打湿了我记忆深处一段情感的回忆……
我来这里，是来探寻我婆的痕迹。
婆叫李素芳，出生在眼前这个水乡山村新田村。新田村地处南郑区深处，离光雾山不足三十公里。敲下李素芳这个名字的时候，心里涌起莫名的陌生和敬畏，这个名字因着严格地家教，曾使我讳莫如深，它曾被婆这个称呼长时间取代，甚至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婆是有着名字的。而此刻，我要写下它，我得告诉我的孩子以及后辈儿孙们，他们的祖母、曾祖母叫李素芳，这个名字值得铭记。
一九二七年农历五月，也许正是漫山花开的季节，那个有着陕南山水般灵秀、花朵般芬芳的美丽女子，闺名里就有了一个“芳”字。那个素净的南郑女子，从遇到她命中的那个人起，就再也没能在这恍如画乡的地方安静地生活过，而是把一生的美丽、勤劳、善良永远地留在了她做梦都不曾幻想过的关中之地，用一个陕南女子的隐忍、勤苦改写了一个普通关中人家的家族命运。而她，却只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拖带着一大群孩子回来过两三次，再也没有听一听白岩河的水声，闻一闻稻田畈里的香气。而在去世前的弥留之际，那一遍遍嘶哑着嗓子时高时低的含混呼唤里，一直伴随着清晰而坚定的“回家”“回家”的呢喃……
沿着导航提示的路线，在新田村一组一户人家屋檐下，正在闲聊的周德胜老人在短暂的回忆之后，告诉我，他和我婆就住在一家院子，可以带我去看看老房子。
雨慢慢大了，我在水汽迷蒙中找到了婆娘家的旧址。这是一处依山傍水的地方，典型的秦巴山区地貌。婆的老屋背后是当地人叫做公坡梁的土山，山脊线曲线分明，环绕着这个不大却房屋四散的村庄。土山满目苍翠，云雾缭绕。门前被齐整漂亮的水田包围，水田往南，跨过新修的柏油路，就是清澈碧绿的白岩河，不远处，秦岭连绵。当然，近百年之前这条路还不是柏油路，只可能是一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泥泞的土路上，是否也曾重叠着婆九十五年前的足印？湿滑的泥水里，是否有过她远年未散的体温？
七十多岁的周德胜老人告诉我，他比我婆大一岁，从解放那年搬来，就和我婆住一个院子。陕南人是没有院子的，打开门就是水田或者菜地，要说院子，充其量也不过是门前一小片地坪，没有关中常见的大门和有着高高围墙的庭院。
这样特殊的布局，让两家从外观看上去更像一家，只是房屋的错落和两家之间仅容一人通过的小路，让两家看上去稍有区别。周德胜老人说，婆那时候就长得好看，很会说话，又勤快，大家都喜欢她，插秧、割稻、扯豆子，样样干得来。后来远嫁到关中，就见得少了。在老太婆（婆的母亲）去世前回来过一次，转过年老太婆去世回来奔丧，再好像没回来过。最后一次回来，带着一大家子人，“前头的屋子住不下，还在我家屋头住了几夜。”
是啊，这个美丽、勤快的陕南女子，除了屈指可数的几次回娘家之外，一生的岁月都在关中度过，可她思乡的心绪有几人懂得？又有谁来排解？我蓦地想起，在最后的十数年里，我婆总是在病中，谁也没告诉我，我婆得的到底是什么病，那种一发病就歇斯底里、胡乱言行的病症，是否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思乡之痛？在那样一个交通不便、往来艰难的年代，远嫁女子的归宁是否是治愈隐疾的良药？我不得而知，却似乎又知晓了什么。
我站在这个曾经有着大房子的地方，注视着满是核桃树、榉树、银杏和各种灌木野草的荒草地，想象里还原着曾有的繁荣。
我婆有五个兄弟姐妹，直到今天，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已离开人世。包括那个叫李厚新的亲舅爷，也在这个人世化为一缕青烟。这位舅爷是我婆六姐弟中最有出息的一个，作为国民党时期的军官，他一生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我不得而知，只知道我曾注视着的这个地方在他的兴修之下，曾东西各开两个大门，门楼子都有十来米之高，那些戎装的骑兵骑着高头大马不用低头就可以直接进到院子里。那是怎样的一段风光岁月？在周德胜老人眼里，没有院子的新田村人，却是第一次在婆娘家见到了院子，见到了高耸的门楼、神气的骑兵，甚至他们每天出入都要经过周德胜家的地坪。而眼前，那个曾经辉煌的门楼早已不知去向，地坪里除了一小座被各种木杈支撑着不至于倾塌的小土房，以及小土房门前的鸡埘，再无任何痕迹。而那想象中的高大房屋也被种满了玉米的土地取代。透过残存的土房，依稀看得见阁楼里的稻草，那个黑洞洞的、似乎应该是门的地方，如今也只余一方虚空。隔着遍地杂草，我探寻的目光往里张望。这个像大张着的嘴巴一样的门洞在这个深秋的下午显得神秘莫测，一如乡间常见的高龄老妇，张着掉光了牙齿的、空落落的嘴巴无言沉默，把一生的伤痛欢喜都长久的封存，那曾经的过往便从此永成绝密。
我长久地徘徊在这曾经的院子里，注视着房前高大的榉树、芭蕉树。屋后茂盛的竹林是否曾经见证过这个大家庭的兴衰？是否看见过婆曾有的美丽？那房前屋后的一缕清风是否吹拂过婆的发丝？我发出轻轻地追问，却只有一声长长的叹息，化在浓稠的雨雾里，铺洒在我的脸颊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
灰白色、摇摇欲坠的土房子，是晴天水田里的泥色，泛着冰冷的灰。外墙的土看上去支撑了很久，虚弱易碎，仿佛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倒塌。只有我舅爷亲手栽下的榉树依然坚挺，树干坚硬，青苔覆身，用巨大的树冠见证着曾有的繁华。
对我的舅爷李厚新，用周德胜老人的话来说就是，“人家是个很有本事的人，有文化，人很精干。”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舅爷的国民党军官身份进行了平反，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光，跟随舅爷一生戎马奔波的美丽舅奶无法生育，俩人一生无儿无女，留下一个无从追忆的过往和一段扑朔的家族传说。如今，我的李厚新舅爷就埋在茂盛竹林后的公坡梁上一个叫左家崖的地方，只有苍茫崖坡作伴，清风相陪。
我问周德胜老人，李厚新舅爷和我婆哪个大？他极力思考之后，摇摇头，一幅说不清的表情。我再问他，我和我婆像不像？他脖子往后一梗，端详了一下，点点头说，“像，真像，简直是一个模样。”
大户人家
婆识字。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婆识字。我六岁那年，还在学前班拼读蝌蚪般的拼音，婆就让我在裁得整整齐齐的黄纸上抄佛经。作为奖励，婆在我每抄满一页纸后就会喂给我一口炒面。
炒面是用新麦面细细地用文火焙炒，看上去颜色发暗，吃到嘴里却奇香，是那种混合着粮食和香油的香。婆这时候会纳着鞋底，或者打袼褙。阴雨天，婆纳鞋底；遇到晴天，就打袼褙。打袼褙就是把一层层从旧床单或者旧衣服上扯下来的布条，用面粉炒成的浆糊一层层刷平展，晾干以后结成一个厚厚的硬布板，在这些布板上，用粉笔划出鞋样儿或者袜底样儿，覆上白粗布，就可以纳成鞋底或袜底了。用木板样的硬褙子纳成的鞋底或袜底却越穿越软和，不但随脚，还很吸汗耐穿。家里大大小小十几口人的鞋底或者袜底，就是靠着婆农闲及饭做好后的空隙纳的。婆手上活不停，眼睛却总瞅着我写字。偶尔我说个让她发笑的话，她会停下手上的活儿，跟我一起笑起来。有时候是她刚喂了我一口炒面，随口说了一句什么，我噗嗤一声没忍住，炒面就会喷她一脸，那纷纷扬扬的炒面，像冬日里的初雪，撒得满纸都是，为这个，少不了我们婆孙俩再笑一回。
婆那时候就给我说，字要端正，要好看，这是人的脸面。每当我抄满一页纸，她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儿，拿过本子检查一番。写错或写歪的字，婆会让我在旁边补上。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婆是认得那些字的，而对于我，那些一个个彼此不同的字只是我照猫画虎描摹上去而已，婆却认为我写得好。后来我上学了，字写得总是受到老师表扬，或许跟学前这段经历有关。
婆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家里有着上好的水田，在汉中有着银号，婆的父亲是个开明的地主，给婆及她的兄弟姐妹们请了私塾先生上课，所以婆是她那个年纪里少数识文断字的人。婆的好日子，在婆的亲娘去世以后没有了。那时候，婆还是一个待嫁的女子。婆的父亲后来新纳了一房，继母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就不再喜欢婆。
解放前，国民党四处抓壮丁抵抗共产党，爷爷为了逃壮丁跑到了汉中。打得一手好算盘的爷爷在外曾祖父的银号里当伙计，高大英俊的样貌加上一手好手艺，深得婆的父亲喜爱，于是，外曾祖父就把婆许配给了年长婆四岁的爷爷。在我父亲三岁那年，爷爷带着婆及姑姑、父亲回到了关中，也就是我后来生长的张家岗村。
数年前，我曾在一本发黄的相册里，看到过爷和婆的婚纱照，帅气的爷爷穿着长袍马褂，带着西式的礼帽，婆穿着曳地的婚纱，头纱下，是鹅蛋脸、大眼睛的清秀面庞。虽然脸颊上的腮红是人工涂上去的，但是小小的相片依然掩不住青春的美貌和初婚的羞涩幸福。
就这样，婆远嫁到了关中。对于一个出生在旧时代的闺阁女子来说，尽管接受了文化上的教育，可能够走出去看到的世界毕竟有限。或许，婆能应允这门亲事，除了相中爷爷的能干帅气，也和她当姑娘时从未走出过陕南山水有关。也许，在她的印象里，关中是和汉中一样有山有水的地方。对这一点猜测，是从我有记忆以后在家中的饭碗里发现的：我经常会吃到村邻别家所没有的棒骨炖莲藕萝卜、浆水面，经常从三伏天院子里晒着的席子上看到臭臭的、面目全非的黄豆，以及杂物间坛子里用白菜裹起来的腐乳。这些饮食，在当时交通尚不发达的关中农村是一种稀罕。每每做成了豆豉、腐乳，熬了棒骨汤，婆总会给平日里相互接济的村邻送去。直到接近四十岁，我才理解了婆在她远嫁之后对家乡的思念，对家乡风物的记挂，而那些地道的汉中食物只是她在平淡农家生活中思念家乡的无心泄密。
婆去世四五年后，有一次，我带着爷爷去吃馆子。想起从小偏爱的汉中菜，便带爷爷去了一家陕南菜馆。当一盆炖菜端上桌的时候，爷爷喝了一口汤，瞬间老泪纵横，说，“你婆当年做得就是这个味儿……”
而只有我知道，一个从小就被唤做“二小姐”的婆，是靠着怎样的点滴记忆，把心里对无法归家的思念化成了自小就熟悉的美食，又是怎样经历一遍遍食材搜索后，最终让这些滋养了她乡愁的饮食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日三餐，从而被爷爷一生记挂……
大家庭
村里人称呼爷爷为二爷，婆自然就成了二婆。村人相互称呼，往往以各自在家族中的排序为名。二婆这个称呼伴随了婆一生，直到婆离世。而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大爷和大婆，印象中，我家的排行是从“二”开始的。
爷爷有两个弟弟，还未成年，父母便先后离世，无形中，排行老二的爷爷成了两个弟弟的父亲。照顾和抚养两个弟弟成人，成了爷和婆一生挥之不去的责任。
爷爷的三弟在四川乐山，是解放后村子里第一个考到外省的大学生，毕业后留到了那个美丽的蜀地，扎根乐山，生儿育女。刚刚在乐山成家的三爷，家里生第一个丫头时，依然拮据。爷爷便带着婆准备好的母鸡、天麻以及家里所剩不多的小麦，满满当当装了一大麻袋，坐着火车硬座去看三爷一家：城里人不让养鸡，坐月子得喝鸡汤，这是爷爷一生朴素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后来当然也惠及生了孩子的我。
那时候，全国刚刚解放不久，家家不富裕，千里迢迢背着一麻袋土特产的爷爷，硬是蹲蹲站站的到了乐山，算是尽到了一点类似家乡老父亲对儿子儿媳的责任。这个故事，是被爷爷当成颇为自豪的传奇来讲的，夏天晒麦子的晒场树荫下，深秋时节收获了玉米编玉米辫子的场院里，爷爷这个代父尽责的故事，伴随着我懵懂到青年，直到他离世。爷爷所能做的是尽力担一个父亲的职责，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带走了家里所能带的最体面的食物，却给婆留下了一大家人面临着吃不上盐的难题，家家的鸡屁股可都是盐罐子啊。
即便这样，婆也是一言不发，尽量在粗糙微薄的收成里关照一家人的饮食生活。积年累月地在地角边头，撒些菜籽，雍几行葱，让这些零星的菜蔬果豆成为大家族里的饭桌补充。
勤劳的婆还有一个我从小目睹的习惯，那就是在做好饭之后，从来不在院子里那棵大核桃树下的石桌子边吃饭，而总是在灶台下已经磨得锃光瓦亮的玉米皮蒲团上将就一碗，而那样的一碗，也还是给爷爷、姑姑、叔叔们盛完饭之后的剩余，至于是否能够饱腹，也只有她自己知道。
每到了“三夏”大忙时节或者收秋时节，婆和爷、父亲他们一道天不明就赶到地里干活，干到天色微明，再急匆匆赶回家给一家老小十几口人做早饭。常常是饿了啃个馍，就赶紧去地里换爷爷他们回来吃饭，偶尔去得晚了，爷爷那有名的暴脾气会吼叫得满地里人人张望。这样的时候，婆总是低了头，一言不发，拾起地头的镰刀或者背起背篓，默不作声地干活。
就这样，婆和爷在共同生活的五十七年中，一起耕种着村里的几亩田地，生育了三男四女七个孩子，其中，四个孩子或考学或招工早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吃上了当时的“商品粮”，成为村子里拥有大学生最多的人家。婆也把五十多年的光阴消磨在收种与生育之间，因为过度劳作，到老一身病痛。而直到2004年去世，婆的一生都笼罩在爷爷的权威之下。或许这也是婆年轻时所没想到的吧，关中男人的倔强、暴躁以及黄土地一般沉重的大男子主义，让婆的一生都在拘谨中度过。
婆的好人缘是村里出了名的。张家岗村从清代开始，从起初的八姓而居，到现在的近乎十个姓杂居，历经战乱、瘟疫、匪患的增减递补，有的人家在明末回乱中不知所踪，连带着这一门人再也不复存在。婆就在这样一个人口姓氏不断填充消隐的大村落中，出奇地有着众口一致的好名声。
从地里捎带回来的灰灰菜、荠荠菜，地角边头栽种的长豇豆、肥茄子、细线椒，只要围裙里裹着时鲜蔬菜，遇到那些子女多、家口大的人家，婆总是慷慨的分一小把。那时，总有从河南等外省逃难来村的要饭乞丐，别人家有剩饭了给一碗，没有了就冷言冷语打发出去，婆不，婆总是让那些衣衫破烂的要饭人坐在头门口的核桃树下，进去端一碗热乎的饭，临走的时候再塞一半个馍，有时候还会把姑姑、叔叔们的旧衣服塞在这些要饭的手里，总之，“不空人家”，这是婆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婆的善行给自己赢来了一村人的称赞，远近十里八村的乡亲，都知道张家岗村有个“善老婆”。
七岁那年，爷爷把我们一家分开另过。在农村，分开另过的孩子，意味着已经成年，不再接受父母的接济。我刚上小学，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操持家里五亩多地，还要带着我们姐弟俩，那时小弟还没有出生。每天除了早饭，午饭和晚饭的做饭任务自然就落在我和大弟头上。尤其是午饭，放学时间紧，家里离学校又远，自行车在那时候压根儿就是奢侈品，上下学都是靠着两条腿来回小跑。放学铃一响，我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一路小跑奔回家，给锅里添水、和面，大弟在灶下引火烧锅。大部分时间吃面条——米饭太费菜，只有腊月里割了肉，或者用玉米换了红薯粉条，才能吃一回米饭。我飞速地和面，将面粉揉搓成软硬适中、形状大小一致的面絮絮，一路端着面盆跑到爷爷家——只有爷爷家有压面机。
这时候，婆要给读高中的小姑做饭，灶镬里也是烟熏火燎，听到我的脚步声，婆总是急匆匆跑出来，接过我手里的面盆，指一指案上，那里已经晾好了一碗汤面条。我端起碗，边吃边走到上房搁压面机的地方，婆已经在那里压面了。等我把一碗面条吹着气吃完的时候，婆也开始用韭叶刀嫠面了，嫠完面我接过面盆，一路小跑跑到家，大弟已经烧开了一锅水，就等着面条下锅了。
后来，随着姑姑和叔叔们陆续考上大学、参加工作，家里的条件慢慢好了起来，可婆帮我压面的习惯却从没有中断过，直到我家也新买了压面机，不用再小跑着穿过大半个村子到婆家压面。新买的压面机，搅起来轻松省力，不比婆家的，死沉死沉，还咯吱作响，点了煤油或者菜油也不顶用，压一盆面下来，胳膊几近断掉。
婆手上也有了零用钱。婆的钱是姑姑、叔叔们偷偷给婆的，婆总是舍不得用，悄悄攒起来，有时候我想买个零嘴或者看上了哪本书，婆就趁人不注意偷偷塞给我几块钱。即便是这样，婆还是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那时候，各村都有村庙，各村的村庙自然保佑着各村的人。我们村在村东头的菜地旁也有一座庙，供奉的是何方神明我早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婆总是隔三差五和村里相好的婶子嫂子们到庙里烧香，偶尔也捐个一块两块钱的功德。婆跟着村里妇女烧香这件事，爷爷是不允许的，爷爷一直认为这是在搞封建迷信，婆就只好悄悄去，大多数时候爷爷是被瞒着的。
有一年过完正月十五，学校里刚刚开学，放学回来，家里没了葱，我小跑着去婆家里要葱。一进门就发现气氛不对，婆的灶镬里破例没有烟熏火燎。爷爷青黑着脸，面前站着低着头的婆，旁边是小叔和小婶，看到我慌里慌张的跑进来，小叔和小婶使劲儿给我挤眼睛。我不知所措，爷爷看到我愣在那里，就叫我过去，“你婆去庙里不去？”爷爷一脸和蔼地问我。我眼睛看向婆，婆低着头，一言不发。小叔和小婶急了，在爷爷身后又是摆手又是挤眼摇头，我见状，畏畏缩缩地说，“没有”。爷爷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又盯着我看了一番，半信半疑地背着手踱回上房里去了。
到了晚上放学回来，和母亲坐在炕边吃晚饭，母亲无意中说起，正月十五邓家台庙会，婆悄悄拿了一千元捐了建新庙。这件事原本是悄悄做的，没有人知道，可那是八十年代末，一千元是何等巨款？邓家台村从来没有接到过如此巨额的捐赠，张起了大红纸，将婆的大名写在了第一个。这下周围十里八村都知道婆捐了建庙款，还是一笔大数字。听说了这件事的爷爷的震怒可想而知。
中午之所以拷问我，是知道婆对我这个长孙一向偏爱，这件事也许会跟我说。在拷问小叔小婶无果后，才当面质问我。我的回答，算是暂时让即将爆发的疾风暴雨得到平息。
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婆已经趁着下午爷爷去地里的空隙，找了建庙的负责人，让撤去了大红纸，这件事便也无从对证。
很多年后，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小姑、小叔、小婶和我被安排在一组共同守着婆。那时候，所有在身边的子孙都按照工作忙闲分了组，一组一夜轮流看护婆。有一晚，躺在婆和爷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大炕上，我问小叔，当年婆到底捐了建庙钱没有？小叔沉思了一下，说，捐肯定捐了，那件事闹动得四乡八邻人人尽知，但是就是不知道你婆到底许了什么愿。说完，朝着对面的小床看去。婆蜷着身子，瘦小佝偻，看上去床铺额外宽大。而实际上，那只是一张单人木板床。
我是你的女儿
婆是在2004年农历正月二十八日去世的，而我是正月二十九日的生日。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再过生日。每年临近生日，我的心里总是莫名忧伤，这样的忧伤持续至今。
那一年的正月二十八日凌晨，还在睡梦里，清晰地梦见婆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婆走了。”猛地醒来，才发现我睡在自家床上。迷迷糊糊继续睡去，六点多的时候，父亲打电话告诉我，婆走了。等我赶回老家的时候，婆安详地躺在早已备好的木板床上，睡着了一般，白皙的脸颊温热如常。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家里的长女、爷和婆的长孙。那时候，曾祖父还活着，八十多岁高龄的曾祖父有着他们那个年代固有的重男轻女思想，这一思想也霸据着全家人对我出生的态度。据说，我生下来因为是个女孩，乡里待十天的这个习俗意外地在我这里中断，而在勉强而办的满月席上，也只管待了我的舅家，原本待客常备的七碟子八大碗，也以大碗的卤汁面代替，用母亲耿耿于怀了一辈子的话来说，就是“待麦客的卤汁面就把我娘家打发了。”
曾祖父的重男轻女，除了表现在街道上逢集赶会从不带我，而只带小我三岁的大弟外，还体现在生活中看到我时的不苟言笑。加上曾祖父严格的治家理念，一家老小对待女孩的态度也颇大同小异。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曾祖父给小爸带孩子，在院子里坐着跟孩子玩儿。三姑带着表妹雅雅来看外祖父，那时候的外祖父虽然胃口很好，视力已经大不如从前。视物不清的曾祖父，看来了个小孩子，以为是我大弟，佝偻着身子挣扎着从躺椅上站起身，从他的住屋里抖抖索索摸出半根麻花来，笑眯眯地递给雅雅表妹。表妹和我一样，从未享受过曾祖父这样的待遇，颇为吃惊的接过麻花，迟疑着刚咬了一口，曾祖父一边叫着我娃乖，一边眯缝着眼睛伸出手往裤裆里摸了一把，发觉不是他孙子，立马就瞪着眼睛要去抢表妹手里的麻花。很多年后，亲眼目睹过这一幕的小爸说，你曾祖父那时候就是这样重男轻女，比你在《张家岗纪事》里写得还过分。
即便是这样的家庭氛围，婆对我的态度却从未受过家族观念的影响。直至上了小学、中学、大学，婆还时不时偷偷掖给我零花钱、悄悄塞给我亲戚看望她时带来的糕点、额外给我留着哪怕已经霉掉的豆豉。婆把她的爱无声地渗透在生活的缝隙里。
如果说，母爱是孩子成长中感受到的第一份爱意，婆对我的爱，却是一份放大了的母爱。这份比母爱更宏阔的爱，多年后水一样又延续到了我的女儿身上，以至于刚学会走路的一岁女儿，竟然在一个午后趁着母亲睡着，悄悄爬下炕，扶着墙越过村里家家户户砌在后门的茅厕，一路辗转地去找太奶奶。院子里纳袜底的婆，看到蹒跚摇晃而来的曾孙女，赶忙迎上去，以为是母亲或弟弟送过来的，于是问女儿跟谁来的？还说不出完整句子的女儿笑眯眯地看着婆，头一歪，睡在了婆怀里。很多年过去，直到去世前，一提起这事，婆就撩起衣襟擦眼，说，“碎碎个人儿啊，不知道走了多久才找到太奶奶，我娃的嫩脚啊……。”
记得大学毕业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婆。晴朗的夏日阳光下，婆眯缝着眼睛，白皙细致的皮肤少有皱纹，端详了我半晌，轻轻说了一句，“婆把你背了那么多年，你也背背婆。”我听完愣怔了一下，随即醒悟过来，把婆抱起来放在大门口的碌碡上，转过身，示意婆趴上来。婆笑眯眯地犹豫着，不肯上来。我毫不犹豫地拉过她干枯瘦小的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轻轻地只一下，婆就贴在了我的背上。那一瞬间，我突然有些双眼模糊。
我是在婆的背上长大的，甚至到了三四岁婆还是愿意用布带子将我绑在她的背上干活，而舍不得让我下地走路。这一背，分明是婆想看看她背大的孙女会不会还和小时候一样听她的话而已，哪里是要我真正的去背她？而这一刻，我背着婆走在村庄的巷道里，想起小时候婆的背是那么温暖而阔大，我经常在婆边干活边唠叨的说话声中，被颠簸得昏昏欲睡，或者一睡大半天。那时候婆的背，是这个世界上最安稳舒适的软床，是这个世界上最妥帖的去处，那时候的婆年轻有劲，似乎永远有干不完的活，有使不完的劲儿。可如今，当年在我心里高挑宽厚的婆，如何就变得如此轻飘飘而丝毫不用费力了呢？如何就如此瘦小干枯而如一片失去了水分的树叶？那一刻，心里有个声音响起，婆老了。
此后的几年，婆断断续续地病着，似乎把一生的劳累、积郁、心酸都汇集在了疾病里。父亲和姑姑、叔叔们打听着好的医院和医生，周折医治。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有时候我回去看她，她衣襟上洇着白花花的米汤印儿，像极了头上的一片发丝窝盘在胸口，任我怎么用湿毛巾擦洗也掉不下来。要知道，一辈子灵秀、美丽的婆，是多么爱干净啊，哪怕是土院子，每天早晨都会早早起来清扫得一尘不染，姑姑、叔叔及至我们孙辈的衣服只要有点脏，就会麻利地洗干净，婆说，不笑穷，就笑脏，不管新旧衣服啥时候都要干干净净的。而如今，婆的状况是连自己的干净与否都无法顾及。每每见此，都令我心里绞痛。
陆陆续续的治疗之后，终于，那个日子还是到来了。婆离世前的一个月，几近昏迷，一度时期，连姑姑、叔叔们的脸庞都无法辨认，经常张冠李戴。即使这样，只要我出现，婆就会勉强睁开浑浊的大眼睛，嘴里清晰地吐出我的小名，而且必定要在小名前加上“我”字，以示那份心里的专属。我照例每天去看望她，生怕给自己留下遗憾，长辈们也照例用我作为试探，以测验婆是否意识清楚。
正月二十七日晚，婆依旧奓着双手，挥舞着，嘶哑着声音喊，“回”“回去”“回家”等等字样，姑姑们凑近耳边询问婆，回哪里，紧闭着双眼的婆一声不吭，停顿一会儿，依旧一遍遍呼喊。
那个时候，我朦胧中突然意识到婆口里的“回”是什么。
婆下葬的时候，已是农历二月初，迎春花和零星的桃花已经绽放，柳芽已然新绿，而婆再也看不到她熟悉的第七十八个春天，永远地停留在了七十七岁的严冬。
按照农村的规矩，女儿们是要给故去的母亲制作铭旌的，上面书写着老人一生的品德总结。大姑在制作她那一份铭旌时，问我要不要和她们一样，两个人合着给我婆做一份。我摇摇头说，我要单独做一份。跪在坟前，望着燃烧的纸钱黑蝴蝶似的飘忽升空，我满面泪水，喃喃地默念着，“婆，这辈子我们不是婆孙，我是你的女儿，下辈子，我还做你的女儿。你记得来找我。”
带你归宁
此行是我近几年以来的愿望，越是临近知天命之年，想回去看一看的愿望越强烈。而每一次，尽管鼓足了勇气，最终依旧无法面对，只好放弃。无法面对的到底是什么，却说不清。
即使是这次，临来的时候依然情绪复杂，踟蹰犹豫。婆离开我们已有十六年，十六年来我不敢触碰那份思念，即便是清明、寒衣节上坟，我也只是远远地望一望她的坟茔，或者匆匆磕个头便离开。我知道，这是我深藏在心的一处痛，不管过去了多久，都会疤痕如新，一碰就会血流如注，甚或只是偶尔想起，也会流血不止。
车子驶入南郑，雨滴点点打在车窗上，直至找到了婆娘家的旧址，雨骤然密集，瓢泼般倾泻而下。而在汉中的朋友说，汉中市滴雨未下。
站在公坡梁下，一层层的梯田里稻草垛默立。雨还在下，在这个即将深秋的下午，透过密集的雨雾，我仰望着公坡梁，那里埋着我婆的亲人，也埋着我婆一生的想念和牵挂。
我婆的大堂弟，也就是我的大堂舅爷李厚发，七年前新盖的房子还来不及起二楼，因为孩子们在浙江打工，要替儿子照看孩子，去年将新房卖给了村里人，一家人远赴浙江打工定居，不再回到这个小山村。这个盖在离我婆娘家只有一块稻田距离的小房子，和我婆旧居隔田相望，门前长满了荒草，没有粉刷的红砖透着依稀的潦草。隔着一块黄豆地和一小片荷塘，我小堂舅爷李厚福的三层小楼贴着洁白的瓷砖，立在路边，看上去威武不少，却也是人去楼空。周德胜老人说，小堂舅爷十几年前在外打工不知得了什么紧病，客死他乡，也埋进了公坡梁，他家的儿子女儿也都在浙江，就干脆不再回来。所以，房子也就空着。我立在这两座房子的中间，长久地站立着，任凭雨丝打湿我的衣衫。
周德胜老人在老屋前起了二层高楼，贴上了清一色白瓷砖，还在门前的水田边打上了水泥院子，修了宽阔的一截水泥路，只是老两口依然一把锁锁了门，住回了后头的老屋。老屋苫着乌黑的瓦，瓦片间隙长着碧绿的苔，屋前养着一笼黑兔，兔子们红着眼睛挤在栅栏里往外看，铁丝制的笼子就晃动着，像是正在挤过人群的软桥。
新崭崭的水泥路尽头是厨房，阔大的厨房纵深感很强，似乎是一脚踏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开了灯，昏黄的灯泡上粘着一层黑乎乎的灶油，显得屋内更加昏暗。我站了几分钟才适应屋子里的光线，鼻腔里有股植物烧熟的香气。原来是门背后点着一堆稻草，稻草并没有明火，只捂起一缕青烟，那香味就是从焖着烟的稻草堆里发出来的。燃烧的稻草和烧麦粒的味道一样，散发着粮食烧熟后的爨香。周德胜老人说，这是在用打谷机打出来的草辫子小火烘腊肉，把去年的腊肉用新稻草熏一熏，预备着天冷了吃。腊肉悬吊在两三米高的一截横木上，已经看不出肉的本来颜色。四周的土墙是用泥土和着稻草节打制的土砖砌的，常年的烟火缭绕，使得墙皮子斑斑驳驳，看上去像是墙结了一层黑痂，像一辈子没洗过澡的黑汉，一搓就能搓出黑泥来。
坐在厨房门前，在新稻草燃烧的香味里，仰望着灰白的天空，雨停了。在汉中市南郑区唐口镇新田村一组，湿润的山风微微吹拂，像是你轻轻的来过，我带你来看过了，你的泪是否已干？
后记
敲下最后的时间落款，泪水奔涌而出。这是我写过的最长也最难写的文章。从有这个想法到现在，十余年间，我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苦苦挣扎。其间，两次回到南郑区新田村一组，不管是丽日晴天，还是大雨倾盆，我的心里都未曾真正晴朗过。婆的去世，是我一生挥之不去的痛，也是我十多年来无法面对的现实，以至于这篇文字一年多前起了头，直到今天才收了尾。
这一天，是壬寅年清明节。
这一刻，我泪流满面，嚎啕大哭。
我写下了这些文字，也似乎走出了对婆的牵挂，可我知道，我依然走不出对她无尽的思念，我甚至比十八年前更加不敢面对内心深处的自己。
我们各自安好吧，我爱过你，也哭过你，今天痛快一哭，和着文字，算是一份遥远的祭奠。
望你收悉。
2020年9月25日半稿于汉中
2022年4月4日成稿于杨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