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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瑞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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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19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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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戏


秧歌戏虽不是大戏,在家乡却是人们的精神大餐。

童年里,生活在集体时代,整天是单调的牲畜嘶叫声,偶尔有鸡鸣声,鸟叫声,让人心生反感。让人兴奋的是数月一次的露天电影,活灵活现的人物令人耳目一新。最让人难忘的是家乡的秧歌戏,声情并茂,原汁原味,总能牵动着人们那颗浮动的心。

家乡在千年古县------赞皇县的西南部,方圆数里的人们都爱看秧歌戏,它是土生土长的小剧种,完全是老百姓自导自演,自娱自乐,是农闲时节的文化大餐。

家乡人爱把秧歌戏称为秧歌,它的普及可以和吴桥的杂技相媲美,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都会哼几句。

母亲是个文盲,但对秧歌戏情有独钟,是个不折不扣的戏迷。她看的多了,自然对剧情有所了解,做饭和干活时自己偶尔也哼上几句,韵味十足,权当解闷,还会自言自语的说上一两句,人多了母亲自然闭口不言,生怕自己的唱腔把别人吓跑。

年少的我,对剧情一知半解,偶尔从母亲和别人的口中听个三言两语,但总是无法衔接,顾头不顾尾,跑调更是家常便饭。

在乡下的农村,农闲了,爱唱秧歌戏的一群人找个向阳的院落,锣鼓声一响,立马各就各位,鸦雀无声,只要确定了排练的曲目,便扯起嗓子唱起了秧歌戏。前来听戏的人不多,三三两两。有几只鸡狗从门前经过,对秧歌戏新奇,停下来仰头东张西望,再无声无息地离开。年少的我,若无人讲解,听不懂门道,看不出剧情,真正的门外汉,听着听着就追狗撵鸭去了。年关将近,秧歌戏进入了最后的彩排,偶尔也请来一位“大腕”助阵。尽管不穿戏服,不戴戏帽,不化妆,但他们唱得很认真,入情入味,甚至顾不上吃饭喝水。他们除了娱乐,还为的是年后多一些唱戏的台口,多领略一番外乡的风情。

我们村曾是秧歌戏的发源地之一,随后发展到周围的一些村庄,带出了不少徒弟。不少唱戏的也是家族相传,有时夫妻同台演出。

也有的孩子耳听目染之后不愿意再学戏,宁可下地为农,也不愿意化妆唱戏,认为那是大煞风景之事,辜负了许多的戏迷。

正月里的村庄最为热闹,初五刚过,那些戏迷们自发成立了搭戏台小组。找横木,搭篷布,拧铁丝,平地基,凑乐器,请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村级“戏院”拔地而起,整整齐齐,宽敞明亮。那时秧歌戏一般分为早、中、晚三场。戏迷们早早地吃过饭,搬着小凳子占据了有利位置,始终不敢放弃“阵地”。戏迷们以中老年人居多,他们头戴白羊肚子手巾,在戏台下一坐就是半天,甚至午饭和晚饭让孩子们送来,草草的吃上几口了事。在他们看来,饭宁可少吃,决不能误了看戏。也有的提前将三村五里的亲戚请来一起看戏,为的是叙叙旧情,也多个评头论足之人。

我们一群孩子们只顾得围着戏台疯跑捉迷藏,累了躲在后台的一角看戏子们化妆,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戏衣、各种各样的官帽、各种颜色的胡须、大大小小的靴子。偶尔还会跑到戏台口看看小黑板上用白粉笔写的戏名。我印象里有《卷席筒》《墙头记》《逼上梁山》《铡美案》《辕门斩子》《李天宝吊孝》《花为媒》《七品芝麻官》《窦娥冤》等不过二十几部,唱完了从头再来。若是有外村相约,定会全力以赴,倾其所有,美其名曰“拉厢”“走台口”。当年我们村有个人爱看《卷席筒》的人,里面的人物以及唱腔他早已耳熟能详,可他仍被深深的剧情打动着。剧中那位小仓娃顶着一个小辫子摇来晃去的,特别吸引孩子们,他的唱腔更为有趣和悲伤,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甚至流下了动情的眼泪。

曾经的孩子们也以秧歌戏为骄傲,谁家的亲戚登台了,我们会目不转睛地瞅上半天。我的叔叔十分热爱秧歌戏,他唱得大花脸戏,吼声如雷,干净利落,引来不少的掌声。我们学校的一位女生也曾跟着家长登台演出,她唱得旦角声音洪亮,声情并茂,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一位新人,前途无量。

听惯了秧歌戏的孩子们,偶尔在放学后也学着舞台上的一举一动,披斗篷、敲木板、插头花,连吼带唱几声打发一下无聊的时光。

秧歌戏从每年的正月一直唱到二月。因其吐字清晰,字正腔圆,新台口接二连三,秧歌戏也走出了家门。戏子们也领略了异乡的风情,尝遍了异乡的好酒好菜。

光阴似箭,随着戏班的年轻人转型外出,少了骨干,家乡的秧歌戏也黯然失色。伴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家用电视、VCDDVD等一些视听设备进入了千家万户,人们可以随时观看各种戏曲节目。秧歌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偶尔在乡村不起眼的角落中,看到几位花白胡须的老者,小声地哼唱着,看来秧歌戏对他们依旧一往情深,有很大的吸引力。

后来,我长大了,看过许多的戏曲品种,但对秧歌戏的痴迷始终无可替代,因为秧歌戏承载的乡愁早已深入骨髓,流淌在我对故乡爱恋的热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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