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古为今用

大家都知道，郭沫若的《女神》是其第一部诗集，也是其有影响的诗集。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其诗集中的代表作《女神之再生》并非原创，而系故事新编，只是他用诗表达出来而已。《女神之再生》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影响，这也并不是因古有事，而是新编有意，适合了时代读者心里，适应了民国初年国民精神需求。比如“可是，我们今天的音调，为什么总是不和谐？”“我要去创造些新的光明，不能再在这壁龛中做神。”“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等等。这是一出短小的诗剧，特别是在最后的念白中，由舞台监督者念出来：“你们在乌烟瘴气的黑暗世界当中怕已经坐倦了吧！怕在渴慕着光明了吧……诸君，你们要望新生的太阳出现吗？还是请去自行创造来！”这不是多余的环节，而是作者的作意所为。

此诗创作于动荡不安的民国初年，虽然清王朝已经被推翻，旧的势力却仍在。新的民国虽然建立了，但处在相对混乱的年代，国弱民弱，加之外国入侵，一种革命的浪潮正在袭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列主义思想引入，民主呼声，外力推动开放等，都将这个国家推向了风口浪尖，一大批精英奔走呼号，舍生亡死。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也就是应了时代之需求而产生的作品，所以，诗中关于黑暗的批判，关于再生的呼唤，关于迎接光明的引领，都成了时代的号角。这是从故事中赋予新的思想、新的力量的影响之所在。

《凤凰涅磐》也是诗集《女神》中的代表作，同样是取自传统故事《孔演图》《庄子·秋水》，郭沫若不是简单的组织这故事，却在沉重地批判：“我们飞向西方，西方同是一座屠场。我们飞向东方，东方同是一座囚牢。我们飞向南方，南方同是一座坟墓。我们飞向北方，北方同是一座地狱。我们在这样个世界当中，只好学着海洋哀哭。”这些内容在旧有的文献中肯定是找不到的，郭沫若却在替时代诉说。更重要的是郭沫若并不只是哀嚎，而是直问：“我们青年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我们青年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我们青年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我们青年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特别是后面的“凤凰！凤凰！你们枉为这禽中的灵长！你们死了吗？你们死了吗？”这强烈的呼喊，似乎是在惊醒世人。这数句诗，还在6个段落中通过6种鸟反复的直问出来，更加强了他的主题意识。可谓振聋发聩。随后还指示着这世界“死的光明更生了……死的宇宙更生了……死的凤凰更生了……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最后用高亢的声音引导着“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欢唱在欢唱！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欢唱！欢唱！欢唱！”朋友，你听见了吗？这声音已经直达天顶，经久不息。

还有一首也是《女神》中的，《天狗》取自天狗吞食日月，这是中国传统中家喻户晓的故事，只要是日食了月食了，人们都说让天狗给吃了。这个平淡的故事郭沫若却赋予其新的动力，“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看官，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青年，读了这诗后你会作何感想？我想你一定会被激起高昂的战斗热情吧。

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的《女神》序诗中有这么几句：“我是个无产者……《女神》是我自己产生出来的，或者可以说是我的私有，但是，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所以，我把他公开了……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女神》是这样的创作初衷，其中的以传统故事为题材的诗作，何尝又不是这样的目的呢？可以说郭沫若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部分诗作，都是围绕着如何唤醒那个时代而创作的。

郭沫若的剧作很多，计有14部，大都是历史题材，然而时代生命感却非常强。每读完一部你都会兴奋不已，都会振作起精神，甚至拿起武器战斗。

《卓文君》《王昭君》《聂嫈》，这是以三个女性为主角的剧。然而，他不是一般性的表达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故事，而是赋予女性解放的现代思想。作者在《写在<三个叛逆的女性>后面》中说：“我自己对于劳动运动是赞成社会主义的人，而对于妇女运动是赞成女权主义的。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同是一样的人，女子和男子也同是一样的人。”

而《棠棣之花》通篇读下来你会热血沸腾，特别是剧终前的合唱，反复着“去吧，兄弟呀！……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中华需要自由……中华需要兄弟……快快团结一致，高举起解放的大旗！”剧本的末尾还有一个提示：“同歌在闭幕后，仍反复歌唱，酌量情形，可反复唱至三遍以上。”并以全体合唱的形式表现出来。我这里看剧本都已激动不已，如果亲临剧场，再通过演员和音乐的艺术化再现处理，定能产生更好的动员效果，那种团结战斗激情定会更加高涨。

“《棠棣之花》的政治气氛是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这不用说是参合了一些主观的见解进去的。”（《我怎样写<棠棣之花>》）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郭沫若所写作的目的是希望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高度合作，一致抗日，不要造成国家分裂。

《虎符》写的是一出联合抗秦的故事，这部作于一九四二年的戏不正应了国共两党应当更加坚定地联合抗日的大势吗？

《豕蹄》是一部主要以历史题材为主的小说新说，计有10篇，大多给予不少新的历史思考，要么讥讽，要么启迪。彻底排除的是为艺术而艺术，文以载道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

《读随园诗话札记》，将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解读了一遍，有新解的，有纠错的，主要还是体现作者当代思想。读古人书当如此。正如郭沫若在《序》中所言：“贯串者何？今之意识。”

《卷耳集》也值得学习，郭沫若把《诗经》中相当部分关于男女情爱的诗今译了出来，用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思维，将故有的故事，打乱了重新组合，在不失其大意的情况下，呈现出一部新的“诗经”，这岂不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一种尝试？虽然到目前仍无来者，但仍具探讨价值。特别是数千年前的典籍浩如烟海，现在年轻人古文功底又弱，加之有的文字、有的语意已经死亡，直读几不可能，间接读也不轻松，用郭沫若此法当是一个创新。亦如我鼓动某些作者，将《诗经》《楚辞》《史记》等用现在流行的微信语言表达出来，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播传统文化的方式么。

上述的这些文字，是关于郭沫若文学中古为今用的一些事例和感想。其实，他的历史著作中也有不少时代影子，或者体现着时代精神。

郭沫若有这样强烈的时代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与人生追求大为相关。郭沫若本身就是一个革命家，文学只不过是他革命手段中的一种形式而已，所以，在他丰富的作品中时时处处表现出一种革命精神，战斗气习，是非常正常的事。

于此，我认为，郭沫若的精神是重要的，是引领一切的，文学只是一种工具。那么，启示我们，任何艺术，无论文学、舞蹈、音乐、美术，其作品的高下，除了技术水准而外，最根本的当要数精神了。精神境界高其艺术水平高，反之则不然。故而，文学艺术家们当以修养精神为要务，作一个有民族、国家、时代担当精神的艺术家，那怕用故事新说，也会产生如郭沫若这样的积极性。如果创作当代作品，当更具经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