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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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奉
三月初，因事出差澳门，工作之余去了两次书店，一是想了解澳门的出版市场、图书市场，一是想看看有没有可带走的澳门读物。结果如人所愿，买了一本李观鼎先生的《三余集》。
李观鼎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还珠楼主李寿民次子。与我是同乡，重庆市长寿区人。曾因还珠楼主相关事宜，与其子多有接触。遗憾的是，李观鼎先生却让我久慕而未能谋面。本来去年底长寿举办全国性还珠楼主学术会，李观鼎先生参加了，可我却因故而缺席。这次来澳本计划前去拜访的，可先生又去了广州。好在买了他的一本散文集子，翻阅之间，以表感念之情。
李观鼎先生是澳门笔会理事长，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三余集》里的多篇关于澳门文学的文章，这对于一个虽多次走进澳门，却陌生于澳门文学的我来说，恰是一个了解澳门文学的好渠道。今读之再三，深感信息丰富，不敢独享，便录之于下，以饷文友。
关于澳门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抗日战争之前，一是抗日战争之后。这一观点和思想主要体现在《澳门文学的文化透视——论庄文永的方法论自觉》，虽然说这一观点是庄文永先生提出来的，可李观鼎先生给予高度评价，并撰文推介。对于抗日战争之前，文中说“未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澳门文学”。虽说汤显祖曾经客居澳门而写过几首诗，在《牡丹亭》中也有一些文学表现，但并没有更多的影响。同时，也没有别的更多的作家和作品产生。文中对此还作了深刻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澳门文学生长的文化土壤，一方面在于葡萄牙统治时期不重视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在于特殊政治状况下的华人社会文化的封闭性。所以，400年的澳门特殊历史，没有留下像样的文学作品，也没有涌现出像样的作家。至于抗战之后，一大批流亡到澳门的内地华人，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来自内地、东南亚的移民，才“催生了真正的澳门文学”。“这些文人将一种社会性的、全民性的爱国民族主义文化激情注入澳门。”“将新思想新文化带入澳门。”让澳门文学真正步入了发展时期。其实，李观鼎先生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出生在内地，学习在内地，早期工作也在内地，他也只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去了澳门，何况他现在仍居住在内地和澳门两地。
关于当前文学发展的基本状况。李观鼎先生在《向澳门诗人致敬——写在两岸四地中华诗词研讨会上》说：“澳门是一座诗城。在数十位现代诗人之外，还有数十位以百岁诗翁梁披云先生领衔的、继承了吟诗作赋的古老传统，并决心把它延续下去的诗人。”在《澳门诗人回答——编诗札记》一文中说，自1994年苇鸣选编《澳门新诗选》以来，十三年过去了，尽管老诗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澳门，但新诗人不断。我在澳门的书店里也看到了不少年度的诗选，并且饶有兴趣地翻读了几首。在同样的这篇文章里，他还罗列了不少的诗人名字，和诗作特点。读着这些名字，已经让人心生敬意，再加上这些诗人都有自己的诗作特点，就更加难得了。正如文中所说：“在澳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确乎充盈着一种难以遏抑的书写精灵，一种不绝如缕的诗意执拗。”我这里引用的资料全是关于诗歌创作的，那么小说呢？散文呢？以及其它文体呢？李先生的书中虽然没有其它的综合性资料提供，但就作家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澳门文学丛书》则可见一斑，因为这套《丛书》就有22本之多。李观鼎先生的《三余集》就是其中之一。恰好，在《丛书》的总序里，王蒙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评介，他说：“一个澳门人自己的文学时代即将来临。”“在澳门，有一群为数不少的写作人。”说实在的，虽说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也是一个各种人才聚集的城市，但这个城市毕竟只有30多平方公里，60余万人口，在历史文化积淀相对较弱的这么一个地方，有如此显著的文学成果，实熟不易了。当然，正如李观鼎先生所说：“还不丰富，不厚重。”（《澳门的文化生态与人文精神学术研讨会开幕词》）这是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
在《澳门文学的“非生产劳动”性》一文里，李观鼎先生充分肯定了澳门文学创作的态度。他说：“我一直以为，澳门文学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它的非商品化。为数众多的诗人、作家并未因金钱而喑哑了自己的歌吟，糟蹋了手中的笔墨。澳门文学于物欲喧嚣的重重包围下保持了自我，终未在金钱面前自惭形秽。”这就是“非生产劳动”性的重要体现。他高度赞扬这种精神：“澳门文学的‘非生产劳动’性，令其大大减低了文学艺术商品化的影响，避免了许多敝端。它不属于资本，而属于灵魂。”“不属于资本，而属于灵魂。”这看似一个简单的肯定，却是一个难以企及的要求和境界。别说现代社会下的创作，就是古代的文人们亦难以到达。当然，只能说这是澳门文学的主流，不可能人人如此。不过李先生说得对，因为澳门作家们不需要靠写作而生活，一方面写作养活不了他们自己，另一方面他们本身都有一到两份工作。“文学创作完全是业余的事。”正如王蒙先生在《丛书·总序》里所说的那样：“澳门文学正在走向自觉。”“他们不慕荣利，不怕寂寞，在沉重的工作和生活双重压力下，心甘情愿地挤出时间来，从事文学书写。”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境界，才是文学的根本和追求，才是作者文学自觉的体现与表达。
关于澳门文学的特点问题，李先生在多处予以提及，并且非常明显，对于我们理性了解澳门文学起到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其一是关于澳门文学的性质问题。李先生转述了庄文永的观点。在《澳门文学的文化透视——论庄文永的方法论自觉》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其中说：“澳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理由：虽然澳门自16世纪以来渐渐被葡国人管治，但由于文学的性质最终取决于它寄生的文化母体，而澳门文学的文化母体乃中华文化，因此，澳门文学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葡国人虽管治澳门几百年，但葡萄牙文化并没有真正渗透进澳门的华人社会，占澳门人口90%的华人社会是澳门社会事实上的主体，这一社会的文化仍是中华文化。”“文学是文化意识的表达，澳门文学的主体是澳门华人文学，由于澳门华人文化是中国文化，因此，澳门文学是中国文学之一部分。”澳门华人在葡国政府的管治下生活了四百余年，除开葡国政府的原因之外，华人群体能够坚守自己的文化，并为之而努力付出，甚至包括生命的代价，这既是中华文化的伟大，更是华人精神的体现。值得今天的澳门华人学习，也值得全球华人敬仰。
移民文学也是澳门文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澳门是一个移民城市，而且移民成了澳门人口的主体。李观鼎先生非常认真，他还为此做过一个统计，他说：“新移民作家占澳门作家总数的70%。”这个新移民的概念是指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移民，若要加上更早时期的移民，那么这个比例将会更大。而且从澳门文学的发展进程看，真正的文学发展期还是抗战之后的时期，这恰恰也是移民文学的重要组织部分。李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叫做《澳门散文的倾诉性》，他把澳门散文的特征归纳为“倾诉性”。其实，这个“倾诉性”更多的是体现在了移民作家身上。诗歌和散文是最能赋予个体情感的文体。著名散文理论家傅德岷先生说，散文是作家的“心史”，这“心史”就是移民作家的内心世界和情感再现。
澳门有一个凝聚力非常强的文学团体，他就是澳门笔会，也就是我们内地的作家协会。这个笔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里，无论条件如何艰苦，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成员如何进进出出，他们始终坚定着文学的信念，充满着发展澳门文学的热情。正如李先生所说：“笔会这个文学人之‘家’，形式松散而内里紧密团结，艺术取向多元而彼此尊重，从筹备到建会三十多年来，坚持以文会友，以心会友，拓出小城文学一片天地。”（《感谢与希望——写在澳门笔会新址启用仪式上》）李先生在《三余集》里多次提到：澳门的文学，都是业余作家的作品。其实，内地的作品大多也出自业余作家之手。过去那些专业的作家们已经越来越少，现在的作家协会虽然仍是一个政府的事业单位，但更多的还是为作家们服务，而不是专业从事文学创作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澳门的作家和内地的作家们，在职业上已经有了不少的共同性。同时，澳门还设有非政府组织的文学奖项，这却是十分难得的文学推动措施。这个奖称之为“澳门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由澳门基金会承办，一直坚持到现在。正如李先生在《值得一赞的澳门文学奖》中所说，他为澳门文学的发展营造了一种高雅的文化氛围，积极地推动了澳门文学队伍的建设和发展，加强了澳门文学的内外交流，及时筛选出了一批又一批文学佳作，是一种政府与社团组织合作的成功范例。
朋友，这里对澳门文学的简要分析，全来源于李观鼎先生的《三余集》，一方面只是从李先生提供的资料出发，另一方面笔者对澳门文学没有任何接触，所以，上述文字肯定有不少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