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说“穷而后工”

                                  刘德奉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有本史学著作《历史研究》，专章就“环境的挑战”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个观点我称之为“刺激”理论。因为他从五个方面进行论述时，对每个方面的作用都是从“刺激”的角度展开的。我觉得对于这一理论，他与苏东坡的“穷而后工”有些相似之处，故，特地说说“刺激”与“穷而后工”的问题。

汤因比《历史研究》共十三部分，中国目前只出版了英国人萨默维尔先生的节录本。不知是全本内容过于庞大，还是翻译条件有限，全本暂未在中国汉语出版。好在节录本也是汤因比亲自审定，主要思想和观点仍未衰减，加之我并非专业研究汤因比史学，不读全本也无关紧要。这是多余的话，本可不说。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第二部分“文明的起源”中专章论述了“环境的挑战”和“中庸之道”问题。先生从“艰苦地区的刺激”“新地方的刺激”“打击的刺激”“压力的刺激”“缺失的刺激”五个方面，提出了“挑战越强，刺激越大”的思想。同时，又通过多方面论证，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因，并不是“刺激越大，动力越强。”而是“挑战刺激的最高值出现在挑战不足和挑战过度间的临界点上。”意思是说过度的刺激和挑战的不足都不是最佳的动力。事实也是如此，过度的刺激会把事物击毁，挑战不足又不能产生足够的力量。

“穷而后工”也应有类似的道理。“穷”而不能过度“穷”，过度的“穷”本身就没有学习创作条件，一个“穷”得不能生存，不能读书学习，不能参与社会交往，何来作文基础。没有作文，何来有“工”？同时，生活安逸，没有压力，公子哥儿，不思进取，何来思考，既不思考，何来有文，文不存焉，何来有“工”？故此，这“穷”存在于“穷”与“不穷”之间。

我们看看历代文学大家，又有多少是穷到极点的？司马迁至少还是一个国家级的在职史官，杜甫穷困潦倒之时仍有仆从。苏东坡穷到“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时候也有一官半职，也有随从侍候，甚至还是一种高级别的“穷”，与一般百姓比，又不知富到那里去了。

“穷”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动态的。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穷”可算是“穷”了，现代社会是不是就没有“穷”了呢？不是。整个社会发展了，进步了，富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过去的富人更富有，过去的穷人仍是“穷”。只是不像过去那么穷到居无所，食无粮，寒无衣的地步。若要出入高档车，食者生态粮，居在绿树中，这仍是一个奢望，至少相对部分人而言仍处在“穷”的状态。

其实，从现代社会来看，“穷”并不仅仅是生活层面的，而还应当包括精神层面的，意识没有提高，境界仍在低下，全社会发展观念不强，仍是一种“穷”的表现。

与汤因比的“刺激”理论一样，古代社会有艰苦环境、新地方、打击、压力和缺失五大类型的刺激，现代社会无论怎样发展变化，这五个方面的因素都将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有的如“打击”将永恒存在，军事上的较量就是“打击”刺激的最好例证，甚至用现代高科技来做支撑。

话得说回来，如果汤因比的“刺激”理论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穷”的观点能够促进文学创作，又有何不可？“穷”则“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