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校那老师

一九六三年七月，我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被省重点中学之一的邵阳市二中录取。接到通知时，我又喜又忧，喜的是全校只我一人被该校录取（全县共录取三名），忧的是离家太远了，跨地区上学，两百多公里路嘞，光汽车票就七元多（那时三分钱一公里），差不多够得上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了。我家住农村，弟妹又多，但是父母还是千方百计给我筹措了通知书上所标明的费用，才使我得以进入到著名音乐家贺渌汀就读过的学校。

因为语言差异，初入学时听课感到吃力，我成绩一落千丈，期中考试很丢脸，生物课不及格，又加上家庭经济困难，伙食费常常不能按时到位，期中还受到学校一次“停餐”催款的警告。那时，学校要求全体学生寄宿，集体开餐，不管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如何一律吃一样的伙食，家里也来信要我转回溆浦一中算了。其时，三位隆回藉同学正在谋划转学，我转学的念头更甚了，就试探性地给了母校教务主任（兼教我班数学）易贤扬老师去了一封信。

于是，我就拿着父亲的信找了班主任彭钟珊老师。

彭老师看了信后沉思了良久，才对我说：“依我看，你还是不要转学的好，城市中学条件肯定要比县里的好，何况我们这所中学是省重点呢？语言障碍是会慢慢克服的，你下半期的成绩就有所进步嘛。至于家庭困难，回到溆浦就不困难了？你努把力把成绩搞上去了，学杂费就可以全免。还有，省重点中学嘛，上面拨款会多些。我向学校反映一下，给你多申请些困难补助。你再利用星期天搞点勤工俭学，读完中学应该是没问题的，上到大学就好了，大学是供给制。好吧，我就讲这么多，你自己再好好想想。”

没想到的是，过后不久我又收到家信。父亲在信中说，没想到彭老师会给他写信。父亲还说彭老师到底是当老师的，说话句句在理。父亲要我不转学了，并要我在那里好好学习， 至于钱的问题，父亲还表示就是卖口粮也要供我读书。读着那封信我泪流满面。

更没想到的是，高中三年我和刘德田同学每期的助学金都是全班最高的，而且每逢学校有什么基建项目，总务科总要安排我与班里几位农村同学做些小工抵伙食费，如给学校篮球场捶瓷片做框线，去飞机坪挑红砖等。从此，我再没受到过学校“停餐”催款的警告。我的成绩也越来越好，毕业考试时我的数学和物理得了满分，是班里唯一得了双满分的，学校拟保送我上北京某大学。同学们正准备迎接七月上旬高考时，谁也没有想到，就在那年的六月，文革不期而至，青少年的梦想未能成真！

一九六八年三月，我厌倦了校园遥遥无期的两派争斗，毅然从学校应征入伍了，退役后被分配到株洲供电所。

一九八六年秋，我与妻子去邵阳接岳母，顺路去了母校看望彭老师，还在他家吃了顿饭。那时，他家搬进新三居室不久。他很高兴，红光满面的，精神状况也很好，席中他喝了点酒，很兴奋和我讲了许多话，讲到他被评为中教一级，才分到这么好的房子。还讲到高六十班几位任课老师的去向，讲到校长王岳卿时，他动了情，夸校长是条硬汉，文革受冲击，重新工作后却已是肝癌晚期，临死时痛得冒汗也不叫唤一声。班里的同学他只提到肖志良和欧其二人，也许他只知道这两人的信息之故吧。他说肖在涟源县任县委副书记，说欧在本校任教。

后来，主要是我混得很一般，与老师的期望值有差距，再加上那时经济条件差，又两地相隔较远，便与彭老师少了联系。直到二零零零年六月省电力报在邵阳市电业局召开副刊会暨颁发国庆五十周年征文奖会议，我因小说《村电工》获奖而应邀参加，才得以重访邵阳。

会后的那天晚上，我提着礼品重登那楼房去拜见他时，没想到的是，彭老师早已仙逝了。我见着的是彭师母与她的孙子，还有客厅的墙上悬挂着一张围着黑纱的镜框，望着镜框里的照片，恍惚间，仿佛又见彭老师携带着书本和三角尺，迈着沉稳的步伐走上了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