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瀛州市的夜晚一片喧嚣,马路两边霓虹灯缤纷耀眼,路上的车流汹涌澎湃,人行道上比肩接踵的游人如过江之鲫,暗影中的男女勾肩搭背,脸上的浮躁和暧昧气息若隐若现。整个城市弥漫着一股诡异女人身上低劣香水的味道。高燕混在人群中,在横穿马路时,突然一辆出租车冲过来。高燕躲闪不及,身体被出租车剐擦一下,摔倒在路上。
出租车司机看到是一个女孩子,张口就骂:“过马路也不长眼睛。”
高燕有些懵,慌张地站起来,道歉说:“对不起。”
这时,从出租车上下来一个年轻女人,走到高燕身边问:“伤了没有?”
高燕活动一下腿脚,有些疼痛。高燕说:“不碍事。”
年轻的女人说:“送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吧?”
高燕紧张道:“不!”
出租车司机说:“那就报警吧。”
高燕说:“不!”
年轻的女人扶着高燕,对出租车司机说:“师傅,你走吧,我来处理。”
出租车司机摇了摇头,提醒说:“不会是‘碰瓷’的吧?”
年轻女人摆了摆手,扶着高燕向路边走去。高燕说:“我能走,你别管我了。”
年轻女人把高燕扶到路边一个店铺门前,轻声问:“瞧你慌慌张张的样子,一定有急事吧?”
高燕看着眼前的女人说:“我父亲住院了,我要回家取钱。”
年轻女人关切地问:“是什么病?住在哪家医院?”
“是被烧伤的,住在第一人民医院。”高燕情急之中顾不上说谎了。
“是昨天烧伤的那个人吗?”
“是。”
“你父亲是高清和吗?”
“是。”
“我是金陵时报的记者,叫许煜。”她从包里拿出记者证递到高燕面前,又说,“我可以帮助你。”
许煜在网上看到上访人在瀛州市政府大楼里自焚的消息后有些震惊。自焚事件的当天晚上,高清和烧伤的现场照片出现在网络上,很快这些照片及文字报道被众多网站转载,从而引发了众多网民的高度关注。刚开始,只是一些非主流网站介入事件的报道,第二天主流媒体也介入其中,使事件骤然升级,并迅速发酵成为一起全国关注的新闻事件。为了回应媒体,瀛州市在其政府网站上发布了“关于海陵县一上访老户泼洒汽油不慎烧伤的事实情况”。向公众解释了事件起因、经过以及善后处理情况。许煜发现这份回应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存在疑点,她决定亲自到瀛州市走一趟,采访一下高清和的家人,做一次全面客观的自焚事件报道。
许煜来到瀛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高清和所在的病房门口已经被公安干警把守,除了医护人员能够进出,其他人不许接近监护室。许煜找到院长办公室,想通过院方了解一下高清和的烧伤情况。院长和医护人员都讳莫如深拒绝采访。许煜无奈,只好离开医院,寻找机会见一下高清和家人。吃过晚饭,许煜准备再去医院寻机采访,没想到半路上碰到高燕。
高燕翻看了记者证,紧张地说:“快走吧,一会儿警察就要追来了。”
许煜问:“警察为什么要追你?”
高燕惊慌失措地说:“他们把我和母亲关在医院的会议室里,谁都不让见,我是逃出来的。”
“你逃出来要去哪里?”
“回家取材料,再去北京找新闻媒体。”
“既然是这样,那我陪你一起去。”
许煜招来了一辆出租车,扶着高燕上了车,两人一起直奔海陵县城。回到家里,虽然冷清,但高燕感觉家里还留有父母的余温。高燕上大学后假期只回来过一次。上大一那个寒假,她从北京回到海陵。当她无意中看到父亲高清和写的上访日记后,高燕的心被刺痛了,也就是那个寒假让她一下长大了,她的心不再稚嫩,她的天空不再纯净,犹如雾霾一天天灰暗浓重起来。
高燕取出了父亲高清和打印好的上访材料,又从上锁的抽屉里翻出了那本塑料封皮的老式笔记本。许煜翻阅了一下,问高燕:“你真要去北京?”
高燕点点头。
许煜想了一下又关切地问:“你父亲现在伤势怎么样了?”
高燕哽咽道:“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许煜说:“这样吧,你把这些材料交给我,我帮你保管起来,你父亲还在医院救治,你该回医院去。”
高燕说:“我要到北京去告他们,这些材料不能给你!”
许煜说:“要告也不在这一时啊,你先回到你父亲身边吧,我先替你想想办法,什么时候你需要这些材料,我马上还给你。”
高燕问:“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许煜庄重地承诺道:“我以良知和人格作保证。”
高燕将材料和上访笔记交给了许煜,许煜当夜把高燕送回了医院。当许煜提出要采访一下王桂花时,看护的警察没好气地叱责道:“你们这些记者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救世主?总想想着帮老百姓主持公道,你就不怕给政府添麻烦?”
面对警察的蛮横态度,许煜无语了。
回到宾馆,许煜取出那本纸质发黄的笔记本,打开来,一句,一行,一页读下去,高清和的日记像一幅素描,把一个上访者的艰难历程和某些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勾勒出来,既令她愤慨又让她无奈。
高清和的日记:
二〇〇六年六月九日
早上起来,天气有些阴。我再次到镇政府找孔海波,办公室的人说孔书记到浙江招商引资去了,要十天半个月后才能回来。我去找吴镇长,吴镇长说强拆养殖场是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的,找他没用。谈赔偿问题他做不了主,要孔书记拍板才行。临告别时,吴镇长责怪我不该和党委政府对着干,如果痛痛快快拆迁,就不会一分钱拿不到了。
我明白吴镇长的意思,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在人家的地盘上,怎么可能随你意愿。
我不甘心。一年前我承包了李庄村五十亩池塘,签了十年合同,已经投入了二百多万,池塘里的螃蟹和泥鳅年底就可以出塘销售了,粗算一下,出塘能卖一百五十万。可没想到镇政府要在附近搞开发建一个别墅小区。李庄村主任李耀武提出要撤销合同,退回承包费五十万元,我不同意。
东湖镇党委书记孔海波找到我,让我支持镇党委、政府工作,支持新农村建设。东湖镇党委已经研究决定,要在镇政府驻地打造“十里商业街”,周围的农田都要征用。我说等我把池塘里蟹和泥鳅出售完了,你们把我投入的二百多万元资金补偿到位,我就撤出来。孔书记说我是狮子大开口,最多也就是退回你那五十万承包费。
我听后,问他这不是不讲理了吗?
孔书记说,不讲理了你又能怎么样?
我说,我就是不拆迁,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孔书记说,不怕你不拆!
第二天他们就派人来强拆养殖场。强拆时我去阻止,镇派出所的警察用警车把我拉走了。
养殖场没了,拆迁款也不给了,承包款五十万元也没有退还。
我能怎么办?我不找党委政府,我找谁去?
二〇〇六年七月一日
东湖镇的党委书记孔海波就是一个无赖。我几次到镇党委去找他,他都躲着不见。
今天把他堵在办公室里,我问他拆迁款什么时候给?孔海波说你不是要和党委唱对台戏吗?那就继续唱下去啊!
我说养殖场是你派人强拆的,我就找你,你要不给拆迁费,我就白天到你办公室,晚上到你家去。
他威胁我说,你在办公室妨碍我办公,到我家里是私闯民宅,都是违法的,我可以让派出所把你抓起来!”
我说,那你们违反合同,强拆我的养殖场不违法吗?
孔海波说,强拆是党委做的决定,党委会违法吗?他还说,强拆养殖场是为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东湖镇很穷,再不发展起来,就对不起全镇人民和上级领导对他的信任。
他既然这个态度,我说要到县里告他。孔海波毫不在乎地说,你告到联合国去都没用!
……
二〇〇七年七月三十日
今天是个好天气,很热,天气预报说三十六度。我把客厅空调打开,桂花又把它关了,说要省些电费。女儿在做作业,背心都湿透了。我去她房间开空调,女儿说不热。怎么会不热呢。
到了傍晚,天气凉爽了一些。我接到县法院民庭孙法官的一个电话,让我明天到法院去取裁决书。他告诉我官司胜诉了。
我诉李庄村和东湖镇政府违反合同强拆赔偿案,一年多反反复复,法庭多次庭外调解,李庄村委会和东湖镇政府都不愿意赔偿,还多次找陌生人电话威胁、恐吓我。
最终法院开庭审理,我官司打赢了。
我把女儿房间和大厅的空调都打开,屋里很快凉爽起来,开空调真舒服。
老婆骂我疯了。我喜极而泣,大声告诉她们:官司赢了!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拿到裁决书后,找到东湖镇政府,镇长吴绍中看了眼裁决书,当着我的面将法院裁决书揉成一团扔给我,说我胆够大的,还敢告政府!无奈,我只好到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是申请快一个月了,法院执行局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去执行局催促他们,他们以各种理由推拖。银行的贷款利息要还,拖一天就是就是好几百块。我等不起!只好去市里上访,希望市里能帮我催办一下。
市信访接待室的同志看了我的材料,说我属于涉法涉诉问题,让我到市法院去反映。我去了市法院,可是法院那天没有人接访,传达室保安也不让进大门,我只好又返回信访局。信访局的同志还是那个态度。旁边一位年轻的上访人悄悄地告诉我,市纪委信访接待室可以去试一下。
我找到市纪委信访接待室,接待人员看了我的材料,又详细问了一些情况,说我的诉求的确是涉法涉诉问题,应该由政法部门受理。市纪委的同志说,县法院执行局太不像话了,完全是不作为!裁决书很明确,拖着不执行,毫无道理!
市纪委的同志将我的材料留下来,说帮我将材料转给海陵县纪委,让县纪委督办。
二〇〇七年九月十日
我不能再等了。
今天我到县法院执行局去,执行局的人看我去都躲开了,有的办公室明明有人,敲门就是不开门。我到二楼阎局长办公室,阎局长正在打电话,我在门边等了十几分钟,等他打完了,我才进去。阎局长看都不看我一眼,气哼哼地说,你来找我干什么?你不是会上访吗?你让纪委给你执行啊!
我说,都找你们多次了,你们也不执行,我不到上面上访怎么办?
阎局长半天不说话,他看我站在他办公室不走,更生气了,他大声嚷起来,说我不识抬举。我也火了,问他法院的裁决书还有没有法律效力,执行局依不依法办事?阎局长问我,是政府大?还是法院大?你让执行局去封镇政府的大门?
我说强拆养殖场是李庄村李耀武和东湖镇吴镇长长带人干的,他们是违法的!现在法院判决了就该去执行。
阎局长说,李耀武是村主任,吴绍中是镇长,他们也是执行公务!
听阎局长的口气和态度,指望县法院执行局去执行,看来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日
在北京呆了五天,海陵县信访局的人就把我带了回来。
第一次去北京,北京好大。在北京西站下了火车,从出站口出来,雾霾很重,广场上的人密密麻麻,有些转向。我望了一眼大楼上的电子钟,是上午九点十分,可是感到太阳在西边,却像是傍晚的样子。
坐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师傅问去哪儿,我说去上访的地方。司机看了我一眼,说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吧?我说是。司机说他拉过不少外地来北京上访的人,知道国家信访局在什么地方,如果不急,可以先在市内转转,看看风景。我说不想去信访局,我想去中南海告御状。司机说中南海不是想进就能进去的,戒备森严,弄不好就会被当“非访”被抓起来。
我只能去国家信访局了。到了信访局大门外,我看见等待接访的人排了很长的队。站在前面一个中年妇女回头打量我一下,问我上访是什么事情,我说是要拆迁赔偿款的事,她说她是要征地补偿款的。她告诉我说,全村二百多亩农田被县政府征收去盖办公大楼了,每亩地才补偿三万元。农民没地种了,三万元用光了,以后吃什么?年轻人能出去打工,老年人怎么办?
这女人有些上访经验,她看了我材料后,说这材料写的不行,接待窗口肯定不受理,会让你到最高人民法院去。她说不远处就有摆摊代写上访材料的,五十元、一百元不等。她还告诉我,其实材料写得再好也没用,信访局的人是不会细看的。他们只负责登记、收材料,而后把材料打包发到省里,省里也不会看,发到市里,市里再发回县里。反正,你送上来,他们转下去,就这程序。既然这样,我问她还来上访干吗?她说,不能指望上面给你处理,你觉得是天大的事,在他们眼里就是芝麻小事。下面不处理,就到北京来给他们“上眼药”,只要在接待窗口登记了,国家信访局每月就通报下去了。当官的都好面子,我就住在北京,天天来排队,给他们记一票,让他们没面子。
我明白了,只有让下面的领导急了,他们才肯给你解决问题。
我到街上花五十元让人重写了一份上访材料,接待窗口受理了。我问多长时间能处理?接待人员说按信访条例,三个月。
我在附近找了个地下室旅馆住下。第二天,我便到信访局再登记一次。第三天,我又去排队,瀛州市信访局驻北京的人发现了,他好说歹说把我劝走了。市信访局的人责任心很强,怕我不回去,就带我参观了天安门和几个景点,一直等到海陵县信访局来人把我带回去。
海陵县信访局的人态度很差,路上和他吵了一架。
……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日
北京开“两会”,上访的人多,各地政府到北京截访的人也多。
国家信访局门前的大街小巷里,来来往往都是人,有全国各地上访的人,也有政府来的截访人员,还有公安、保安、便衣……谁也不认识谁,听口音,南腔北调。一个河南口音的上访人对我说,“两会”期间,全国好多地方,从省、市、县、乡、村,各级都派人来北京截访了,少说也有十万人。其实,来北京上访的人根本没有截访的人多,因为一些“老上访户”提前都被当地控制住了。我们这些能来北京的都是“漏网之鱼”。
当地政府越怕上访人到北京上访,上访人就越要费尽心机进京上访,上访人都是在和当地领导赌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各种对付上访人的办法也就出台了。因为信访稳定问题,从北京到各地也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那天,我刚到信访局接访窗口排队登记,就听到后面有吵闹声,回头一看,是大门口两个保安和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吵起来了。那警察说,我是某市的警察,来带上访人的。保安说,管你是哪里警察,在北京这地盘上,你就得明白公民有信访的权利和自由。
当时,我觉得北京的保安真牛,宰相门前七品官,外地的警察到了北京也成“夹尾巴”狗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一个保安来查我们身份证,逐个记了下来。又过了不多久,海陵县信访局两个人就走到我身边说:老高,你怎么又来了?不是答应好好的嘛!他们把我拽出人群。我说问题不解决,不来上访怎么办?他们把我拉上停在小巷里的一辆警车。一个警察说,有事回去再说,不能把脸丢在首都。
警车把来北京上访的几个海陵县人一起拉回了海陵县。
我被关进县委党校一间教室里,说是参加信访学习班,他们给我一本信访条例小册子,让我每天学习。信访条例我都背下来了,可我不知道违反了信访条例哪一条?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等我从党校“信访学习班”放出来,北京的“两会”已经结束了。
……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六日
北京“奥运会”闭幕了,我也从拘留所里被放了出来。
本来,我是不想再去北京上访的,上访也不是旅游,很遭罪的。老婆劝我,女儿也劝我,可不上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邻居们看我躲着走,亲朋好友也不来往了,那些知道我上访的领导,见我都没好脸色。县信访局的一个干部说我神经有问题,再上访就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
不管他们怎么说,怎么看我,法院不执行,赔偿的问题不解决,我还是要上访,除了上访,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这次去北京上访之前,县信访局的人给我送来五千元钱,说是困难救助,同时要求我不许再到北京上访。第二天,我发现楼下有几个陌生人在转悠,一连几天我走到哪都感到身后有一个影子在跟着。原来,县里将我列为重点稳控对象,我被监视起来了。他们如此对我,我就给他们找点麻烦。凌晨三点,我悄悄下楼,躲过他们的监视盯梢,走了五里多路到高速路口,搭一辆货车去了北京,住到一家小旅馆里,我怕公安局用手机定位找到我,就关了手机。
第三天,到国家信访局门前看动静,可是刚走近大门口,一辆面包车就停在身边,一个保安从车上下来问我是不是上访的,我说是。他们就把我推上车,套上了黑布罩,把我送到一个地下室里关起来。地下室里关了很多上访的人,出入口有保安把守。每天给三个馒头,一瓶矿泉水,饿不死。大概过了几天,我又晕晕乎乎地被一辆车拉到很远的一个拘留所,和一些打架斗殴,嫖娼卖淫的关在一起。
等我从拘留所出来一看,原来我已经回到海陵县了。
一个月时间,我像在梦里一样。
……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
今天,讨债的又来了。
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养殖场的赔偿款没给我,我没有钱还债,对债主只好笑脸相陪,苦苦哀求,任他们利滚利吧。欠债再增加多少,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数字,虱子多就不怕咬了。
上访虽然希望渺茫,又徒劳无益。可是,我还是要上访。我重新写了材料,决定到市政府去拦车喊冤。北京不让去,省里不让去,市里他们管得松,可以随便去,我就到市里去!
市政府大门不让进,我就在大门口等。
从市政府大门进出的人很多,一个个都趾高气扬的样子,拦住人一说话,都说自己不是领导,对方还不耐烦说:反映问题到信访局去,别在这里扰乱工作。没办法,我只好到停车场出口拦领导车子。第一辆车子没拦住,拦第二辆车时,我站在出口处不动,司机下来张口就骂我找死啊,我说不是找死,是找市领导。车上的领导下来问我什么事,我就把材料递上,领导瞧了一眼材料,对我说:“你放心,我会认真处理的!”领导说他要去省里开会,我就离开了。
看车子,听口气,这个领导一定是市委或市政府的领导。
过了一个星期,我接到信访局的通知,由县信访局牵头,开一个信访听证会。听证会在县信访局的二楼会议室举行,参加听证会的有市里来的人,主要是县纪委、政法委、法院、信访局、建设局等部门的人,还请来了一位律师。东湖镇政府没有人来,李庄村李耀武和副县长李耀文来了。李耀文做生意做成了副县长,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主持人让我陈述信访诉求,我将事情简单地说了一下,便拿出裁决书读了一遍。接下来是对方陈述,李耀武不说话,李耀文却发言了。李耀文从他公司如何起步、发展、壮大,一直讲到为海陵县经济建设和发展做了多大贡献,海阔天空,像是作事迹报告。最后,李耀文说,他虽然被人民群众选为副县长,但是,他没有拿国家一分工资,县政府给他配的轿车他没坐,装潢好的办公室也没去,至今还在自己公司里办公,为全县的新农村建设做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李耀文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诉求,他避而不谈,不作任何应对。
主持人让参会的代表发言,整个会场却鸦雀无声。法院的人低头不语,县纪委和政法委的人也不表态。信访听证会开成了事迹报告会。
……
二〇一〇年三月一日
春节刚过,北京又要开“两会”了,一到“两会”临近,各级信访部门就开始紧张起来。我已被瀛州市信访部门列为重点上访户,市里要求县里要严防死守,决不能让我再到北京去。海陵县把看管我的任务又布置到了东湖镇政府。
各级信访部门为了保证“两会”期间上访人在国家信访局“零登记”,什么样的招数都使出来了。火车站、汽车站轮流值班蹲守。“重点人”被二十四小时值班监控,北京那边更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看来,北京是去不成了。
东湖镇政府把稳控我的任务又交给了李庄村主任李耀武。李耀武没有出面,他雇佣了几个社会上的小痞子,还有一个是刚从监狱刑满释放的人员。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形影不离地跟着我,有时还骂骂咧咧的。一次我到水果摊上买了几斤苹果,刚付过钱,苹果就被那几个人抢去吃了。
我骑车出去办事,一个小痞子说:别骑太快了,路上要被汽车撞死了,太不划算了!听了让我心惊肉跳,这帮地痞流氓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若是我哪天真被他们汽车撞了,海陵县公安局也会以普通交通事故来处理。
想想太可怕了。
我去法院执行局,执行局的人见我来都躲开了。我找到执行局阎局长,他要再不给我说法,我就不走了!可是阎局长说,不走可以啊,你扰乱法院办公秩序,还涉嫌讹诈政府,你信不信,现在就可以把你送拘留所去。这几年,你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政府和你较起真来,够判你三年五载了。
我受不了!真是走投无路了。
……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这几天我越想越感到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五年多的上访遭遇让我寒心。承包的养殖场被镇政府派人强拆,打官司好不容易赢了,却一分钱拿不到,法院的裁决书成了一纸空文,二百万拆迁赔偿款李庄村和东湖镇政府不认账。因为上访,县信访局送给我的困难救助金成了讹诈政府的罪状之一,他们准备以此为由判我刑,让我进监狱。
二百多万元贷款像山一样压在身上,每天都让我透不过气来。难道就束手待毙?我一直有些恍惚,也有些幻想,以为能找到讲理的地方,可是五年都没有找到一个为老百姓做主的地方,我该怎么办?就这样等下去?
为老百姓做主的“清官”到哪里去找啊?
看来不采取极端办法是不行了,二百万贷款怎么还?将来老婆孩子的日子怎么过?
……
许煜看完日记,夜已经深了,此时,她不知道躺在医院重症监护室里的高清和怎么样了。推开窗户,许煜听到外面的市声依然喧嚣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