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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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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2020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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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才的苏东坡

“人到中年知徐州,风雨两春佳话有。十里苏堤拍惊涛,堪与西湖美名留。黄楼抒情润千古,放鹤亭韵冠九洲。云龙自古雅仕多,东坡琴音梦里游。”——甲午初秋,因之对于北宋文学艺术大师“东坡居士”的崇敬与了解,便祈求绘制一幅苏轼画作作为人生的纪念。

苏轼作为一位文学与书画艺术都相得益彰,自出清香的大文豪,他在中国文化艺术的地位,在浩瀚中华五千年的文化渊源中,无疑是一位其他人难于比拟的一位全才大师。作为豪放派的诗词鼻祖,他在文学、书画、茶道、美食等等领域,都不乏美润古今,流于民间,曾作为世界千年百名文化名人中国文化的唯一代表而列入。他的人生经历也是复杂多变,任职、流放、被贬之地众多,所到之处均留有大量的文化遗存,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中也是无与伦比。他在政治主张的独来独往所酿成的“乌台诗案”更是成为历史的千古奇案,险遭杀头。为官各地在百姓中留有的美誉虽无从考证,但却成为中华文化艺术的道德典范——仅在徐州云龙湖“苏堤”,杭州西湖“苏堤”,安徽颍州西湖“苏堤”,广东惠州西湖“苏堤”,这种“有心插柳”的壮举,便就成了900余年后今人的福祉,令当地人千年受益他的抗洪防灾也备尝了风景名胜的经济效益……如此一位千古名仕的“东坡居士”,我想,对于绘制他的画作背景无论放在哪里,无疑都是背景深远的一幅能够给读者带来思考和文化余韵的画作。毕竟,我是徐州人,毕竟徐州又有着苏轼知州为民的诸多美谈——徐州受益于苏轼的不仅仅是一道云龙湖上的“苏堤”可与西子湖畔媲美千秋,还有抗洪救灾留下的黄河故道的千年黄楼古迹,为民生而发掘出的徐州历史煤炭的佳话,在云龙山上与隐士张天骥(号“云龙山人”)把酒唱和诗词等留下知州徐州150余首人生仕途最多的诗词,以及名扬九州的千古美文《放鹤亭记》等……思好想好,脑际便就诞生了《云龙琴音·给东坡居士》的一首题画诗,此后,一幅苏东坡在云龙山上的抚琴图便也悠然而生——画中背景还有张天翼饮酒,有茅屋,有茅亭,有饮鹤泉,有两只逍遥自在的仙鹤,有千年古松绕着抚琴品茗的苏东坡……此画的构图,不也就正好把苏轼在云龙山,在徐州的千古美韵留给了观画之人了吗!

虽为故乡之人,但我的祖居地却远离徐州市区近100余里之遥的邳州乡村。因为当兵在外,早年回故乡探亲,我几乎每次都是绕道徐州歇上一脚,并由部队干休所的同志帮我买票,接站送站,第二天早晨再坐公交汽车才能回到老家的乡村,而真正有机会游玩徐州的古迹名胜却是实在难有时间。毕竟,归家心切,归家的路匆忙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兵的时间久了,探亲假期也就长了,游玩徐州自然也就有了时间保障了。毕竟,一个月的探亲假足够我抽点时间可在歇脚的徐州逗留一下了!

游玩徐州,也可以说是属于真正的游玩、了解徐州大概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有了恋人之后,带着恋人回故乡与亲人见面。那是1987年春节过后的日子,在家休完假渡过春节便要回部队了,便提前三两天去了徐州的部队干休所,让所里的同志帮我购买了回部队的火车票,然后我就专门带着恋人去了冬天比较萧条的云龙湖、云龙山、淮海战役纪念馆,游玩了这三个地方。那时国内的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徐州还没有资金投入到旅游系统的建设上,所以,我们面对的云龙湖也就是一处淡然冬景的萧条之湖,除了湖水,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土堰,沿湖树木都几乎没有,与老家的小武河比,都略显逊色(小武河两岸毕竟有农舍、树木,到了春暖花开,自然美景也是很美的)。因为部队干休所就在湖滨北侧,而我们去云龙山玩正好要经过云龙湖北面的湖滨路,所以,那时我们也只不过就是顺着湖滨路目测一下云龙湖的萧条之水而已。云龙山虽然也是冬景,不乏萧条,但雪后的积雪还在,亭台楼阁都在,放鹤亭、饮鹤泉、寺院都在,文化历史遗存都在,游玩,毕竟也让我们了解了诸多的历史和文化的过去,乃至苏轼与张山人的一些流传的故事,收获还是颇丰的。还拍了些彩色照片,作为永久的纪念。季节虽冷点,但年轻人的心里还是热乎乎地很美气的!毕竟,这是我的故乡徐州啊!毕竟,我也可以借此向恋人炫耀一番啊!也是这次的游玩,在徐州的淮海战役纪念馆,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当年震惊世界的淮海战役所留下的历史遗物——纪念馆中陈列有蒋介石写给被击毙于我老家邳州碾庄的兵团司令黄百韬的亲笔信,以及缴获的黄百韬的左轮手枪。看到这些东西,我记得当时处于自豪感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人生第一次看到了曾经的风云人物蒋中正的手迹,没想到他的毛笔字写得竟然那么有筋骨那么漂亮;二是作为一位年轻的军人,拥有一种家国的震撼!

第二次游玩徐州,是在2012年秋天我与爱人回乡探亲,是带着从来没有到过我故乡的岳母他们一起去的。期间因为交通便利了,当天就能到徐州打个来回。所以有一天就专门抽空带他们一起去了徐州,让老人们大饱了一下云龙山风光的眼福。或许是30多年的变化太大了,也或许是徐州对于名山名胜的古迹修复投入的钱多了,更或许是我自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10多年里再没有绕道徐州了,此次所看的云龙山的景色已经今非昔比。尤其是复古的建设多了,山下、山顶的景物都多了,给人的感觉也确实拥有了苏北名山的快慰!尤其是置身在新建的“观景台”上凭栏看到的徐州全貌和徐州云龙湖的风光,那些绕湖的水榭、亭台楼阁、黛色的山川远景近景,还有湖中多出的岛屿、建筑,美的几乎让我无以言表。虽然这次我们去的匆忙,回的也是匆忙,但即使是走马观花所看的云龙山和站在“观景台”所扫描了云龙湖,一切也都是令人振奋的!

虽然,两次莅临徐州,我却从没写过一篇关于徐州的真实游记。不过,这并非是说我的文章就从来没有涉猎过徐州的内容。2007年,我出版的长篇小说《赤色炼狱》中的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的故事,就曾经把他们专门设置了徐州冬天云龙湖游玩的细节,而由其引发的故事大概也不下几万字之多;再是2012年春,我还曾写过一首赞美徐州古今传统文化留美流韵的诗歌《古彭之歌》;2013年初夏,还根据对于彭城名妓关盼盼的人生与凄美的了解画过一幅关盼盼在燕子楼下的山石竹子间读书的仕女画作,写过一首自题画的诗《古彭歌妓关盼盼》,同时还写了一篇纪念关盼盼的绘画创作感悟的散文《苦涩悲情的“燕子楼”》,也有4600余字。尽管以上文字不是纯粹的游记,但毕竟也是涉猎徐州内容与古文化有关的。

感谢苏轼知州徐州所留下的云龙山《放鹤亭记》、云龙湖苏堤、黄河故道的黄楼等流韵的历史,为我的《云龙琴音》所绕来的灵感,也感谢“东坡居士”的人生与文学艺术让我拥有了一次留下自我心目中“苏轼”形象但非真实的绘画机会,以及拥有了这篇记叙他人生文章的机遇。

水墨画《云龙琴音》(孟庆龙/作)


苏轼与他知州徐州的人生经历

近代著名学者、作家林语堂曾给苏东坡奉赠了无数的头衔:“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一个大书法家、一个创新的画家、一个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个佛教徒、一个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酒仙、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个在政治上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美食家…… ”林语堂的赞誉,无疑也是诸多行文着墨之人的内心独白。是想,如此一位全面修养的苏轼,又如何不成为所有文人的典范?我辈不才尚且可以背诵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仅凭苏轼的经典名句,恐怕历代文人墨客不喜欢“东坡居士”者,也是寥寥无几的。

据说,苏轼当年在徐州任职期间,著名诗人秦观就曾专程到徐州求见苏轼,并写诗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足见苏轼的人品与文章影响深远。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死后追谥“文忠”。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在文章方面,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与欧阳修合称“欧苏”,在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合称“苏辛”。在诗歌方面与黄庭坚的并称“苏黄”,在书法方面“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开创“尚意”书风,其作《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擅画枯木竹石,反对程式束缚,重视神似,为其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代文人称其为“坡仙”“诗神”“词圣”等。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为“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之一。其诗清新豪健,开一代词风新气,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誉为宋词豪放派创始人,也作婉约诗词。《宋史·苏轼传》中形容他:“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不仅称赞其才气文章,亦肯定其政治才能。苏轼在政治上因反对王安石新法中的过激之处,遭到拥护新法人物的排挤而贬黜地方。苏轼贬黜地方期间,游历山水以泄胸中怨愤,所经之处墨宝点点,留下许多学林佳话,目前已成为人文景观名胜,诸如浙江杭州西湖“苏堤”,山东诸城超然台,江苏徐州黄楼、云龙山《放鹤亭记》、云龙湖“苏堤”,无锡惠山漪澜堂,苏州定慧寺苏公祠等。

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所以,世人有:“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之誉。清人也敬称:“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三词客”指的就是苏氏父子。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其留世的著名诗词就有《水调歌头》《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名篇散文佳构《赤壁赋》(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两篇)、《放鹤亭记》等。据说,现存诗、词、散文等就有3900余首(篇)。

苏轼由密州知州调任徐州知州,是在北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四月,正是他的不惑之年,整40岁。在知徐州时期,苏轼勤于为民做事,屡次兴建工程,并亲临其中,乐此不疲,充分展示了苏轼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官政思想。正如徐州师范大学教授、江苏著名文史学家田秉锷所说:“作为一个诗人,一位文学家,对于政务并非生而知之,在徐州的两年,苏轼与百姓一起抗洪祈雨找煤……现实的历练使苏轼开始走向成熟,他开始更多的关心民间疾苦,更多的触及社会现实。苏轼是徐州人民心中的丰碑,徐州是苏轼功绩的辉煌地。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田秉锷所文《徐州人民情感血脉里的苏东坡》,《国际日报》2007年8月2日版)苏轼知徐州期间,能够广施仁政,造福徐州一方百姓,获取时人及后人的一致评价,这在当时北宋的地方州官中也是不多见的。

据史料记载,苏轼初知徐州就面临突发洪水的严峻考验,危急关头苏轼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亲赴抗洪一线,与彭城父老筑堤抗洪,经过苏轼的精心布置与多方协调,徐州终得保全,为此苏轼与徐州百姓还建筑黄楼以表纪念。体现了作为地方官的苏轼忠心事民、一心向民的为官原则。

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077年),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决口,“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于南清河入于淮,一合于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元朝末年政治家、军事家脱脱帖木儿等撰《宋史·河渠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抵徐州,即“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并且水势凶猛,即“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流奔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答吕梁仲屯田》一诗,《苏轼诗集合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形势迫在眉睫,苏轼立即派出救济人员,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发干粮,“得脱者无数”。当时水位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被浸坏,必会殃及一城百姓,而且城内早已人心惶惶,不少富裕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一面忙着修固城墙,一方面还要忙着稳定民心,即“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并把这批人又赶回城中。苏轼又亲赴军营,动员禁军参加抗洪。按宋代制度,知州无权调动禁军,禁军由皇上直接指挥。苏轼对卒长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宋史·苏轼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禁军为太守的精神所感动,“太守犹不避涂潦”,愿意与之并肩作战。苏轼率领兵卒5000余人,拿着畚锸出去,筑起了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长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这便是苏轼在抗洪救灾中最早的“苏堤”。徐州人感念苏轼,至今仍以“苏堤路”命名在原防洪大堤上修成的道路。乾隆皇帝在《苏堤》中写到“通守彭城闻昔年,长堤亦得号髯仙。涨波未到麦芒绿,绝胜西湖巷柳妍。”徐州云龙湖和杭州西湖也便成为了名至实归的姊妹湖。抗洪期间,苏轼布衣草履,结庐城上,三过家门不入。他抱着“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苏轼诗集合注》)的决心 ,打算与徐州共存亡。终于,十月初五,黄河回到旧水道,被洪水包围了45天的徐州终得解脱,百姓欢声雷动,朝廷颁赐重奖。

  此外,洪水退后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増筑“外小城”,以加固内城。次年二月,朝廷拨与苏轼三万贯,一千八百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用于城防建设。为纪念此次抗水经历,又于城东门建筑高楼,涂上黄土,名之曰“黄楼”,意以黄色代表五行中的土,土能吸水,水来无患,并题名“黄楼”以志纪念。黄楼举行落成仪式时,全城万人空巷,苏轼感慨良多,随即写下《九日黄楼作》,以记录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黄楼新成壁未干,清河已落霜初杀。朝来白露如细雨,南山不见千寻刹。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薄寒中人老可畏,热酒浇肠气先压。烟消日出见渔村,远水鳞鳞山齾々。诗人猛士杂龙虎,(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楚舞吴歌乱鹅鸭。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霅。”(《苏轼诗集合注》)其弟苏辙也寄来千言《黄楼赋》,盛赞苏轼治水经过及黄楼壮观景色。如今,黄楼巍立,银波萦绕,不仅成为纪念苏轼率领徐州军民抗洪胜利的历史标记,同时也成为富含历史深蕴的名胜古迹。

北宋神宗时期,徐州灾害不断,熙宁十年发过大水,次年即元丰元年又遇旱灾,徐州百姓再次经受严峻考验。苏轼悯民悲苦,不仅祈雨于民,为民请命于天,还兴修水库、劝课农桑,通过实际行动来切实缓解旱情。两次大灾,苏轼皆与徐州百姓同心协力共同应对,苏轼在徐州百姓心中的位置更加重要了。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春天,徐州遭遇旱灾,对于此次旱情,苏轼在《徐州祈雨青词》中有所描述:“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并写道:“臣等恭循旧章,并走群望。意水旱之有数,非鬼神之得专。是用稽首告哀,吁天请命。若其赋政多辟,以谪见于阴阳;事神不恭,以获戾于上下,臣实有罪,罚其敢辞。小民无知,大命近止。愿下雷霆之诏,分敕山川之神。朝阶齐寸云,暮洽千里。使岁得中熟,则民犹小康。”(《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祈求神灵可怜百姓处境,及时布云下雨,使来年收成有望,并遵照朝廷旨意和百姓愿望,率民至城东十里的石潭求雨。尽管目前对石潭具体位置尚无确论,但苏轼为徐州百姓祈雨事迹确为后人广为诵传,苏轼的《起伏龙行》亦详载其事,即:“何年白竹千钧弩,射杀南山雪毛虎。至今颅骨带霜牙,尚作四海毛虫祖。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碧潭近在古城东,神物所蟠谁敢侮。上欹苍石拥岩窦,下应清河通水府。眼光作电走金蛇,鼻息为云擢烟缕。当年负图传帝命,左右羲轩诏神禹。尔来怀宝但贪眠,满腹雷霆喑不吐。赤龙白虎战明日,(是月丙辰,明日庚寅)倒卷黄河作飞雨。嗟吾岂乐斗两雄,有事径须烦一怒。”(《苏轼诗集合注》)苏轼亲自点燃香烛祭祀山神与龙王,并大声朗读亲笔所写祈雨文章,其文并非一味向诸神乞情,而是痛斥诸神熟视无睹百姓疾苦,陷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动于衷的愤懑之情,体现了苏轼为民请命不惜得罪神灵的自我牺牲精神。

然而,苏轼并非一味迷信,在祈雨同时,亦因地制宜,踏看水源,征集民夫,修筑池塘、水库,用自我救赎的方法来解决日益严重的旱情问题。在苏轼与徐州百姓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此后不久又下了一场雨,徐州旱情有了很大缓解,作物长势喜人,百姓丰收在望。针对这次抗旱后的农业大丰收,苏轼喜不自胜,满怀深情地写下五篇《浣溪沙》,来描绘这幅仲夏丰收的场景。如其一“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瞧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猱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其二“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其三“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其四“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其五“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 沈郎多病不胜衣, 沙上不闻鸿雁信。竹间时听鹧鸪啼, 此情惟有落花知。”(《苏轼全集》)在这组诗中,我们看到一幅幅田园丰收的画面,苏轼的喜悦之情,在“丽日”、“碧溪”、“游鱼”、“黄童”、“白叟”、“麋鹿”、“猿猱”等字里行间跳跃。这种感情的自然流露,恰恰反映了苏轼爱民如子以及与民众同甘共苦的真实心境。

苏轼知徐州期间,不仅在徐州发现煤田,帮助百姓解决冬季的燃料之需,同时还致力于徐州冶铁业的发展,通过利用煤炭为燃料以提高炉温,进而生产出优良的武器和工具,这皆反映了苏轼的民本思想与爱国情怀。

北宋时期徐州虽蕴藏丰富的煤炭资源,但却无人知晓,更谈不上开发利用。而徐州冬季大雪过后,往往柴薪奇缺,出现“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骭。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苏轼《石炭》,见《苏轼诗集合注》)的局面。解决徐州居民冬季的烧柴困难,一直萦绕于苏轼的心头。经过反复考察后,他根据徐州地理环境和已掌握的线索,派人四处找石炭,经过一番细致勘探后,终于在白土镇孤山勘探到到石炭,即“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为此徐州百姓欣喜不已,“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磬万车炭。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解决了民众的冬季燃料问题,民众无忧,苏轼亦高兴的写下《石炭并引》,以记录这一史实:“根苗一发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矿何劳锻。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

徐州四周诸山盘踞,自古为产铁之区,地处徐州东北的利国驿当时就有三十六冶之称,但燃料问题很困难。诗中“北山顽矿”即指利国铁矿,苏轼发现石炭之后,北山的铁矿也可以用本地的煤炭作为燃料冶炼,这对于提高冶铁质量,进而制造优质武器,以战胜北方边境来犯敌人具有重要意义。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专门谈到利国的铁矿业:“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臣中夜以思,即为寒心。使剧贼致死者十余人,白昼入市,则守者皆弃而走耳。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散冶户之财,以啸召无赖,则乌合之众,数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苏轼全集》)可见利国监兵器生产能力之强,利用煤炭为燃料进行冶铁,可以有效增高炉温,进而锻造锋利兵器,来保家卫国,深刻体现了苏轼的爱国情怀。

苏轼任徐州知府其间,天灾人祸致使盗贼猖炽,监狱里人满为患,犯人处境恶劣,苏轼通过改善监狱的卫生条件,采取措施医治病囚,改革监狱陋规,扭转了徐州不良的社会风气,稳定了徐州的社会治安。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出版的《苏轼全集》介绍:公元1078年由于连年灾荒,“饥寒顿仆于沟坑,盗贼充盈於犴狱。”各地囹圄皆满,苏轼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中说道:“今中民以下,举皆阙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正确揭示了平民百姓沦为盗贼的原因,实在是由于连年灾荒和官府横征暴敛所致。徐州死于饥寒者无数,苏轼哀痛不已,专门作《徐州祭枯骨文》:“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穴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监狱里更是人满为患,虐待囚犯,不给医药致死的情况很常见,“囚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无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责者。苟以时言上,检视无他,故虽累百人不坐。其饮食失时,药不当病而死者,何可胜数?”苏轼上书皇帝,要求追究迫害囚犯的狱吏及县令的责任,“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岁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窃惧乎狱吏与犯法者旁缘为奸,检视或有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良可悯焉。《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具为今后诸处军巡院、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岁内在狱病死及两人者,推司狱子并从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系五县以上州,每院岁死及三人,开封府府司军巡院岁死及七人,即依上项死两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狱之官推狱经两犯即坐本官,仍从违制失入,其县狱亦依上条。若三万户以上,即依五县以上州军条。其有养疗不依条贯者,自依本法。仍仰开封府及诸路提点刑狱,每至岁终,会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门下点检。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议更加黜责。”以加强对狱吏的管束和惩办,间接减轻对囚犯的压迫,保护囚犯的生命和健康。

《苏轼全集》中还提到:对于病囚,苏轼也很关心,他提出了一个医疗病囚的具体方法。“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臣愚欲乞军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选差衙前一名,医人一名,每县各选差曹司一名,医人一名,专掌医疗病囚,不得更充他役,以一周年为界。量本州县囚系多少,立定佣钱,以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充,仍于三分中先给其一,俟界满比较,除罪人拒捕及斗致死者不计数外,每十人失一以上为上等,失二为中等,失三为下等,失四以上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从。其上中等医人界满,愿再管勾者听。人给历子以书等第。若医博士助教有阙,则比较累岁等第最优者补充。如此,则人人用心,若疗治其家人,缘此得活者必众。且人命至重,朝廷所甚惜,而宽剩役钱与坊场钱,所在山积,其费甚微,而可以全活无辜之人,至不可胜数,感人心,合天意,无善于此者矣。”犯人的家属万分感激,苏轼同情啼饥号寒的黎民,哀怜走投无路而触犯刑律的囚徒,表现出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此外,在徐州期间,苏轼还改革陋规,整治地方军政。当时朝廷有一条法令,低级军士因公出差,官家不发差旅费,为筹备盘缠只能借高利贷,回来后还得连本加息偿还,以致上下效仿,克扣军饷,造成军政不修,有的成为逃兵,甚至沦为盗匪,逃兵结伙为盗。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京东恶盗,多出逃军。逃军为盗,民则望风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则难敌,法重则致死,其势然也。”苏轼为肃清盗匪,便从官费中省下几百串钱,专做公差补助金,同时严禁军营赌博酗酒,整治军纪,加强训练,“臣自至徐,即取不系省钱百余千别储之。当部送者,量远近裁取,以三月刻纳,不取其息。将吏有敢贷息钱者,痛以法治之。然后严军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饱暖,练熟技艺,等第为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阅,所具见也。臣愿下其法诸郡,推此行之,则军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盗之一端也。”

苏轼知州徐州期间,不仅留下许多诗词丰富了徐州文化,更留下不少文物古迹,为今天徐州旅游业带来了丰厚的效益,影响延续至今。

知徐州期间,苏轼闲暇之余,亦饱览了徐州的山水风物,如云龙山、桓山、百步洪、戏马台、台头寺、燕子楼……处处留有苏轼登临凭吊的足迹。苏轼的此番游历,不仅使其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保护徐州名胜古迹的计划。时至今日,苏轼的这些游迹与文章,不仅成为徐州人民缅怀他的寄托,同时也发展成为一种人文旅游资源,对当今徐州的文化建设实有助益。

徐州有关苏轼文化的风景区建设主要集中在两处:一个是云龙山,一个是故黄河。云龙山是徐州的风景名胜之处,更是苏北名山。山海拔142米,山上树木繁茂,翠叶成阴,挺拔天地,粲然四季。远山常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薄雾,犹如仙境。云龙山上有众多苏轼遗迹:放鹤亭,苏步桥,墨迹“曲港跳鱼”,东坡石床,招鹤亭……放鹤亭位于云龙山之巅,是张天骥所建。张天骥为北宋人士,深受道家思想影响,隐居云龙山。苏轼早年也曾受道家思想影响,因此和他相处十分融洽,苏轼常常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伎到放鹤亭来饮酒。元丰元年十一月,苏轼写了一篇散文《放鹤亭记》: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放鹤亭记》


现立碑文于放鹤亭南侧,这篇文章脍炙人口,近千年来,也使放鹤亭与云龙山闻名于世。

建国之后,毛泽东也曾七次到过徐州,其中两次上了云龙山并留下了与苏轼《放鹤亭记》相关的典故。

第一次是1952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徐州巡察时,在地方官员等人陪同下从山的东麓登上云龙山。毛泽东来到放鹤亭,他说这个亭子与苏轼以及他的《放鹤亭记》分不开的:“1077年,苏轼出任徐州知州,当时刚过不惑之年,奋发有为,政绩卓著,给徐州百姓做过一些好事。在他离任时,徐州百姓成群结队为他送行,有的人挽住苏轼的马头,献花献酒,依依惜别,甚至放声大哭。”“苏轼与张山人是好友。苏轼常与别的朋友登门赋诗、饮酒。这位张山人驯养了两只鹤,并在云龙山顶修建了一座草亭,名为‘放鹤亭’。苏轼为此写了一篇《放鹤亭记》,文情并美,成为流传千古的著名散文。”他背诵了《放鹤亭记》。在亭前,毛泽东看了乾隆皇帝题诗的石碑。他说:“乾隆这个人好题诗。”

又一次,出兴化寺到了放鹤亭。毛主席问,此亭是苏轼《放鹤亭记》里的放鹤亭吗?当时的时任徐州市委书记华诚一便讲了放鹤亭的来历。毛主席说:“你知道的还不少呢。”随后补充道:“‘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这是《放鹤亭记》里说的。亭的一侧有‘饮鹤泉’。”毛主席问道:“此泉是否因放鹤亭而凿?”华诚一回答:“此泉在先,原叫石佛井,传说汉朝后期有一个皇帝见云龙山蜿若游龙,生怕徐州再出皇帝,故下令在山上凿井,以破徐州的天子气。”毛主席看了看,泉内水深三尺,清澈见底,深有感触地说:“事是荒唐,但能在这数丈深的岩石上凿出水来,则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

苏步桥,始建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于1999年重建。因苏轼任徐州知州时,经常到云龙山游玩,曾经不慎掉入这桥下的水沟中,后人在此架起了“苏步桥”。东坡石床位于云龙山西麓,相传苏轼曾醉卧此处,上面刻有苏轼《登云龙山》诗:“醉中走上黄茅岗,满岗乱石如群羊。岗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清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跋文有:“元丰元年(1078年)九月十九日张天骥、苏轼、颜复、王巩始登此山”。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东坡石床,修建了一座醉石亭。在上世纪20世纪末,还专门雕刻了前面的这尊苏轼石雕像。可以说,云龙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苏轼而享誉四方,驰名中外。故黄河是徐州人民的母亲河,故黄河从1855年改道北徙山东之前,在徐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流淌了600余年,至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与苏轼有关的景区有:黄楼、显红岛、百步洪。黄楼是由苏轼建造。显红岛位于百步洪南,相传苏轼带领州民抗洪时,苏姑为救满城百姓献身黄河,徐州百姓在沙洲上捞得苏姑红袍,因此后人将此沙洲命名为显红岛。据有关专家考证,苏轼其实没有女儿也没有妹妹,因此对于苏小妹这个传说很多人也就不太相信,但徐州人民“言之凿凿,信不谬也”,著名的苏轼研究学者龙吟先生经过严密的考证认为苏小妹是苏老先生的义女。总之,不管传说的真实性如何,徐州人民对显红岛的感情确实来自于苏轼,显红岛的建立也是为了纪念那次抗洪胜利。百步洪,又叫徐州洪,在今徐州市东南二里,有百余步,所以叫百步洪。元丰元年(1078)秋,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曾与诗僧参寥游船到此,写下两首诗:“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欲遣佳人寄锦字,夜寒手冷无人呵。”(《苏轼诗集合注》)这些名篇佳作,成为徐州人民珍爱的文化遗产。

苏轼在任时曾有修葺保护徐州古迹的打算,他在《答李昭玘书》中说:“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徐永年主编《东坡选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当时苏轼已奉命调离徐州,还托人对徐州古迹加以保护,精神十分珍贵。

知徐期间,苏轼与百姓患难与共,进而结下不解之缘。在离开徐州之时,苏轼写下《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描述他离任时徐州百姓与其惜别场景:“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吾生如寄耳,宁独为此别。别离随处有,悲恼缘爱结。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 (《苏轼全集》)徐州百姓对苏轼的厚爱,亦使他感慨不已,他在《江城子·别徐州》一词中,深切地表达了对徐州百姓的眷念之情,即“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离徐后,苏轼亦经常想起他的第二故乡——徐州,并有终老于此的想法,正如他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所言:“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苏轼对徐州以及徐州百姓的深情厚谊。

水墨画《东坡出游》(孟庆龙/作)


苏轼与造福为民的千年“苏堤”

苏轼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合计大约五至六年的时间,就是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苏轼在杭州的历史上留下了整治西湖的记载。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任职的时间是公元1069年,那一年苏轼32岁,任的官职是通判,这是地位在知州官之下的地方官。苏轼到任以后,致力于西湖水利和杭州城市发展的调查研究,西湖的疏浚取决于六井的畅通,苏轼决定首先对杭州的六井进行大规模的通畅修复。

公元1070年,修复六井工程刚刚开工,苏轼就被调离杭州。这一走,连苏轼自己也没有想到,十九年后的公元1089年,52岁的他又第二次来到杭州任知州。十九年前疏浚西湖的愿望又一次被他提了出来,当时的西湖情况十分糟糕,湖面因杂草淤塞而大面积缩小,面临湮废的边缘。杭州的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人民生活和整个城市的发展都受到了威胁。西湖一旦湮废,不但沿湖的千顷农田将失去灌溉水源,而且西湖本身的鱼虾菱藕等水生物也将完全丧失。当时,杭州是全国酿酒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西湖一废,酿酒业必定无以为继,朝廷也将失去巨额酒业税源。另外,杭州当时有茆山和盐桥两条运河,它们纵贯南北,都和江南运河相沟通,是杭州城市的交通命脉。在湖水充沛的时期,它们以西湖为水源,不仅河道通畅无淤,而且河水还可以为城市居民所取用。但随着湖水的枯竭,运河就不得不依靠钱塘江水,结果是咸潮倒灌,沿河斥卤,而且大量泥沙会随着咸潮淤入运河,使运河每隔三年五载就必须疏浚,其耗费十分巨大。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西湖的湮废,杭州城居民将陷于咸水和苦水之中,百姓生存都成问题。面对着这样严重的威胁,具有城市建设发展远见的苏东坡作出了全面整治西湖和兴修杭州水系的计划,一面上奏朝廷,一面筹措工程经费,开始对西湖进行大规模的疏浚。

在这次对西湖的大规模疏浚工程中,西湖得到了全面深挖。苏轼下令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在今湖心亭一带全湖景深之处,建立了石塔三座,禁止在石塔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淀。又把疏浚出来的大量淤泥,在湖中建筑了一条沟通西湖南北岸的长堤,堤上修建了六座石桥以流通湖水,全堤遍植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于是,六桥烟柳的景色,使西湖平添了无限妍媚。西湖疏浚以后,全湖又充满了一泓碧水,于是又在运河与西湖沟通之处建筑闸堰,使纵贯城市中心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与江潮隔绝,而使城市东郊的茆山运河专受江潮,两河互不干扰,做到了潮不入市。与此同时,苏轼还征用士兵及民工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六井通,西湖畅,清水遍全城。

杭州因西湖之水而成为北宋规模空前的城邦,跃居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曾描写杭州的富庶是“邑屋华丽,盖十万余家”。苏轼在杭州为官两任,两次为官都整治西湖,兴建水利,繁荣城市,造福百姓。后人怀念苏轼,把西湖长堤称为“苏堤”。“苏堤春晓”,更是而今引人入胜的西湖十大佳景之一。

从徐州云龙湖诞生第一条“苏堤”开始,到西湖“苏堤”,安徽颍州西湖“苏堤”,广东惠州西湖“苏堤”,苏轼为民造福的千年“苏堤”,无疑都印证了他为官的经历和人生的结论。

苏轼在官场人生的起起伏伏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苏轼和苏轼的弟弟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二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期间,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人,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此间,他对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留下后人赞誉的“苏堤”。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同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此间,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就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0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元月,宋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舒州、永州等地任职团练副使等小不起眼的职位。同年四月皇帝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今河南郏县)。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

水墨画《东坡画竹》(孟庆龙/作)


苏轼文学与艺术的主要成就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推官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北宋著名僧人禅师诗人释德洪《跋东坡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李廌六人并称“苏门六君子。”

其《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其《答乔舍人启》亦云:“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主张诗要有为,以“体用”为文之根本。在《答王庠书》中又说:“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

其诗《送李公恕赴阙》说自已的诗文是“杂以嘲讽究诗骚”。《宋史》也说他作诗是“以诗托讽,庶几有补于国”,这都说明他是在有意继承风、骚的讽喻传统。

他在《答毛滂书》中也说:“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

作为宋词豪放派创始人,苏轼的诗现存约两千七百余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清初诗论家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清代温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字云崧)《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词人刘辰翁(字会孟)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天地奇观。”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再是,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1928年4月—2008年6月18日,安丘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唐宋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外国高级进修生及访问学者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中国寓言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栾城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此外,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苏轼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子由其子苏迈、苏过,以及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包括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黄州寒食帖》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洋溢着起伏的情绪。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黄州寒食诗帖》彰显动势,洋溢着起伏的情绪。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起伏跌宕,迅疾而稳健,痛快淋漓,一气呵成。苏轼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还有人将“天下三大行书”作对比说:《兰亭序》是雅士超人的风格,《祭侄帖》是至哲贤达的风格,《寒食帖》是学士才子的风格。它们先后媲美,各领风骚,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三块里程碑。

苏轼晚年用笔沉着,早期书法代表作为《治平帖》,笔触精到,字态妩媚。中年代表作为《黄州寒食诗帖》此诗帖系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遭贬黄州时所写诗两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用笔、墨色也随着诗句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跌宕起伏,气势不凡而又一气呵成,达到“心手相畅”的几近完美的境界。所以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把它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晚年代表作有行书《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等,此二赋以古雅胜,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其最晚的墨迹当是《与谢民师论文帖》(1100年)。其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天际乌云帖》、《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春帖子词》、《爱酒诗》、《寒食诗》、《蜀中诗》、《人来得书帖》、《答谢民师论文帖》、《江上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令子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诗》、《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等。苏轼的书法,后人赞誉颇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黄庭坚,他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再是,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宋代著名画家、诗人),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修心、悟道、自然辟谷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茶道与美食传承的千古佳话

苏轼不仅是中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而且对品茶和美食等也是一位有着较深的研究古代文人雅士。我们通过阅读他的一些诗文,脍炙人口的咏茶美食佳作,也常常会令人“舌根生津”“清爽味美”。比如,他创作的散文《叶嘉传》,便是以拟人手法,形象地称颂了茶的历史、功效、品质和制作等各方面的特色优美散文。

苏轼的一生,因任职或遭贬谪,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处,凡有名茶佳泉,他都留下诗词。如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知州时作有《浣溪沙》一词:“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再现了他思茶解渴的神情。“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是描写杭州的“白云茶”。“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是称颂湖州的“顾渚紫笋”。而对福建的壑源茶,则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一诗中这样写道:“仙山灵草温行云,洗遍香肌粉末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后来,人们将苏轼的另一首诗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与“从来佳茗似佳人”辑成一联,陈列到茶馆之中,成为一副名联。

苏轼烹茶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认为好茶还须好水配,“活水还须活火烹”。他还在《试院煎茶》诗中,对烹茶用水的温度作了形象的描述。他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以沸水的气泡形态和声音来判断水的沸腾程度。苏轼对烹茶用具也很讲究,他认为“铜腥铁涩不宜泉”,而最好用石烧水。据说,苏轼在宜兴时,还亲自设计了一种提梁式紫砂壶。宜兴人为了纪念他,还把这种壶式命名为“东坡壶”,至今流传各地。苏轼对茶的功效,也深有研究。熙宁年间苏轼第一次在杭州任通判时,一天,因病告假,游湖上净慈、南屏诸寺,晚上又到孤山拜见惠勤禅师,一日之中,饮浓茶数碗,不觉病已痊愈。还在禅师粉壁上题了七绝一首:“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还在《仇池笔记》中介绍了一种以茶护齿的妙法:“除烦去腻,不可缺茶,然暗中损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齿间,消缩脱去,不烦挑刺,而齿性便若缘此坚密。率皆用中下茶,其上者亦不常有,数日一啜不为害也。此大有理。”苏轼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据孙月峰(1543~1613,万历年间曾任刑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等职。他的艺术评论著作《书画跋跋》六卷收入《四库全书》,为历代书画家所推重。)所著《坡仙食饮录》记载:“密云龙”之味极为甘馨,苏轼对此奉为至宝。当时苏轼门下有四位得意门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号“苏门四学士”,苏轼待之极厚,每逢四学士来访,苏轼必令侍妾朝云取出“密云龙”来款待。有位廖正一的年轻人入苏门较晚,但苏轼对他的才学却钦佩之至,视为奇才。有一天,苏轼又叫朝云取出“密云龙”,煎水烹茶。苏轼家人以为一定又是四学士来了,但偷眼窥之,来客却是廖明略。由此可知,苏轼珍藏“密云龙”这种品牌的好茶。只有秦观、晁补之、张耒、黄庭坚这四个大名士,也是苏东坡最要好的朋友每来访时,苏东坡才会叫朝云侍妾泡“密云龙”好茶招待。而宋廖正一来访则招待喝“密云龙”,可谓破格相待。在所谓“后四学士”中,恐怕以廖正一与苏轼的关系最为密切,也只有他享受了“苏门四学士”的待遇。他的《行香子》词便专咏“密云龙”。

谈到苏轼与美食,自然绕不开《东坡凉粉》与《东坡肉》的两道国人尽人皆知的佳肴名菜。

相传北宋时期,大文学家苏轼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签书判官时,于凤翔东湖避暑,炎炎夏日无清凉爽口之物下肚,特命人取滨豆(也称作小扁豆)研磨成粉,熬制成糊状,盛入石头器皿中待其冷却后,切成条状,配以盐醋辣椒等佐料凉拌,因其口感爽、滑、并有清凉解暑之功效,之后流传与凤翔民间。后人为纪念他称其为“东坡凉粉”,并流传至今。

苏轼作为文人中的一个美食家,尤其擅长制作红烧肉。据史料记载,苏轼的红烧肉(亦即“东坡肉”)最早是在徐州创制的,后来在黄州任职时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杭州任职时闻名全国。

关于“东坡肉”名字的由来也有很多传说,其中一种传说:相传苏轼在徐州、黄州、杭州三个地方做过“东坡肉”。在任徐州知州时带领百姓抗洪筑堤保城,百姓纷纷杀猪宰羊上府慰劳,东坡推辞不掉,收下后亲自指点家人烧制红烧肉回赠予老百姓。大家食后,都觉得此肉肥而不腻、酥香味美,一致称它为“回赠肉”。

第二种说法: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被贬谪到黄州,见黄州市面猪肉价贱,而人们不大吃它,便亲自烹调猪肉。有一次他食得兴起,即兴作了一首打油诗名曰《食猪肉诗》,诗中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早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此诗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开始争相仿制,并把这道菜戏称为“东坡肉”。

第三种说法:苏东坡二任杭州知州时,组织民工疏浚西湖,筑堤建桥,使葑草湮没大半的西湖重新恢复昔日美景,杭州的老百姓非常感谢他,过年时,大家就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收到后,便指点家人将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醇香分送给参加疏浚西湖的民工们吃,大家吃后无不赞赏称奇,于是“东坡肉”的美名便传遍了全国。

不过无论哪种传说正确,而今名扬四海的“东坡肉”却是货真价实的美味佳肴,令今天的世人也是一饱口福了!

    甲午初秋与梦桥居

2012年10月11日,作家孟庆龙在故乡徐州云龙山放鹤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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